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0年6月4日，邓华一家乘火车来到成都。邓华不是来游山玩水的，而是转业到地方，他被安排在四川做副省长。这样的工作是邓华头一次做，在这之前他都是在部队里跟战争打交道。若不是受牵连，他会一直干到干不动为止。

说来也是奇怪，58年、59年后，一野、三野和二野的“大哥”相继出事，彼时正是四野的“大哥”正红时。邓华作为四野战将，又是红军“双一”出身的老将，他的老首长、老战友正当权，怎么都没有拉他一把？

尤其是前面的四野首长、当下的“副帅”，以及同邓华从红军时期开始就合作多次的总长黄永胜，他们其中一个说句话，邓华的日子都会好过很多，重返军队、再任军职也不是大问题。但他们为什么不开口呢？

成都远离中枢，但邓华在这的日子并不好过。他被分配从事省里农业机械方面的工作，虽说从没接触过，有点两眼一抹黑，但他有学好的信心和决心。可是很快，他发现自己错了，他虽是管农机的副省长，但省委有管农业的书记，农机厅厅长又是省委常委。

也就是说大政方针有人管，具体工作也有人做，邓华的工作形同没有。可他就是个不服输的性子，50岁的年纪，自己去书店买农机相关书籍，自学起相关知识。有人见他这样，便好心劝道：“你少管点事，养好身体吧。”

甚至还有人露骨地说：“现在还是‘困难时期’，多做多错，不做不错，你搞不好又会遇到飞来横祸，睁只眼闭只眼过日子吧。”邓华一脸严肃地回答：“我没有用一只眼生活的习惯，更何况人民发我工资，我就得为人民工作。其他的事，我不考虑，也控制不了。”

邓华在四川，游览过不少名胜古迹，同时也重走了一遍长征故地。中央在61年、62年，颁发过两次有关甄别平反的指示通知，邓华看过后心情激动不已。当时李井泉去看望邓华，询问他关于中央对他的处分，有什么意见和要求没有，自己可以代他向中央反映反映。

经过短暂的思想斗争，邓华给出自己的答复：“我的问题，毛主席清楚，中央也清楚，已经处理过了，没意见，没要求。”但是李井泉的造访，还是给他古井不波的内心造成了波澜，于是他在家里字斟句酌、反复修改地写起报告。报告内容是希望中央对他的处理，进行一个书面结论——之前只是口头宣布。

报告写好，邓华没有寄出去，放在家里一个多星期，最终选择把报告烧掉。他思前想后，自己本就是被牵连的，导致他被牵连的人都没翻案，他又怎么能翻，充其量提高点待遇，但更大的概率是引火上身、自找麻烦。

66年后，邓华的处境变得十分糟糕，不仅政治上被基本孤立，还被一群学生抓回北京，时而批斗，时而关押，不得空闲和自由。

1968年年中，邓华被毛主席特批参加全会。在会议期间，与会的老战友们纷纷偷偷给他出主意，帮他摆脱困境。其中就有人提到，去拜访一下已是“副帅”的老上级，再不济看看老战友黄永胜也行。邓华摇头道：“不去，我不抱任何幻想。”

当时，黄永胜还通过成都军区司令梁兴初给邓华传话，要他进京西宾馆住一段时间。其中用意，显而易见，背后很可能还有那位“副帅”的授意。拉人要拉亲，用人也要用亲，邓华正合适。

可是，黄永胜的德性如何，邓华是再了解不过的；而“副帅”呢，通过庐山会议前后他也看清了。邓华很明白，他们只是帮自己一时，最后会是害自己半辈子。

于是全会结束的当天，邓华就逃似的返回四川，生怕被强行抓上“贼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