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友友，是一名25岁的脑瘫患者。由于错过了最佳训练阶段，我失去了行走能力，如今日常出行只能依靠轮椅。为何会错过那关键的训练期呢？这得从5岁时的经历说起。那年，母亲说要带我去旅游，我们乘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抵达上海。到上海后，母亲把我独自留在一家饭店里。她跟饭店老板娘交代，给我煮一份饺子，还说自己出去打个电话，可这一去就再也没回来。紧接着，此前一路都未露面的父亲找到了我，称要带我去打预防针，之后再去找母亲。结果，我又被孤零零地留在了陌生的医院。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饭店老板娘再度出现，她带着我做了脑部检查，随后将我送进了儿童福利院。长大后的我，萌生了寻找父母的念头，然而这一想法却遭到福利院领导的重重阻拦。他们不许我与外人接触，甚至没收了我的手机。好在有好心人和志愿者伸出援手，在他们的帮助下，我成功报警求助。
（12岁时拍的证件照，那是我小时候留存下来的唯一一张照片）我本名赵中友，大约出生于1999年7月6日。我的一只耳朵有耳仓，臀部有黑色胎记，左肩膀附近还有一处类似疤痕的胎记。在我的记忆里，母亲温柔又美丽，我对她十分依赖，因为她总是将我抱在怀里，那种感觉让我特别有安全感。后来我才明白，母亲总抱着我，是因为我患有脑瘫，根本无法自行行走。印象中，除了父母，我还有外婆。但我并未和他们一同居住，而是辗转在不同家庭借住，照看我的都是些年事已高的人，大概50到60岁左右。其中有一户人家住的是出租屋，一次人口普查过后，他们带着我搬了家。那时，我从他们口中听到一个与地址有关的词——“阳光”。至于是阳光小区还是阳光社区之类的，我并不清楚，毕竟那时我才4、5岁。不过我记得我生活过的地方，进出都需要刷门禁卡，周边有喷泉，还有儿童游乐设施，我也玩过滑滑梯。晚上会有宵夜吃，饮食方面常常能见到一些海产品。尽管居无定所，母亲还是会时常来看我，每次来必定会给我买橙子。我不喜欢吃橙子果肉，总是用勺子挖里面的橙汁喝。印象最深刻的是，母亲每次来看我，都拖着一个黑色行李箱。相比之下，我见到父亲的次数少之又少，简直可以说是寥寥无几。记得有一次，我跟母亲说我不喜欢父亲抱，觉得母亲抱着才安心。当时母亲跟我说，那是因为我年纪小，小孩子通常都更黏母亲一些。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先天性脑瘫，反正小时候一直在接受治疗，打针、复健之类的从未间断过。虽然我无法行走，但在其他生活方面，我还是能够自理的。小时候，母亲常常让我背靠着衣柜练习站立。我调皮捣蛋惹她生气时，她也从未动手打过我，实在气极了，就罚我光着脚在石子路上扶着东西行走。最后一次和母亲相处的场景，我至今记忆犹新。大概是在2004年到2005年期间，那天，外婆和母亲一起来看我。母亲打扮得格外明艳动人，她身着一件白色绒毛大衣，搭配蓝色牛仔裤，脚蹬一双黑色高跟鞋，扎着马尾辫。我满心好奇地问外婆：“母亲今天怎么穿得这么漂亮呀？”外婆回答我说，因为母亲要带我出去旅游。
（记忆中并没有烫伤经历，养父母说这是“官花”）走过一段长长的红色木质扶手楼梯后，外婆把我放在楼下门口的地垫上，说母亲要去给我买些零食，毕竟路途遥远，怕我在路上会饿。我沉浸在即将出游的兴奋之中，却丝毫没有料到，这会是一趟有去无回的旅程。或许是上天怜悯，火车一路上走走停停，中途好像还进行了维修。那是我出生以来，和母亲独处时间最长的一次。母亲抱着我坐了三天三夜的火车，终于抵达上海，出站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母亲带着我走进一家饭店，让我坐在一张塑料凳子上。她转身跟饭店老板娘说我一整天都没吃东西了，麻烦煮份水饺给我，她出去打个电话。说完，母亲还把电话卡拿到我眼前晃了晃，我认出那是公共电话亭用的磁卡，便乖乖地坐在那儿等。饺子端上桌了，母亲却还没回来，我突然心慌意乱起来，于是大声呼喊：“妈妈！妈妈！饺子煮好了，你快来吃呀。”可不管我怎么大声喊叫，母亲都没有出现。我吓得大哭起来，而且哭声越来越大。在安静的饭店里，我的哭声格外刺耳，饭店里的客人都朝我这边看过来，老板娘赶忙过来安慰我。就在我哭得声嘶力竭的时候，之前一直没露面的父亲，突然像从天上掉下来似的出现了。他一进店就问：“这个男孩怎么了？怎么一直在哭？”老板娘跟他解释了我哭的原因，接着父亲说：“那你把他交给我吧！”老板娘很疑惑，问他是谁，父亲这才表明自己的身份。然后，父亲说当天是我打预防针的日子，还跟我说打完预防针，就带我去找母亲。出门后，父亲带着我上了一辆车，去了附近的医院。在等待打预防针的时候，父亲让我坐在走廊的长椅上，说他出去有点事，等我打完针就来接我。可我打完针后，再也没见到父亲的踪影。还没从母亲突然消失的惊恐中缓过神来的我，似乎隐隐约约意识到有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我再也控制不住，放声大哭起来。而这一次，无论我哭得多么大声，都没有亲人出现在我面前。我惊恐万分，一边大哭，一边四处张望，寻找父亲的身影。出乎意料的是，之前饭店的老板娘出现了。
（我期望自己能像野草一般顽强）她走过来把我抱起来，带着我去了另一家医院，还做了脑部检查。当检查报告出来，医生说我的脑部情况不太好时，老板娘把我送进了上海儿童福利院。我还记得给我做登记的是个男子，老板娘详细地讲述了我被遗弃的经过。就这样，那年冬天，我留在了福利院。或许是从小就习惯了在不同地方居住，到了福利院我也没有哭闹。看到有其他小朋友，我还满心好奇。那时候，国家有寄养政策，以此来减轻福利院的负担。我们会被送到不同家庭寄养，在上海市儿童福利院待了半年后，我被分配到了安徽省宣城市福利院，随后又由那边的福利院把我送到了养父母家。养父母家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们每个人都对我很好，会竭尽全力满足我的需求。只是我到他们家没多久，姐姐和哥哥就先后成家了，但我们的感情依旧亲密无间。我在养父母家度过了10年有家庭温暖的时光。我特别喜欢他们，不仅是因为他们对我关怀备至，还因为他们的口音和我母亲很像，听起来就让人感觉亲近。变故发生在2014年11月，我的养父突发心脏病，病情十分严重，需要做手术。当时养母忧心忡忡，一方面担心养父的病情，另一方面又顾虑我在家里没人照顾。养母两边奔波，很快就力不从心了。无奈之下，养母联系了福利院，只能把我送回去。那一年，我15岁。11月18日回到宣城福利院后，我用福利院阿姨的手机给养父母打电话报平安。之后就很少联系了，因为没人肯借手机给我，他们说领导不允许我和外界联系。那时我没有自己的手机，最后一次和养父母通话是在2017年2月18日，当时我要转回上海福利院。后来我有了手机，第一时间就打给养父母，没想到他们都换了电话号码，我们彻底失去了联系。
（我想给它一个家，以此弥补我没有家的遗憾）按照规定，年满18岁的我必须回到上海。在安徽福利院待了三年后，我再次回到上海。但我已不再是儿童，所以去了另外一家福利院。过不了多久，我还得转到其他福利院去。从小就在不同家庭和福利院之间辗转，按理说我应该习惯了。可每当看到电视上那些孤儿与亲人团聚的画面，我依然会思绪翻涌。我想念我的母亲，每到深夜，在梦里我总是在母亲温暖的怀抱和温柔的笑容中，然后泪流满面地醒来。尽管20年来，我从未忘记母亲的模样，但真要描述她的长相，我却怎么也说不清楚。不过我觉得自己和母亲长得很相像，不知道母亲要是见到我，能不能认出我来？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对父母的思念愈发浓烈。不管他们当初带我去上海是出于什么目的，我都感激他们给予我生命。我想他们当时肯定有不得已的苦衷，现在的我，只想回到父母身边，结束这漂泊不定的生活。我比任何人都渴望安稳，所以一心想要找回父母。这个想法一出现，我就去找了福利院的领导，希望能从入院登记信息里找到一些线索。可领导却对我说，我就是被抛弃的，别再找了。我真的是被抛弃的吗？那母亲为什么要大老远带我去上海呢？如果要抛弃我，在当地抛弃不就行了？而且我小时候一直都在接受治疗，这说明父母并没有放弃我啊。医生说我现在不能行走，是因为错过了最佳治疗年龄。要是我没有和父母分开，要是治疗没有中断，我现在是不是就能像正常人一样行走了？这个问题我想过，但我并不为此纠结。现在我坐着轮椅也能行动，智商也没受影响。
（这是我现在的模样）大概在2019年，一个偶然的机会，我通过手机号搜索发现，我养父母的儿媳妇在更换电话卡之前注册过一个平台账号。我立刻添加了那个号码，然后通过她又联系上了养父母一家所有人。电话接通的那一刻，我的养父母都哭了：“怎么这么久都不打电话回来，我们太想你了！”我跟他们解释了我的情况后，养父母一家非常支持我寻找亲生父母，他们希望我能有一个安稳的家。每次看到电视上那些孩子找到自己父母的场景，我都特别感动。我觉得他们能找到，我也一定能找到。况且现在科技这么发达，希望还是很大的。怀着这样的希望，我给一个寻亲电视栏目组打了电话，工作人员建议我先到“宝贝回家”平台做个登记。2023年9月22日晚上10点，在志愿者的协助下，我成功在该平台登记了寻人信息。9月28日，我还进行了采血入库。祖籍分析推测出我的祖籍在福建漳浦县溪坂村，姓翁。可奇怪的是，当地村委会和民政部门都核实不到我的相关信息，就连警察都觉得疑惑。按道理，我离开父母的时候都5岁了，不可能没上户口啊。自从我的寻亲信息发布出去后，得到了很多爱心人士的帮助。有一位四川的爱心人士了解到我的情况后，每个月都会转给我七八百块零花钱，正是这笔钱帮我解决了后续的危机。得知我要寻亲，福利院的领导不仅不帮忙，还禁止我发布照片，不允许我和外界的人接触。我没想到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但我告诉自己不能放弃。于是我咨询了当地律师，律师告诉我，在我国，除了公安机关以外，没有任何福利机构和执法单位有权干涉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像我遇到的这种阻拦情况，应该向当地公安机关报案。
（这是我曾经住过的福利院）后来我跟志愿者说，福利院肯定还会有下一步动作，我得提前做好准备。我请求志愿者帮我买一部手机，用四川那位爱心人士资助我的钱转给志愿者，志愿者又用自己的身份证帮我办理了一张新的电话卡。为了能让我顺利拿到手机，志愿者想尽了办法。他们在手机包装盒里装了些零食，还用特殊包装纸把手机包起来，这样即便福利院的人拿到手机盒，也不会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果不其然，福利院很快就扣下了我的手机和电话卡，他们想彻底切断我与外界的联系。于是我选择了报警，面对警察的询问，福利院方面否认不让我寻亲。在有关部门的协调下，福利院放弃了对我的监管权，现在我可以正常上网聊天了。拿回手机后，在志愿者的帮助下，我及时和福建当地的打拐办取得了联系。他们说我最好能到福建当地去走访调查，考虑到我是残疾人，他们让我到了那边联系他们，还会派人陪我一起走访。我跟他们说我很想去，可福利院不允许，这成了我目前面临的一个大难题。在没有找到父母之前，我没办法离开福利院。所以走访工作只能依靠公安部门和志愿者帮我完成，而采血对比需要父母双方都采血，这样成功率才高。我也和福建漳州那边的村委会联系过，可他们告诉我，当地翁姓家族有4000多号人，排查难度非常大。有人问过我：“如果可以选择，你是愿意待在福利院，还是回到亲生父母身边？”我说如果能重新选择，我肯定不会再来福利院。可人生哪有那么多如果呢？自从离开父母，我就再也没有好好看过外面的世界，我做梦都想回到父母的怀抱。我想有些感受，只有亲身经历过才能体会，有家的人永远无法理解没有家的痛苦。到底是被遗弃还是走失，我觉得我必须去探寻真相。哪怕结果不尽如人意，我也能坦然接受。我想，有这么多人支持我，我一定能找到我的父母。找到父母的这份期望，让我对未来充满希望。在此，我也恳请福建漳州翁姓家族的叔叔阿姨们去做DNA入库，让我能尽快找到父母，谢谢你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