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一号机密＂保管工作结束，毛主席批示：给予陈为人夫妇奖励
1949年初春的一天，上海市委组织部收到了一批特殊的文件。这些看似普通的纸张，却承载着中国共产党18年来最重要的秘密。它们是怎样在白色恐怖下得以保存？是谁用生命守护着这些珍贵的党史档案？当这些文件最终安全交到党中央手中时，毛主席为何会专门作出批示？让我们走进这段尘封的历史，揭开＂一号机密＂背后鲜为人知的故事。
一、陈韩相识与革命伴侣的诞生
1927年的北平，正值国民党反动派大肆搜捕共产党员之际。为了掩护地下党组织，北方局采取了一系列秘密措施。这一年春天，刚从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归来的韩慧英被派往北平市委机关工作。在一次秘密会议上，她认识了时任顺直省委秘书长的陈为人。
当时的北方局党委机关急需建立一个安全的联络点。经过慎重考虑，组织决定让韩慧英和陈为人假扮夫妻，在北平城内租了一处普通民居。白天，陈为人以小商贩的身份在城内活动，韩慧英则在家中料理家务，实则负责接待往来的同志、传递文件和情报。
这处联络点的设立极为成功。陈为人善于交际，很快就在街坊邻里中建立起了可靠的关系网。韩慧英则以贤妻良母的形象出现，经常帮助邻里照看孩子、采买日用品，渐渐获得了居民的信任。这种完美的掩护，使得北方局的许多重要会议得以在此安全召开。
在共同的革命工作中，两人渐生情愫。陈为人欣赏韩慧英的坚韧与智慧，韩慧英则被陈为人的勇毅与担当所打动。这份始于革命的情谊，最终转化为坚贞的爱情。在组织的见证下，他们正式结为革命伴侣。
然而，蜜月期并未持续多久。1927年冬，中央决定派陈为人前往东北，组建满洲省委。这个任务极其危险，但对推进东北地区的革命事业至关重要。陈为人临行前，韩慧英主动请缨，要求同往。
为了不引起敌人注意，两人分别取道赴满。陈为人先期到达后，立即着手筹建满洲省委的各项工作。韩慧英则在一周后到达，以贤内助的身份打点新居。在满洲，两人再次以夫妻的身份作为掩护，开展地下工作。
满洲省委成立后，陈为人担任书记，韩慧英则被任命为妇委书记。白天，韩慧英在一所私塾教书，与当地进步知识分子建立联系。晚上，她则在家中协助陈为人处理省委文件，组织秘密会议。两人配合默契，使得满洲省委的工作得以顺利开展。
就这样，一对革命伴侣在血雨腥风中携手并进，用智慧和勇气开创着东北革命事业的新局面。他们的革命生涯，也由此揭开了新的篇章。
二、机密档案的转移与保管
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面对突如其来的侵略，满洲省委的工作环境急剧恶化。陈为人和韩慧英夫妇接到了一项特殊的任务：将满洲省委的重要文件转移到安全地带。
这批文件包含了大量珍贵的党史资料，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共＂六大＂会议的全部文献。这些文件不仅记录着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决议，更承载着无数革命先烈的理想和信念。一旦落入敌手，后果不堪设想。
为确保文件安全，陈为人和韩慧英采取了一系列周密的防范措施。他们将文件分类整理，用油纸密封，再装入特制的铁皮箱中。韩慧英还特意缝制了一批棉衣棉裤，将文件藏在夹层里。为掩人耳目，他们还准备了一些日常用品和老百姓常用的物品作为伪装。
1931年深秋的一个夜晚，陈为人夫妇带着这批珍贵的文件，乔装改扮成普通商人，搭乘火车南下。途中，他们数次遭遇日军和特务的盘查。每当此时，韩慧英就装作抱病在身，以此转移敌人注意力。而陈为人则假装照顾妻子，实则暗中保护着装有机密文件的箱子。
经过九死一生的跋涉，他们终于抵达上海。按照组织安排，这批文件将由他们继续保管。为此，他们在上海法租界租下一处偏僻的房子，以经营杂货店为掩护。白天，陈为人在店铺里忙碌，韩慧英则装扮成普通家庭主妇，与邻里交往。夜晚，他们轮流值守，确保文件万无一失。
1937年，日军进攻上海。为防止文件落入敌手，陈为人夫妇再次将文件转移。他们将文件分散存放在多个地点，并在每个地点都布置了严密的防范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批文件，被他们藏在自家后院的地下室里。这个地下室表面上是储存货物的仓库，实则经过特殊改造，成为了一个秘密档案库。
在接下来的八年抗战岁月中，陈为人夫妇始终坚守在上海。他们不仅要应对日军的搜查，还要提防国民党特务的窥探。为了确保文件安全，他们甚至放弃了与亲人的联系，过着与外界隔绝的生活。每逢空袭，他们第一时间就是转移文件，确保这些珍贵的党史档案不受损害。
1945年抗战胜利后，局势并未完全明朗。国民党当局加强了对共产党地下组织的搜查。陈为人夫妇继续以经营小店为掩护，坚守岗位。直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这批保存了18年之久的机密文件才最终安全交到组织手中，成为了中国革命史上的重要见证。
三、机密档案的惊险传递过程
1949年4月，上海解放在即。陈为人夫妇接到上级指示，要将保管了18年的机密档案安全转交给中共地下组织。这项任务看似简单，实则步步惊心。当时的上海，国民党特务正在加紧搜捕共产党地下组织成员，街头巷尾都布满了暗哨。
为了确保万无一失，陈为人和韩慧英制定了周密的交接计划。他们将文件分成若干份，采取不同的转移路线。第一批文件被装入普通的杂货箱中，由陈为人亲自护送。他选择在早市最繁忙的时候，混在赶集的人群中，将文件送到指定地点。
第二批文件的转移更为惊险。韩慧英将文件缝在一件旧棉袄里，装作去探望生病的姐妹。途中，她遭遇了国民党特务的临检。面对特务的盘查，韩慧英镇定自若地展示了事先准备好的证件，并主动向特务展示了装有日常用品的包裹，成功转移了对方的注意力。
最后一批也是最重要的文件转移发生在一个雨夜。陈为人夫妇租用了一辆人力车，将文件藏在车厢夹层中。为了避开盘查，他们特意选择了一条偏僻的小路。然而，半路却遭遇了一队巡逻的宪兵。关键时刻，韩慧英假装晕倒，陈为人则大声呼救，引来路人围观。趁着混乱，装有文件的人力车安全通过了检查站。
在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文件转移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组织派出的接应人员分布在各个关键路口，随时准备应对突发情况。他们采用接力的方式，将文件从一个安全点转移到另一个安全点。每个接应点都经过精心挑选，有的是街边小店，有的是茶馆，有的则是普通民居。
为了掩护文件转移，地下党组织还在其他地方制造了一些＂动静＂，吸引特务的注意力。一些同志故意在某些地点显露踪迹，引得特务四处追查。这些声东击西的策略，为文件的安全转移争取了宝贵的时间。
经过三天三夜的周密行动，全部档案终于安全送达指定地点。这批珍贵的党史档案被装入特制的防水箱中，由地下党组织的专人护送，通过水路秘密转移到解放区。在这个过程中，参与行动的每一位同志都严格遵守纪律，没有出现任何差错。
这次惊险的档案转移行动，展现了地下党组织严密的组织性和纪律性。从最初的策划到最后的执行，每个环节都经过周密考虑。参与行动的同志们互相配合、临危不惧，用智慧和勇气完成了这项重要任务。而陈为人夫妇更是将18年的坚守，以这样一种完美的方式画上了句点。
四、档案的历史价值与重要意义
1949年5月，这批由陈为人夫妇保管了18年的机密档案终于到达北平。中央档案馆的工作人员在第一时间对这些文件进行了清点和整理。经过专业人员的鉴定，这批档案的历史价值远超预期。
档案中最具价值的是一份完整的中共六大会议记录。这份记录详细记载了1928年6月18日至7月11日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全过程。会议记录包含了大会的议程、各项决议案、代表发言记录，以及大会期间的重要文件。这些资料为研究中国共产党历史上这次重要会议提供了最直接的史料依据。
此外，档案中还保存着大量珍贵的满洲省委文件。这些文件记录了1927年至1931年间东北地区革命斗争的重要历程。其中包括满洲省委的工作报告、组织机构设置文件、重要会议记录等。这些资料填补了党史研究中关于东北革命历史的多个空白点。
值得注意的是，档案中还有一批关于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党关系的重要文献。这些文件记录了1920年代末期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意见，以及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的具体执行情况。这些史料对研究中国革命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关系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陈为人夫妇在保管文件期间，始终保持着严谨的档案管理制度。每份文件都有详细的编号和分类，并配有保管记录。即使在多次转移的过程中，文件的完整性和系统性都得到了很好的保持。这种科学的管理方式确保了档案资料的完整保存。
专家们在整理文件时发现，许多重要文件都采用了特殊的防护措施。有的文件用油纸密封，有的则采用特制的防水材料包裹。这些保护手段使得文件在经历了18年的颠沛流离后，仍然保存完好。每份文件的字迹清晰，内容完整，这为后续的整理和研究工作提供了便利条件。
这批档案的重要性还体现在它保存了许多革命先烈的手迹。其中包括多位党的重要领导人的批示和签名，这些都是极其珍贵的历史见证。档案中还保存着一些烈士的遗书和笔记，记录了他们在革命斗争中的坚定信念。
经过初步整理，这批档案被列为一级机密文件，由中央档案馆专门保管。档案管理人员对每份文件进行了专业的修复和保护处理，并建立了详细的档案目录。这些珍贵的历史资料为党史研究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原始素材，也为编撰党史书籍提供了可靠的史料依据。
五、陈为人夫妇的晚年生活
1949年档案成功移交后，陈为人夫妇离开了生活了近二十年的上海，来到北京。组织考虑到他们的特殊贡献，为其安排了一处位于西城区的四合院住所。这座小院布局简朴，却收拾得井井有条，与他们一贯的生活作风相符。
1950年初，陈为人被任命为中央档案馆特别顾问。他将自己在长期保管机密档案期间积累的经验，系统地整理成文，为新中国的档案管理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实践参考。他特别强调了档案保管过程中的安全措施和保密制度，这些建议被写入了早期的档案管理条例中。
韩慧英则在中央组织部下属的干部培训班担任讲师，主要讲授地下工作经验。她结合自己在上海的亲身经历，为新一代革命工作者传授秘密工作的技巧和经验。每当谈到档案保管的岁月，她总是用简单的语言讲述着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1953年，为表彰陈为人夫妇的特殊贡献，中央档案馆专门举办了一个小型的表彰会。会上，首次公开展示了他们当年用于保管文件的铁皮箱和特制棉衣。这些实物后来被收入中央档案馆的永久陈列室，成为革命历史的见证。
虽然已经退居二线，但陈为人夫妇仍然保持着严谨的工作态度。每天清晨，他们都会准时出现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闲暇时，他们就在院子里侍弄花草，或是整理往年的工作笔记。他们的生活简朴而有规律，完全延续着地下工作时期的作风。
1956年，应组织要求，陈为人开始撰写回忆录。他详细记录了1931年至1949年间保管机密档案的经过。这份回忆录后来成为研究中共地下工作历史的重要资料。韩慧英也协助丈夫整理资料，补充了许多细节。
1960年代初，已经年过花甲的陈为人夫妇仍然坚持参加机关的各项活动。每逢重要会议，他们都会被请到会场，向年轻同志讲述革命历史。他们的讲述总是具体而生动，不加任何修饰，就像在叙述一件普通的往事。
1965年，陈为人因病住院。在住院期间，他仍然关心着档案工作，经常询问档案馆的新情况。韩慧英则一直陪伴在旁，照料丈夫的起居。即便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谈论最多的仍是工作。
1968年春，陈为人在北京逝世。临终前，他将一份详细的工作笔记交给了组织。这份笔记记录了他对档案工作的思考和建议。韩慧英则继续生活在那座小院中，始终保持着往日的生活习惯。每当有人来访，她总是平静地讲述着那段保管档案的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