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
这是包拯出任端州知州时，对自己为人处世原则的秉持。
而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纪检部门也出现了一位铁面无私、公正严明的“女包公”——刘丽英。
改革开放后，刘丽英参与查办了许多威名赫赫的大难要案，诸如倪献策案、邓斌案、李真案以及慕马案。
无一不是在当时掀起了一阵风浪的惊天大案，但刘丽英始终站在反腐前线，刚正不阿，不畏权势，实事求是的进行调查取证，力求还原真相、维持正义。
“我办的案子都是板上钉钉还要拐个弯，查完以后，钉了钉子还不行，还得拐弯儿，钉能拔出来，拐弯就拔不出来了。”
那么这位纪检“铁娘子”的身上，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公安转纪检，青天女包公
1932年，刘丽英出生在山东东平，刘家并非大富大贵之家，只是一个普通家庭，但好在父母一视同仁，并未因为她是个女孩，就忽视她、压榨她，而是从小就送她去上学读书，给了刘丽英学习的机会。
这也让她能在那个动乱的年代里，接触到了进步思想，极大的拓宽了视野，增广了见识。
1947年，15岁的刘丽英加入了东北民主青年同盟会，次年就考上了哈尔滨公安干部学校，在那里她接受到了系统的公安培训。
只深造了短短几个月，刘丽英就在毕业后被分配到了沈阳市公安局工作，从基本的科员做起，一路干上了科长。
1963年，刘丽英被调任沈阳市公安局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彼时的她刚好30出头，却已经有着非常丰富的工作经验了。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没过多久，一场席卷了10年之久的动荡扑面而来，刘丽英也在时代的浪潮下，被下放到了农村劳动，遭受了种种磨难。
但让她难以接受的，却是在这场动乱中，接连失去了父亲、母亲以及丈夫，亲人与爱人的相继离去，这对刘丽英来说无疑是沉重的打击。
她的身体上至今还留着铁铐的痕迹，思想上也永远抹不去痛失所爱的悲苦。
好在刘丽英没有一味沉浸在悲痛之中，而是勇敢地同“造反派”们作斗争：
“是我的问题，天掉下来我担着，不是我的问题，针尖大的也没有！”
“四人帮”被粉碎时，刘丽英已经恢复了工作，担任沈阳市公安局副局长，并参与了江青的审判，她在法庭上表现出来的公正、严谨和威严的一面，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让刘丽英这个名字，逐渐为人所知。
这一次的审判让刘丽英一战成名，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推进，无数的机会和诱惑出现在了一些干部面前，有些人没能抵挡得住糖衣炮弹的引诱，一失足成千古恨，摇身一变成了国家和社会的蠹虫，贪赃枉法俨然成风。
为了遏制这股不正之风，党中央决定成立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纪检部门，在这100名委员中，刘丽英凭借着出色的工作能力，和一丝不苟的工作态度成功当选，于1979年被调任中央纪委工作。
此时的她46岁，人生轨迹从公安转向了纪检工作，一走就是20多年。
当时中央纪委只有两个检查室，一个负责企业、经济领域，另一个则是针对党政机关和公检法，刘丽英便是第二室副主任。
彼时局面刚刚稳定下来，所以这支新成立的纪检部门干的第一件事，还是拨乱反正，对冤假错案进行重审、重判。
本就有着十几年公安经验的刘丽英，自然被被委以重任，1981年，刘丽英的工作重点从二室转到了三室，主管东北、华北地区的8个省市。
当时人少案子多，刘丽英为了不出意外，经常忙到半夜一两点，即便如此，对待每一桩案件，她都要求严明，绝不允许有任何的漏洞。
“办案一定要‘板上钉钉带拐弯’，就是你这个案子查完以后，钉了钉子还不行，还得拐弯儿，钉能拔出来，拐弯就拔不出来了。”
1983年，刘丽英担任中纪委常委，也就是在这一年，她接到了山西运城纪委干部张戈寄来的一封“鸡毛信”。
信中张戈反映当地的一些领导干部私自挪用公款，不仅把扶贫的救济款塞进了自己的腰包，还公器私用，将国家建材用来建造自己的私宅。
张戈本人更是因此遭到了恐吓和威逼，收到举报的刘丽英当即赶往运城，秘密进行调查，最终掌握了确凿的证据，一面给张戈平反，一面将那些贪污枉法的干部一一曝光，并进行了严厉的惩处，作为全国示范的典型。
这起案子让刘丽英打开了知名度，也给运城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甚至“女包公”这个美名，便是从运城传出来的。
只不过对刘丽英来说，无论名声的好坏，都只是天边的浮云，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才是她一生的追求。
“什么‘包公’、‘青天’，咱们纪检干部就是干这个的，就应该认真查办案件。”
纪检铁娘子，一生办铁案
“鸡毛信”后，刘丽英在反腐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前前后后参与了不少闻名全国的大案要案，比如当时第一个被判刑的省长——倪献策。
1985年，中纪委接到举报，称江西省省长倪献策有多次违法乱纪，当时中纪委曾先后派过三个调查组前往江西，奈何倪献策在当地经营多年，遍地都是人脉，处处都是关系，真可谓树大根深，很难抓到实证。
经过多方考虑，最终决定由刘丽英带队前往搜证，最终经过几个月的秘密蹲守和调查，刘丽英成功拿到了倪献策违法乱纪的铁证。
1987年，倪献策落马，消息一经报道，举国震惊，他也因此成了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被查处的省级干部，怎么不算“青史留名”呢？虽然留的是臭名和骂名。
但真正让刘丽英轰动全国的，还是1994年的邓斌案。
一个普通的工人，却因为一张能说会道的巧嘴，邓斌做起了投机倒把的生意，短短6年的时间，就靠着非法手段集资32亿元，光是被她拉下水的单位和个人，就超过上百个，其中更是扯出了不少党员干部。
比如北京市副市长王宝森、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等等。
邓斌案后，刘丽英的名字迅速走火全国各地，她成了贪官们的克星，也成了老百姓的希望。
在这之后，刘丽英又连续攻克了李真案与慕马案，年近70的她，不顾身体的病弱，全靠着钢铁一般的意志和手段，奔波在反腐的道路上、正义的大道中。
“我们查别人的问题，自己不能有问题，自身过硬是我们纪检队伍的传统。”
这是刘丽英立身处世的准则，也是她工作的底线。
别看她在查案中雷厉风行、铁面无私，生活中的刘丽英却是一个低调简朴，与人为善的寻常老人。
她始终秉持着共产党人节俭朴素的生活作风，书房里的书桌一用就是三十多年，也从不为自己和家人谋求私利，反而严肃告诫着家人，不允许中饱私囊，更不允许收取贿赂，在她这里打探消息、替人求情。
“党的纪律是铁的纪律，对谁都一样。”
刘丽英正直无私，执法如山，既不贪权，又不牟利，更不重名，她所求的不过是一个公正严明，为人民谋福利、求公平。
2002年，刘丽英正式离休，在16年后，她仍然能无比坦然的说出自己所办的案子，无一不是铁案，无一不是能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真相。
而这份坦然的态度，正是她办案时的严谨和负责浇灌出来的底气。
2024年9月30日，刘丽英在北京病逝，享年92岁。
这位铁面无私的“女包公”，终于走完了自己清正廉明的一生，去和她的父亲、母亲以及丈夫团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