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总统杜鲁门立刻做出了部署，一是提供武器弹药给养和驻远东空军、海军等支援李承晚部队；二是向战场投入地面作战部队和实施空袭；除武装干涉朝鲜内政外，还同时发布侵略台湾的声明，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峡，阻止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即“出兵朝鲜的同时也要出兵台湾”。
美方如此危害中国领土安全的做法，双方不可避免地要进行一场较量了。1950年7月7日周总理主持召开第一次保卫国防问题会议，研究保卫国防、组建东北边防军问题，当日提出“以粟裕为东北边防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毛主席立刻批复表示同意。
但其实在7月6日即会议召开前一天，毛主席就已致电粟裕并告陈毅、饶漱石，要求粟裕于7月18日到北京接受重要任务。是的！粟裕是毛主席首先点将，负责抗美援朝战争的指挥重任。
即使此时粟裕身体状况已经很不好了，高血压、肠胃病、美尼尔氏综合症一直折磨着他，其实更严重的是粟裕将军在水南战役中负伤留下的三块弹片，头部弹片引发的头痛头晕一直折磨着他，平常就用凉水冲头或者在头上戴健脑器缓解疼痛。
特别是他一打仗，就在前方常常几天几夜不睡，曾经的淮海战役时他连续七天七夜没有睡觉，日夜守候在指挥所，注视着战场情况的变化，头疼得受不了，又烫又痛，要么让警卫员反复摁头，或用凉水冲头，要么用看地图来分散疼痛。
粟裕将军考虑到自己的身体状况，恐怕顶不下来，耽误大事，便致电毛主席，提出是不是可以考虑另外的同志，但毛泽东仍坚持要粟裕去。
同年7月10日，周总理又主持召开了第二次保卫国防问题会议，根据两次会议，13日中央军委形成《关于保卫东北边防的决定》，其中对对粟裕拟任职务予以重申，即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决定》还要求抽调国家战略预备队第13兵团和第42军及3个炮兵师等部队,共25万余人,组成东北边防军,调赴东北靠近朝鲜边境地区,在必要时支援朝鲜人民军作战，也就多兵团作战。
当天毛主席就立即批准，同时复电粟裕并告陈毅、饶漱石，让他养病缓来，但仍希望于八月上旬来京。如此安排，是因为部队的调动部署也需要一定的时间，可能要8月上旬才结束。
为什么毛主席如此坚持粟裕？一是除卓越的军事指挥战术外，他在高级将领中，是公认的尤其擅长指挥大兵团作战的人，以其而扬名中外，享有“常胜将军”的美誉，毛主席很信任粟裕，虽对他催促很紧，却又耐心等待。
二是粟裕对出兵朝鲜有所准备，他接到新任务后就立即着手准备工作，让华东军区司令部选配作战的参谋、通信班子以及调查研究侵朝美军的飞机数量和作战能力，并向中央军委建议增调原准备用于攻台作战的三野第九兵团参战。他说道：“毛主席一定要我去，我就不能推辞了，我还是要去的”。
可见他在行动上和思想上，对带兵出征做了一定的准备，这也符合他平常的作战指挥经验，不论是服从全局，主动作为，立足战略全局思考问题；还是坚持调查研究，切实做到，知己知彼，不打无准备的仗。
三是中共中央为粟裕配备了得力的左膀右臂，《决定》除任命粟裕的职务外，同时任命毛主席极度信任的将领以及粟裕的旧识萧劲光为副司令员，萧劲光的老搭档和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东北军区副司令员等萧华为副政治委员。
但为什么赴任呢？最大的原因还是他病情加重了，除了上述讲到的因战伤的后遗症和过度的紧张劳累导致的病情，使得新中国成立后，他的身体就不好了，但解放台湾和华东方面的军事重任，他依然坚持工作。
1950年7月14日，粟裕旧病复发，不仅无法坚持工作，甚至左右环视都困难，吃饭时要把饭菜摆在正面一条直线上，经中央军委、华东局批准，到青岛疗养。但半个月后，病情加重，他托到青岛的罗瑞卿带信给毛主席。
信中说：病情未见好转，但“又因新任务（指抗美援朝）在即”，“心中甚是焦虑，以致愈加不能定心休息”。8月8日，毛泽东回信说，“目前新任务不甚迫切，你可以安心休养，直至病愈”。
面对粟裕的情况，重新任命主帅成了一个比较紧迫的问题，在当时的高级将领中，能指挥多兵团协同作战的有六人，分别是：彭德怀、刘伯承、徐向前、粟裕、陈赓等，特别是美军仁川登陆后，全线进抵“三八线”，同时不断侵入中国领空，对东北边境地区的城镇和乡村进行侦查、轰炸和扫射，以及在公海上无理截击中国商船，这时已是万分火急的情况了。最后时刻，毛主席让周总理派飞机到西安，接彭德怀到京参会。此时的彭德怀听完中央派来的人报告后，他一愣，询问道：
“我已接到北京的电话，是原先通知的汇报会吗？”
来人回复道：
“不清楚，周总理交代说......不能耽误，还要严格保密”
虽然不知道什么情况，但他临走时还是带上西北各地区三年经济恢复计划、调查报告等等这些本就原来打算赴京向中央汇报的内容。
10月4日到北京了解是出兵援朝的战略决策后，彭德怀在知道中央决定派他带兵出征，虽然感到有些突然，也没有很多思想准备，但慨然接受了中央的安排。
10月8日，毛泽东颁发命令，“着将东北边防军改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迅即向朝鲜境内出动，协同朝鲜同志向侵略者作战并争取光荣的胜利”，同时正式任命彭德怀为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委。可见，在出兵抗美援朝的决策过程中，粟裕、彭德怀先后被作为志愿军主帅的人选，其中，中央考虑粟裕的时间最长，但没办法，最后彭德怀仓促受命。
如果要问若粟裕挂帅出征，对决麦克阿瑟，美军会被打成什么样？一是不管是粟裕还是彭德怀带兵出征，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国，美国发动的是退步的、野蛮的侵略战争；而中国发动的是进步的、正义的反侵略战争，都会粉碎美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让麦克阿瑟从傲慢及轻视我军到畏惧我军。二是由于时间仓促，最后司令部指挥机构一直没有建立起来，而出国作战在即，临时上阵的彭德怀已没有充裕时间进行重新组织。毛主席只得决定以边防军所属的13兵团指挥机构升格为志愿军总部。
第二天即10月19日，志愿军正式跨过鸭绿江出战。如果当时9月下旬粟裕病情能好转，可以复命出征，那萧劲光和萧华也就随其出征朝鲜，那司令部指挥机构按之前安的排建立，加上萧华在四野应有足够的威望，能够协助粟裕压得住四野的“骄兵悍将”，又是旧识，又是老朋友，又是老搭档，三人搭配从作战上来说较为有利的。
加上粟裕从最初任命初就一直在准备，按粟裕平常作战指挥经验和理论，详细掌握敌我双方情况，不打无准备之仗，并且用兵如神、不拘成法、出奇制胜......可能在双方不期而遇的第一次战役，会取得更大的胜利，歼灭更多的敌人，而且我军的伤亡会减少很多。
这场战役需要密切注视战局的发展，根据战场情况的发展变化，及时地修正作战计划，提出新的作战方针，以及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条件，捕捉战机，从被动中争取主动，而这是粟裕最擅长的！
那也许指挥机构会正确分析，不会主观对美军估计过高；那可能在战术上会大胆地以主力插到敌人侧后，断敌退路；或可能第66军主力放在龟城东北，摆在内线，当敌人逃跑时也便于截击，如此，胜算会很大。同时，第二次战役结束相比会快一些，在第三次战役开始之前，也许能争取有一定的时间进行整顿，兵员也能休息，休息期间也更易于就地借粮......不会这么快的投入战斗。
但不管是有一定时间准备还临危受命，都无法改变苏联拒绝空援的事实。苏联空军无法支援中国人民志愿军作战，双方武器、装备的悬殊，我们能靠的只有人，靠我们的步兵和美国的海、陆、空联合兵种作战肯定会付出巨大的牺牲......但其实最严重的是后勤供应，特别是第二次战役后期，当时美军的后勤补给已经达到13个后勤人员供应1个美军士兵的水平，而中国军队的后勤补给却是1个后勤人员至少要供应几百名中国士兵的作战需要。
中国军队还没有系统的后勤供应系统，没有专门的后勤部，仓促成立的几个后勤分部组织不健全，力量不充实，在美军轰炸机不分昼夜的封锁下几乎没有办法有效地开展工作，因为敌机发现哪里有炊烟，马上就会狂轰滥炸，即使白天也不能生火做饭，而沿用国内解放战争时“就地筹粮”、“部队各自解决吃饭问题”的老办法根本行不通。
向三八线追击的中国军队常常行进在上百里的“无人区”内，即使有异国的百姓，负责筹粮的军官跑断腿也无法满足部队的需要,当时，志愿军基本一把炒面一把雪......只要打起仗来，在饥饿中冲锋的现象在志愿军各部队中极为普遍，冬天来了，士兵们很多人还没有御寒的棉衣。
第42军曾发生过这样一个故事：在零下20度的气温中，士兵们还穿着草鞋。上级给1个班的士兵发下一双棉鞋，全班的人都舍不得穿，于是规定谁站岗谁就来享受这份奢侈。结果，整整一个冬天，经过无数次在严寒中的残，在这个班从前线撤下休整的时候，棉鞋酷战斗，这双棉鞋居然没有丢失，也没有损坏被完整地移交给了接防的兄弟部队。最主要的是志愿军的指战员们已是极度疲惫了。
中国军队几乎全部的作战行动都是靠步行，残酷的战斗之后往往是长途的奔袭，很少有部队能够冒着敌机的轰炸扫射而沿着平坦的公路前进。前进的路上山峦越险峻，中国士兵就越感到安全，可这样中国士兵付出的是极限状态的体力。
于是12月8日彭德怀致电报给毛主席，提出在歼灭敌一部后“在三八军线以北数十里停止作战......等我充分准备，以便明年再战时歼灭敌主力。”13日，毛泽东复电给彭德怀电，通报了有关朝鲜战争的国际形势，并明确指示“要越过三八线”。这意味着，在很短的时间内，志愿军将要投入新的战役了。
如前面讲述，如果是粟裕出兵，第一次战役大胜的情况，第二次战役依然艰难，但也许结束相比会快一些，也许能争取有一定的时间进行休息整顿，不会这么快的投入战斗-第三次战役。1958年2月14日，粟裕与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外交部长陈毅等人一起组成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朝鲜访问，粟裕的主要职责是慰问志愿军和部署撤军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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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善其身
硬仗苦仗硬仗，还是彭总刚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