玄武门之变爆发前，李世民让尉迟敬德拿着自己的佩刀去找房玄龄和杜如晦，并且吩咐：“他俩要是不愿意来，就砍掉他们的脑袋拎给我！”
这一幕看似吓人而无情，但实际上房、杜二人不仅毫不慌张，甚至还乐呵呵地期待着这个场景的到来：在各方的刺激下，秦王终于下定决心、以武力夺位了；初唐两大政治势力的长期角力，终于迎来了摊牌的时刻。而房、杜、尉迟敬德等人，正是这一局面的推动者。
玄武门事变发生后，史料中的两处记载很值得我们注意。
其一，曾经的太子洗马魏征被李世民叫到身前问话时，曾不服气地说：“前太子当初要是听我的建议、先下手为强，绝不会有今日之祸”；李世民非但没有生气，反而一改之前质问的架势，客客气气地对其以礼相待；
其二，司马光在评论玄武门事变时，曾经用了这个说法：“（太宗）既而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门......”
这些信息向我们传递了一个现实：初唐的夺储风波，并不单单是李建成、李世民两兄弟之间的权力争斗，也是双方幕僚的明争暗斗。李建成输在没有听取手下的建议，而李世民则在一众幕僚的煽风点火下冒险行动、成功实现了翻盘。
实际上，任何政治斗争，都可以归结为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博弈。在初唐的创业过程中，由于不同的职责与发展轨迹，李氏两兄弟也形成了各自的小集团。
这一局面的形成，跟李渊有关。
在中国历史上的开国皇帝里，李渊貌似是最省心的一位，他既不用风栉雨沐、披星戴月地亲自带兵与强敌打仗，也无需担心开国功臣太强、自己无法掌控，因为替唐朝打天下的头号功臣，正是自己的亲儿子。
公元618年称帝后，李渊就按照中国政治理论的基本规矩，立长子李建成为太子、次子李世民为秦王、四子李元吉为齐王（三子李玄霸早亡）。这一动作，既是建立完整统治结构的重要动作，也有助于李氏子弟尽早熟悉、学习治国理政的相关业务。
在接下来的统一战争中，太子李建成坐镇中央、辅助处理政务，军事才华杰出的李世民担任元帅、东征西讨，李氏兄弟一内一外、密切配合，短短五年间就扫平各路强敌、基本统一了天下。
面对这样的成果，李渊的心里自然是乐开了花：一方面既不存在“功高震主”的担忧，另一方面也向全天下证明了自己家族的天命所归。
但在另一方面，李渊却也面临着一大烦恼：功劳过大的李世民已经对太子李建成构成了现实威胁，甚至还形成了各为其主的两大群体。
唐朝建立之初，仅仅控制了关中以及太原、河东地区；而随后带兵扫平刘武周、薛举父子、王世充、窦建德等中原、西北强敌的，都是秦王李世民。为了表彰他的功劳，李渊只能不断地加官进爵。
到了公元621年，李渊认为，自己的二儿子功劳实在太大了，现有的官衔都不足以体现其功勋，于是破天荒地开创了“天策上将”这一空前霸气的头衔，同时还让其兼任司徒、陕东道大行台尚书令等职务，关中以东的军政大权几乎全部交给了他。
但李渊却也不得不面临这样一个副作用：李世民的耀眼战功、几乎仅次于太子的特殊地位，已经打破了封建政治体系的平衡、严重影响了唐朝统治阶层的关系。
一方面，李建成已经当了多年的太子，未来皇帝的身份、父亲李渊的刻意培养，以及多年辅助处理政务的经历，让他的身边已集起了一大批文武人才；加上弟弟李元吉的支持，此时的李建成已经形成了关中地区的强大政治力量。毕竟对帝国统治中心的官员们来说，趁早站队未来的皇帝，就意味着对未来的投资。此时，他们眼见李世民威望渐隆，自然不会无动于衷。
而在另一方面，李世民在东征西讨的过程中，也逐渐形成了以自己为中心的功臣群体。对于那时的关中贵族而言，他们可以依靠出身、近水楼台的优势，相对轻松地在大唐政治圈找到自己的位置；而关中之外的英雄豪杰们呢？最快捷的方式，莫过于积累战功这一渠道。而李世民是当时的头号统帅，结果不言而喻。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甚至那些关陇集团中的将领们，也顺理成章地站在李世民一边。
有例为证。公元621年李世民灭王世充、占据洛阳后，长安的后妃张婕妤替自己的父亲求一块良田，李渊一口应允，并手写了一道敕令；然而，那块地已经被李世民论功行赏、分给了淮安王李神通。因此，即使见到李渊的敕令，李神通也坚决不让。李渊获悉后气得吹胡子瞪眼：自己的手敕竟然还没儿子的命令顶事！（后来李世民被李建成下毒，扶他回宫的正是李神通）
在这种格局下，随着李建成、李世民兄弟的矛盾日益激化，他们各自的部属身为利益攸关方，无不更加急切地希望自己的主公成为未来的皇帝。于是，双方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两大阵营之间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
最终，在一定程度上而言，这些部下成了决定双方命运的胜负手。
公元624年，双方的博弈曾迎来一个小高潮。李建成私自从幽州征兵，被人举报；随后，替东宫招募死士的杨文干也被人揭发、随后造反。李渊一度无比震怒，东宫的形势极为不利。
这两起事件，背后的推动者是谁不难推测。但凭借东宫势力的活动，最终李建成惊险过关。李渊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流放多名东宫、天策府官员了事。
公元626年，夺储之争再次白热化，无论是李元吉、还是太子洗马魏征，都曾建议对李世民下黑手；但稳重李建成并不接受这种极端的方式，而是通过自己手段发起了进攻。除了下毒外，李建成还发动李元吉、后宫嫔妃以及自己的党羽对李世民开展了集中式舆论轰炸，李元吉甚至密奏李渊、请求处死李世民以维系政权稳定。
虽然李渊没有接招，但此时李世民的形势显然已岌岌可危，出于唇亡齿寒的顾虑，秦王府的铁杆心腹们自然不会坐以待毙。
首先，头号谋士房玄龄、杜如晦联合长孙无忌，共同劝说李世民先下手为强、设计诛杀建成、元吉。
对他们来说，拟定这种方案自然很容易，毕竟他们跟李建成既没血缘关系、又没君臣之义；但对李世民就不一样了，虽然自己身经百战、杀人无数，但这回可是自己的手足兄弟啊，道德这一关都无法逾越，因此他对这一提议不置可否。
但随后，东宫的杀招令人目不暇接地祭出：
软硬兼施，去除秦王府的武将，以断李世民左膀。比如先用财宝收买尉迟敬德，被拒后又是派人刺杀、又是煽动李渊将其抓进大牢，若非李世民拼了命救援，这位猛将也许在那时就冤死在大狱中了。后来，李建成又陆续尝试收买、驱逐程知节、段志玄，一时间秦王府众将人心惶惶；
同时，调走秦王府的智囊，以断李世民右臂。李建成认为：“秦府智略之士，可惮者独房玄龄、杜如晦耳。”于是在他的活动下，李渊很快把这二位智囊调离秦王府。
紧接着，李建成还以突厥入寇为由，计划将尉迟敬德、程知节、段志玄、秦叔宝以及众多秦王府精锐调给李元吉指挥，甚至还传出了要在出师之际杀害李世民的流言。
李世民个人能力再卓越，但若成为孤家寡人，那也无异于案板上的鱼肉而已。此时的他可谓已经到了生死关头，连平日里言语不多的程知节也劝道：“大王股肱羽翼尽矣，孤身一人岂能长久！我誓死不离开京城，只希望大王尽早当机立断。”
当时留在秦王府的心腹，只剩下了长孙无忌、高士廉、侯君集、尉迟敬德等，在跟这些人开会商议时，李世民还想着待东宫先动手、自己再行反击；听到这话，连大舅哥长孙无忌、铁杆死党尉迟敬德都怒了，他们甚至表示要离开秦王府、以免坐以待毙。就在这群人磨磨唧唧的时候，另一位幕僚幕僚张公谨从外地赶来，他快人快语一番怒怼，李世民终于下定决心、对兄弟动手。
这种冒险举动想要落到实处，必然离不开房玄龄、杜如晦这两位“始作俑者”。于是李世民随即派长孙无忌前去召唤他们。
但这两位铁杆心腹竟然一口回绝，给出的理由还颇具深意：“圣上下旨，不准我们继续侍奉秦王，如果现在私下去王府，必定会获罪而死；所以不好意思，咱们不敢奉命！”
俗话说“听话听音，锣鼓听声”，几乎被贴上“李世民马仔”标签的房、杜二人，不可能怀有二心，他们只是怀疑李世民的决心、担心其中途变卦罢了，因此故意刺激他
军旅人士如何体现决心呢？自然莫过于以随身武器为信物了。李世民一边故作生气：“房玄龄、杜如晦难道敢背叛我！”一边解下佩刀交给尉迟敬德，让这位猛将去“请”两位大爷。
这些同僚对此心照不宣。尉迟敬德和长孙无忌再次见到房、杜，开口说的是：“大王这次是真的下决心了，你们赶紧去王府共议大事。”有李世民的随身佩刀为证，这下再也没人下得了“贼船”。
此情此景让人不得不怀疑，这四位是故意串通起来对李世民实施了激将法。
接下来的事件走向我们很熟悉，经过亲信们的缜密策划后，秦王府一行潜入玄武门、一举逆天改命。李世民固然获得了天下，而促成这一结果房玄龄、杜如晦、长孙无忌、尉迟敬德、侯君集，集体被论功第一。君臣双方集体摆脱了被边缘化、被清除的命运，携手创造了贞观之治这一封建盛世。
上述过程也佐证了这一道理：无论在任何形式的斗争中，原本处于弱势地位的一方，往往会更具侵略性、进取心。也许这就是李建成优势占尽、最终却功败垂成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