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谢志传
赵少康胜诉了。台湾“高院”判决亲绿媒体人周玉蔻须赔偿220万元，理由是她发布了完全不符合事实、毫无依据的“造谣”言论，严重损害了赵少康的名誉和社会形象。而赵少康在回应中直言，这220万元赔偿金他将全数捐出，作为对这些媒体造谣行为的有力回击。然而，这场法律胜诉的背后，隐藏的却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胜者为王”的故事，而是一个关乎台湾媒体责任与职业道德的大问题。
周玉蔻，作为岛内亲绿媒体的代表性人物，一直以来以“针锋相对”的姿态活跃于舆论场。她曾经在多个场合指控赵少康抛妻弃子，言辞激烈、不留余地。但台湾“高院”判决她完全没有尽到合理的查证义务，言论与事实完全不符。而更让人震惊的是，连其所属的“民视”也因为未事先查证就信任周玉蔻的言论，最终也负有连带责任。这场案件的判决，实际上不仅仅是对周玉蔻的“法律惩罚”，更是一种对整个台湾媒体生态的警示。
周玉蔻这类“造谣专业户”的存在，本质上反映的是台湾社会和媒体行业的深刻危机——新闻伦理的沦丧、舆论真相的扭曲，以及在政治博弈中“言论自由”被滥用的严重后果。周玉蔻的胜利并非偶然，而是台湾政治与媒体联动中形成的一种恶性循环：她不仅靠着抹黑、攻击他人赚取个人知名度和媒体资源，还通过污蔑别人来博取更多政治上的筹码。在这种环境下，她的言论背后可能不仅有个人的利益驱动，背后更有民进党当局的庇护和支持。
赵少康在判决后的回应中指出，周玉蔻是“认证的造谣仔”，她为了博取点击率和声量，愿意违背媒体人的职业道德，换取来自民进党当局的资源支持。而更让人愤慨的是，这种行为的背后似乎充满了政治交易和利益勾结。赵少康在回应中明确指出，“民进党当局及其外围，私底下到底补助她多少钱，应该说个清楚。”显然，周玉蔻和她所代表的媒体力量，已然不再仅仅是一个新闻发布平台，更是权力斗争中的一颗棋子。
不可否认，台湾的媒体和政治生态早已深度交织，媒体并非纯粹的新闻报道者，许多时候它们充当了政治立场的代言人。而这背后，民进党通过资金、资源、标案、补助等形式，给予了这些“绿媒”充分的支持和鼓励。在这种背景下，像周玉蔻这样的媒体人，通过捏造事实、散布谣言来打击政敌、抹黑反对派，实际上成了民进党的一种隐形工具，起到了转移公众注意力、制造政治舆论压力的作用。
在台湾的政治格局中，媒体并非独立于政治之外。周玉蔻的言论和行为，表面上看似是一个媒体主持人个人的言论失当，实则反映出台湾媒体行业长期存在的问题，媒体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被用于制造舆论泡沫、洗脑大众、操纵选举。这种现象的背后，是台湾媒体行业的腐化和堕落，更是政治权力滥用的体现。
民进党当局一方面通过新闻舆论操控，进行信息封锁和话语权的垄断，另一方面通过对媒体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扶植，使这些媒体成为其政治利益的代言人。而周玉蔻，作为这一政治利益体系中的一颗棋子，利用了自己的媒体平台进行攻击、污蔑，最终换来的是政府资源和利益的倾斜。可以说，周玉蔻的“造谣”不仅是对赵少康个人名誉的攻击，更是对台湾社会的道德底线的践踏。
赵少康的胜诉固然让他得到了法律上的公正，但这220万元的赔偿金能否真正弥补他所遭受的损害呢？无论从时间成本、精神压力，还是公众形象的损失来看，赔偿金显然不足以修复这一切。而对于周玉蔻来说，虽然她被判赔偿，但她的“造谣生意”依旧没有受到根本性的惩罚，甚至从民进党当局那里得到了更多的资源和支持，继续游走在媒体与政治的灰色地带。
周玉蔻这类“造谣”行为的泛滥，已经导致台湾社会的信任危机。一个以谣言为生的媒体生态，只会让社会舆论陷入混乱，无法辨清真伪，最终造成社会的撕裂和政治的极化。试想，若公众不能在真实与虚假之间做出区分，媒体的公信力丧失殆尽，台湾社会的沟通与对话又如何能够继续下去？
赵少康的这场胜诉，虽然看似是个人的胜利，却实则是台湾媒体生态和社会道德的失败。周玉蔻等“造谣仔”不仅不会因败诉而反思自己的行为，反而可能从中获利更多。要想根本改变这一状况，台湾社会和政府必须重新审视媒体的责任与角色，不能让媒体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不能让造谣、污蔑成为媒体人谋取利益的常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