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好啊，我是兰台

今天兰台跟大伙说个发生在 20 世纪 60 年代的好玩事儿。在 1963 年到 1966 年这三年当中，咱国内有一些地方出现了猪肉生产得太多，超过需求的情况。

那时候咱国内的冷库没那么多，物流系统也没那么好。要是市场不能赶紧把东西卖出去，那肯定会有好多猪肉放坏发臭了。

为了不让“死猪臭肉”的情况出现，全国好多地方都搞了各种各样的促销办法。

就说沈阳市吧，那儿要求全市的干部和工人都去买猪肉。还规定了，每个干部得买15公斤猪肉，每个工人得买5公斤猪肉。

沈阳呢，为了帮干部和工人减轻经济方面的压力，说了这笔买肉的钱不用急着掏，可以先把肉吃了，钱从下一年的工资里扣。

那为啥在全国范围里会有“猪肉过剩”这种状况呢？

【01、】

大伙都知道，在挺长的一段时间里，咱国内生猪的养殖，主要是农户自己个体搞的。

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国家主要的外汇来源是农产品（像生猪、猪肉这些）的出口。

《中国农产品贸易角色变迁：1949—2019》这篇论文表明，在1950年到1976年的这26年当中，农产品出口在总出口中的占比一直都没低于过60%，有好多时候甚至超过了70%。

在1955年的时候，农产品出口在总出口当中所占的比重达到了74.6%。

那时候把生猪往外出口，不光能给国家挣来特别需要的外汇，还能换回来特别需要的工业产品呢。

在上海统战部官网上有篇文章，叫《回忆“猪肉换拖拉机”的那段时光》。这文章详细讲了在1960年代的时候，咱中国把猪肉出口出去，用来换意大利菲亚特集团的拖拉机这档子事儿。

要知道，生猪和猪肉在出口挣钱以及让咱老百姓生活更好这两方面，那作用可是相当大的。就因为这样，相关方面一直琢磨着要把生猪生产弄成规模化、集体化的喂养模式。

就说1955年农业合作化掀起高潮的时候，在好多农村地方都建了不少集体猪场。

原本想着这么做能让生猪的产量加倍呢，可谁成想，一下子从个体养殖变成集体猪场，公社的集体猪场跟真正的集约化规模经营差得远着呢。而且饲养人员没经验，照顾不了这么多生猪，结果还导致大量生猪死了。

到了1955年年底，全国生猪的存栏数量跟上年（1954年）相比，少了1380万头。

因为生猪存栏量减少，猪肉产量预计会持续下降，农业部、商业部、供销合作总社对养猪的问题展开了好几轮的调查研究。最后根据当时农村的实际状况，确定了生猪养殖还是要把个人养殖作为重点的方针。

1956 年 7 月，在《关于发展养猪的指示》里讲得很清楚：“咱国家的农民，一直以来养猪都是一项挺重要的家庭副业。就算农业合作化了，这对合作社社员来说，依然是一项重要的家庭副业。得积极组织社员家里多养猪，当下发展养猪，主要的办法就是‘私有、私养、公助’。”

而且呀，国家为了让农民多养些猪，采取了提高生猪收购价格等一系列办法。到了 1957 年，生猪存栏量一下涨到了 14590 万头，这比 1955 年多了 65.9%呢。

哎呀，真不凑巧，没过几年呢，咱国家就碰上全国性的那种少见的自然灾害了。

全国的猪肉产量啊，那可是出现了大幅猛降，跟断崖似的。

拿福建泉州的晋江来说，1957 年生猪存栏量是 90620 头，到 1958 年底就降到了 87837 头。接着，1959 年降到了 72685 头，1960 年又降到了 62461 头。

为了能“生产自救”，为了能多换些外汇来买粮食，相关方面决定在生猪养殖这事儿上，回到“公养和私养都搞，主要靠私养”的路子上来。

1961年，陈云在上海做调研的时候，专门讲了，生猪养殖啊，还是个体养殖更好些。

公养猪虽然养的数量不少，可就是太瘦了，没啥肉。还是私养好呀！国家不用花钱，农民本来就有养猪的习惯。

那为了鼓励农民多养猪，相关方面都做了啥努力呢？

【02、】

在互联网上，有挺多声音在说20世纪50 - 60年代的经济政策太死板了。

其实这就是那种很典型的刻板印象，带着偏见呢。

就拿生猪养殖来说，相关方面可不是那种死板的，反倒是特别灵活呢。

为了让农民更积极地饲养生猪，有关方面想的第一个办法是给生猪收购价格往上调一调，涨一涨。

据有关统计，就在1961年这一年，农民靠着卖农副产品，多挣了30亿人民币呢。

第二点呢，就是准许农民在卖猪的时候，可以多留点肉给自己。

那时候生猪虽然也是统购的，不过为了让农民多养些猪，从1962年起，在全国都推行起了“购五留五”、“购六留四”、“购七留三”这样的政策。

有些省、自治区、直辖市啊，为了能让农民多养些猪，竟然搞起了包干制，养得多也不多收钱。

那当然了，光一个劲儿鼓励农民去养猪可不成，有关方面出的第三个招儿，是给养猪的农民多分些饲料地，还会给他们分配饲料粮。

《关于分配私人自留地以利发展猪鸡鹅鸭问题的指示》里讲得很清楚，农民的自留地多少和生猪饲养有很大关系：

咱这儿说啊，自留地的数量呢，能按照猪的数量来算。每头猪呢，给一分或者二分的地当饲料地。

第四招呢，是推行奖售政策。

啥叫呢，就是收购生猪的时候，除了定量供应的那部分，按照牌价还会再给一定数量的粮食或者其他不好买的商品，这是当作奖励的。

打1961年起，在全国有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收购生猪实行奖售政策。通常来说，收一头肥猪，会奖售15公斤到25公斤的饲料粮，不过在少数地区，能达到50公斤上下呢。

1963 年的时候，实行奖售的地方增多了，扩大到了 2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通常每头能奖售 25 公斤到 35 公斤的饲料粮。不光这样，还增添了奖售棉布、绒衣、胶鞋这些在市场上比较稀缺的工业品呢。

就因为这一连串的做法，让好多农村地区的人特别积极地去养猪，结果后来猪肉多得都过剩了。

拿浙江省三门县来说，1962年这个县的生猪收购量是1.81万头，要知道1961年才只有3700头呢。到了1965年，生猪收购量达到了5.08万头。

从1963年起，在全国范围内，出现了“猪肉过剩”的这种情况。

【03、】

全国各地为了能把这堆多出来的猪肉给卖出去，那真是各有各的办法。

在1965年的时候，北京市就讲了，要提倡并鼓励大伙多吃肉。还说呢，谁吃的肉多，谁就爱国。

咱得提倡多吃爱国肉，谁吃肉吃得越多，那谁就越爱国。

住在南京的有名的建筑史学家刘敦桢，买了不少“爱国肉”，用来招待当时在他家编写中国古代建筑史参考教材的那些同事们。

1965年在南京，当时市面上的猪肉多得卖不完，政府就号召市民们多买点肉，这事儿大家还开玩笑地说叫“吃爱国肉”。

那当然了，光嘴上鼓励、提倡可不成，得有实实在在的办法才行。

好多地方为了能让大伙多买点肉，都把猪肉的价格给降下来卖了。

就说沈阳吧，在挺短的时间里，把猪肉的价格连着降了四次呢，其中有一回，更是直接搞了个“七折销售”。

锦州市不光搞了三次降价卖肉的活动，还对全市的企事业单位和机关团体推出了“七折赊销”的办法。啥意思呢？就是让这些单位可以先把肉买走，钱后面再给。

也许是受到锦州“七折赊销”办法的启发，没多久沈阳就搞出了“先把肉买了，钱后面再给”的做法。

并且规定好了，全市的干部每个人得买够15公斤的猪肉，工人每个人得买够5公斤的猪肉。

在别的一些省份呢，推出了这么个事儿，让全省的干部职工吃“爱国肉”，规定每个人都得买10公斤猪肉。

在20世纪60年代初啊，有个事儿，就是出现了短暂的猪肉过剩情况。大伙对此咋想的呢？欢迎到评论区说说您的看法，咱们一起讨论讨论！

《说说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的“爱国肉”现象》，作者是赵鹏，文章登在《中共党史研究》2015 年 12 月刊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