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密是隋末唐初的耀眼明星。此人做过隋朝楚国公杨玄感的谋士，后来凭借聪明才智和军政能力，领导瓦岗义军纵横中原，成为隋末唐初的乱世枭雄。但因为其“空降干部”的身份，不仅无法有效整合瓦岗义军，反而加剧了麾下各派势力的裂痕，最终身死道消。
研究李密的兴亡过程，对研究古往今来的各种空降干部的命运，其实蛮有意义的。接下来，我们开始进入正文，聊聊李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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隋末唐初的显赫人物，大多出自关陇贵族，而关陇贵族的源头，便是宇文泰设立的“八柱国—十二大将军—二十四开府”等府兵体系。一般来说，祖辈在宇文泰时代的府兵体系地位越高，后代的政治待遇就越丰厚。例如隋文帝杨坚是大将军、随国公杨忠之子，唐高祖李渊是柱国、唐国公李虎之孙。李密，便是宇文泰时代的柱国、魏国公李弼之曾孙，和杨坚、李渊同出一源。但不同的是，杨坚和李渊都是家族嫡系，继承了家族数十年积累下来的政治资源，李密则是家族旁系，能继承的政治资源实在有限。关于这一点，史料记载的很清楚。《新唐书·本纪·卷一·高祖》写道：“天赐生虎，西魏时，赐姓大野氏，官至太尉，与李弼等八人佐周代魏有功，皆为柱国，号八柱国家。周闵帝受魏禅，虎已卒，乃追录其功，封唐国公，谥曰襄。襄公生昺，袭封唐国公，隋安州总管、柱国大将军，卒，谥曰仁。仁公生高祖于长安，体有三乳，性宽仁，袭封唐公。”
李虎受封唐国公，李昺、李渊袭封唐国公，继承次序明明白白。《周书·卷十九·列传第十一》写道：“（杨忠）进位柱国大将军。武成元年，进封随国公，邑万户......寻薨，年六十二，赠太保、同朔等十三州诸军事、同州刺史，本官如故。谥曰桓。子坚嗣。”杨坚继承了杨忠的随国公爵位。
《周书·卷十五·列传第七》写道：“及晋公护执政，朝之大事，皆与于谨及弼等参议。孝闵帝践阼，除太师，进封赵国公，邑万户......谥曰武，寻追封魏国公，配食太祖庙庭。子耀，次子辉，尚太祖女义安长公主，遂以为嗣......耀既不得为嗣，朝廷以弼功重，乃封耀邢国公，位至开府。子宽，大象末，上大将军蒲山郡公。”李弼的次子李辉娶了宇文泰之女，便继承了魏国公的爵位，其长子李耀虽然被封为邢国公，但官职仅仅是开府。李耀之子李宽，凭借战功晋升为柱国大将军，号称名将，爵位却仅仅是蒲山郡公。李密，即蒲山郡公李宽之子。
以上梳理出来的人物履历，说明一个问题——杨坚是关陇二代，李渊是关陇三代，他们凭借家族嫡系的身份，始终位于关陇贵族的核心圈。李密是关陇四代，不仅辈分小，还不是家族嫡系，无法获得家族势力的绝对支持，必须以事功来保住政治地位，沦为次一等关陇贵族。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密要想掌大权做大事，就不能按部就班，必须走捷径，编织自己的人脉网，获取立功上位的机会。
于是，经过一番苦心经营，李密和隋朝权臣杨素家族勾搭起来，做了杨素长子杨玄感的亲密战友——“与杨玄感为刎颈之交。”在宇文泰时代，杨素家族岌岌无名，“八柱国家”成型的年代，杨素之父杨敷仅为食邑八百户的侯爵，在消灭北齐的战役中，杨素又以军功获封清河县子、清河郡公。
直到随国公杨坚代周建隋，杨素才以门生故旧的资历，获得杨坚的重用，陆续晋升上柱国、越国公、尚书右仆射，隋炀帝杨广做皇帝时，杨素更是晋升为尚书令、司徒、楚国公，进入隋朝的最高层。李密和杨素家族结交，颇有次等贵族抱团取暖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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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杨玄感的亲密关系，极大改变了李密的命运。可能是“隋朝篡周”的过程太容易，那些关陇贵族便对杨氏皇族缺乏敬畏，以至于都有一种“我上我也行”的心态。承袭杨素“楚国公”爵位的杨玄感，就是其中之一。早在隋炀帝杨广继位初期，杨玄感就认为，自己的家族地位尊崇，隋朝的文武百官都是杨素旧部，隋炀帝杨广又猜忌刻薄，正是做大事的绝佳时机啊，于是他便准备起兵造反，拥立秦王杨浩做皇帝。
但叔叔杨慎劝他，隋朝没有大乱，杨广没有失去人心，现在起兵不是时候，再等等吧——“士心尚一，国未有衅，不可图也。”杨玄感觉得有道理，暂时打消了起兵造反的念头。到了公元613年，杨玄感的机会来了。
那年，杨广再次出兵征讨高句丽，准备用强大的兵威安定隋朝的东北边疆。为了确保粮食和兵员顺利运到前线，杨广命杨玄感镇守黎阳，负责粮食和兵员的转运工作。黎阳在河南鹤壁境内，隋唐大运河永济渠和黄河的交界处，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堪称中原枢纽。正因如此，隋朝在黎阳设立黎阳仓，囤积了百万石粮食。杨广命杨玄感镇守黎阳，其实把身家性命托付给他。
但，早已有反心的杨玄感，面对高句丽战役激化的鼎沸江山，又岂会甘愿为杨广效力？于是，刚到黎阳，杨玄感就联合大批关陇贵族子弟，扯旗造反。李密做为杨玄感的亲密战友，自然不可能置身事外。杨玄感刚举起反旗，李密便奔赴黎阳，被杨玄感任命为“谋主”，随后，李密给杨玄感献上三条计策——上策是聚集义军，挥师向辽东，和高句丽的军队夹击杨广，起到“擒贼先擒王”的效果，到时候天下无主，任由杨玄感摆布。
中策是西行入关中，夺取关陇做为基业，形成西魏、北周那种针对关东的居高临下态势，割据一方，再图后事。下策是就近攻取洛阳，以黎阳仓、洛口仓、回洛仓的粮食，和杨广的东征军、长安的留守军打持久战。如果走这条路，那么各方必互有胜负，成败未可知。
这三条策略，上策的成功率看似最高，其实最为冒险。因为杨玄感统兵向辽东，便是把后方全部让给隋朝官军，那么忠于杨广或者希望借此立功的将领，必然全力追击杨玄感，到时候杨广的东征军和隋朝官军两面夹击，杨玄感不一定能打赢。
而河南是四战之地，魏晋南北朝时一直都是政权博弈的战场，尽管此时粮仓众多，但仍然不适合做根据地。李密的三条计策中，最恰当、最稳妥的就是中策，夺取关陇做根据地，做下一个苻坚、宇文泰、杨坚。这些道理，杨玄感自然是清楚的，问题在于，他看似有三个不同的选择，但以他的条件，能选的只有一个——就近攻取洛阳，和杨广的东征军、长安留守军打持久战。为什么？
因为杨玄感部下的家属都在洛阳，如果不能攻取洛阳夺回家属，没人愿意冒着九族消消乐的风险，追随杨玄感西行入关。于是，杨玄感和李密说道：“公之下计，乃上策也。今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不取之，安能动物？且经城不拔，何以示威？”
在这样的背景下，杨玄感起兵之后，始终在河南一带作战，不仅没有取得较大的军事成果，更没有打开政治局面，最终被来护儿、宇文述等人围攻而败。李密做为杨玄感的谋主，至此丧失了在隋朝体制内晋升的希望。
此后数年，李密流亡江湖，先后依附郝孝德、王薄等部义军，并在王当仁、王伯当、周文举、李公逸等部义军间行走联络，逐渐成为隋朝体制外众人皆知的英雄豪杰，声名鹊起。公元616年，李密察觉到，诸部义军中，瓦岗的翟让实力最强，于是孤身上瓦岗，依附于翟让。此次重出江湖，成为李密崛起的起点，但他重出江湖的方式，决定了这是他下一次败亡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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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瓦岗义军的李密，属于“有背景但无势力”的空降干部，而那时的翟让已经聚众万余人，又有同时起义的单雄信、徐世勣等嫡系人马辅佐，典型的瓦岗义军代表人物。李密要在瓦岗义军出人头地，只能依靠自己的能力。在这样的背景下，李密做了三件事。其一，李密说服翟让，允许他招揽周边的小股义军，壮大瓦岗义军的力量。没有任何成本就能壮大实力，翟让能拒绝？于是，李密和早已相识的王当仁、王伯当、周文举、李公逸等人谈判，他们认为“斯人公卿子弟，志气若是。今人人皆云杨氏将灭，李氏将兴”，便接受李密的邀请，入股瓦岗义军。
虽然这些人都有自己的嫡系军队，但他们是因为李密才加入瓦岗义军的，那么翟让要统帅这些人，就必须通过李密。李密，从此成为瓦岗和其他义军的中间人，得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其二，李密向翟让提出发展方向，即攻取荥阳郡县，做为义军的根据地，以此来供养兵马、开疆拓土。翟让接受了李密的意见，亲自攻取金隄关和大量的荥阳郡县，但在这个过程中，荥阳通守张须陀统兵来攻，翟让大败，又是李密提供了合适的战术，并亲自统兵击败张须陀，挽救了瓦岗义军。
成功攻取荥阳郡县，说明李密的路线成为瓦岗义军的指导路线，击败张须陀，说明李密的军事能力远超翟让。凭借这两项功劳，翟让再也不能无视李密，于是，李密在翟让之外，另立“蒲山公营”，开始有了独属于自己的兵马。
其三，李密提议东征洛阳并夺取粮仓，一旦成功，便可以招兵买马进一步壮大实力，同时除去隋朝苛政，获得政治上的影响力。这种改天换地的大事，已经超出翟让的能力范围，于是翟让说道，我做不了这么大的事，你要能做就做吧，我听你的指挥——“此英雄之略，非仆所堪，惟君之命，尽力从事。”
不久，李密制定了详细的战略战术，以七千人的兵力攻取兴洛仓，然后开仓放粮招兵买马。稍晚一些，李密又击败虎贲郎将刘长恭的两万五千官军，瓦岗义军至此雄踞河洛。翟让非常清楚，瓦岗义军能走到这一步，全是李密的功劳，而这种能文能武的贵族子弟，显然不是自己能压制的。
公元617年2月，翟让退位让贤，拥戴李密为瓦岗义军的统帅，号“魏公”。从流亡江湖到河洛称尊，李密仅仅用了一年时间。火箭崛起固然荣耀，但崛起的速度太快，意味着根基不稳。对于李密这种空降干部来说，根基不稳却位高权重，那不是荣耀，而是催命符。
要想改变命运，成为真正的魏公，李密需要一个完备的政治班底。但李密组建政治班底，有两个难以跨越的门槛——李密不是关陇贵族的核心成员，无法代表关陇贵族的整体利益，更无法号召执掌地方和隋朝官军的关陇贵族成批倒戈。
李密不是义军的初代领袖，没有起义的嫡系班底，即便有些义军归附于他，他也很难拆分、整合这些义军，只能和归附义军建立松散的联盟关系。贵族不是贵族、义军不是义军，李密的身份非常尴尬。
李密要组建政治班底，有且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尽可能招募一些边缘贵族，再拉拢一些小型义军领袖，逐渐形成以自己为核心的军政集团。明白了这一层，就能明白李密的人事安排了。
李密称魏公以后，拜翟让为上柱国、司徒、东郡公，封单雄信为左武侯大将军、徐世勣为右武侯大将军、房彦藻为元帅左长史、邴元真为右长史、祖君彦为记室——房彦藻出身清河房氏，参与过杨玄感的造反行动，祖君彦出身范阳祖氏，其父做过北齐的尚书左仆射。除此以外，其他人都是翟让的瓦岗旧部。
巩县县长柴孝和、监察御史郑颋归附李密，李密立即任命柴孝和为护军、郑颋为右长史，两人和瓦岗旧部并肩而立。虎贲郎将裴仁基以虎牢关归附李密，李密直接提拔为上柱国、河东公，其子裴行俨为上柱国、绛郡公，父子二人和翟让平起平坐。
以上便是李密招募的一部分边缘贵族。义军领袖方面，则是李密重用王伯当、秦叔宝、程知节、罗士信、赵仁基等人，并从军中选拔八千名骁勇士卒，命名为“内军”，交给秦叔宝、程知节等四名骠骑统领，号称“此八千人足当百万。”凭借这两手，李密团结了一大批英雄豪杰，暂时坐稳魏公之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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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密的这条路，不能说走不通，起码是非常艰难的。他要想建立稳固的政治班底，需要漫长的时间整合来路不同的人，而要渡过这漫长的时间，其中一个必要条件便是军事上不断胜利，打服所有敌人，给追随者以信心。但李密因为地理条件的问题，恰恰就倒在军事上。李密曾经给杨玄感提出上中下三策，其中最下策就是夺取洛阳，在河南打持久战。现在李密凭借瓦岗义军的力量崛起，也步上杨玄感的后尘，在河南和隋朝官军屡屡交战。这其中的危险，李密不是不清楚。
柴孝和也建议李密，亲率精锐攻取关陇，效仿苻坚、宇文泰、杨坚等人，在关陇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秦地阻山带河，西楚背之而亡，汉高都之而霸。如愚意者，令仁基守回洛，翟让守洛口，明公亲简精锐，西袭长安，百姓孰不郊迎，必当有征无战。既克京邑，业固兵强，方更长驱崤函，扫荡京洛，传檄指捴，天下可定。”
但李密拒绝了柴孝和，拒绝离开河南，理由几乎和杨玄感一模一样——“君之所图，仆亦思之久矣，诚为上策。但昏主尚在，从兵犹众，我之所部，并山东人，既见未下洛阳，何肯相随西入？”李密知道离开河南、夺取关陇是正确的，但李密的部下都是关东人士，在攻取洛阳、打通关陇和关东的联系之前，他们绝对不会贸然西征。
做谋主提建议容易，等到自己做了一方统帅，李密便知道了杨玄感的难处。就这样，李密便留在河南，不断和隋朝官军作战，消耗自己的实力。而李密迟迟没有推翻隋朝，获取压倒性的威望和功劳，又激化了瓦岗义军中的“新旧矛盾”。
为什么？在翟让的瓦岗义军旧部看来，你李密孤身一人前来投奔，是我们收留了你，没有我们的话，哪有你的今天？现在你做了魏公，就想一脚踢开我们，哪有这么做事的？翟让旧部王儒信就建议翟让，出任大冢宰，处理义军的大小事务，剥夺李密的权力。其兄长翟宽也说：“天子止可自作，安得与人？汝若不能作，我当为之。”
王儒信和翟宽，其实是做为瓦岗旧部的代表逼翟让表态，要和李密摊牌。但在李密看来，没有我的聪明才智，你们早就覆灭了，哪有你们的今天？不紧密团结在我的周围，还和翟让勾勾搭搭，哪有你们这么做事的？于是在公元617年11月，李密诛杀翟让。
虽然李密用血腥的手段解决了瓦岗义军的新旧矛盾，但在世人看来，你李密连自己的恩人都容不下，还能容得下天下英雄？结果就是，“密之将佐始有自疑之心矣。”在内部矛盾和外部强敌的夹击下，李密在河南屡战屡败，最终因翟让旧部邴元真投降王世充，李密战败，丧失了逐鹿天下的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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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密战败的时候，唐国公李渊已凭借雄厚的家族底蕴攻克长安，得到关陇贵族的一致支持，进而登基称帝，建立唐朝。走投无路的李密，便赴长安投奔李渊，受封邢国公。李密的尊号是魏公，可以看出他对李弼家族的旁支身份耿耿于怀，非常希望做出一番事业，晋升为李弼家族的嫡支，继承“魏国公”的政治地位。李渊封李密为邢国公，说明关陇贵族的核心圈子，只承认他是李弼家族的旁支庶子。
李密奋斗了大半辈子，始终没能改变关陇贵族的鄙视链。其实追根溯源的话，李密的悲剧，大抵源自于此。他做杨玄感的谋主，是因为关陇贵族核心圈不接纳他，便和关陇贵族新兴权臣家族抱团取暖。
他到瓦岗义军做空降干部，是因为没有家族势力的支持，只能寻求隋朝体制外的力量。他不能离开河南进取关陇，是因为关陇贵族不支持他，只能和河南义军混在一起。而河南恶劣的地理条件，又把李密“空降干部”的劣势放大到极点，导致他无可奈何的走上一条不归路。雄图霸业，至此成空。身负惊世才具却落得如此结局，可悲，可叹。
可话说回来，如果李密有韩信、李世民一样的军事能力，在河南打出一片天地，然后进入关陇消灭李唐，建立起自己的李魏王朝，李密又会如何处理冷眼相待的关陇贵族呢？关陇贵族核心圈，大抵是要受到清算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