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书》是二十四史中第一部为北朝少数民族国家所作的断代史，其作者是北齐时的史学家魏收。这部书非常独特，自其成书之后，就不断遭受时人和后人的议论、非议，被冠以“秽史”之名，甚至一度被修改。一直到清朝时，官方舆论和社会上的历史学家都没有达成定论。这在煌煌二十四史之中，是极为少见的。
一、魏收的来历
《魏书》的曲折命运，与它的作者魏收是分不开的。魏收（507-572年），是由北魏入北齐的人，其人性格出脱、狷狂偏狭、学识丰富、经历丰富，极富争议。世人对《魏书》的非议，很大程度上是从其人品而引发的
当魏收弱冠之际，正是北魏末年战火纷起、武人当道之时。魏收起初想习武，但天生不是这块料，练习舞戟时，被荥阳人郑伯猷嘲笑，后来便弃武从文，发奋读书。后来其才学与温子升、邢子才齐名，时人誉之为“三才”。
魏收相对温、邢二人，学术与文化功底更深，而且头脑特别敏捷，作文非常快，他在二十六岁时便为北魏作《封禅书》，下笔近千字，不打草稿，不用构思，随笔写成，时人颇为惊讶。因此被召入朝中担任中书舍人，主要负责诏旨和重要文书起草。
笔杆子不光需要笔头硬，更需要强大思维逻辑与综合性信息来源作支撑，因此笔杆子通常是一个集团的智囊、甚至政治家，此事千古同一例。魏收的才学也不止于文学，北魏季年动乱频仍，他一直在留心观察世事，具有一定政治预见力。534年左右时，魏孝武帝与相国高欢互相提防猜忌，在洛阳大治兵甲，企图与高欢兵戎相见。魏收对孝武帝的色厉内荏洞若观火，于是托疾辞官。后来孝武帝果然被高欢击败，狼狈逃入关中，魏帝近臣多有因站队错误或转身不及时而被牵累，魏收得免一场大祸。
534年年底，高欢扶立元善见建立东魏，魏收投靠了高欢，在高欢的都督中外诸军事府担任主簿。本以为靠才学能脱颖而出，但事与愿违，高欢帐下人才济济，魏收用非所长，一直很不如意。几经挫折后，在高澄心腹崔暹的推荐下，转任散骑常侍，专修魏朝国史。
北魏一朝十分重视国史修撰。拓跋鲜卑对国史的重视，且不说在十六国、南北朝诸少数民族中首屈一指，即使放在中原汉人王朝中对比，也不遑多让。这大概与北魏力求正朔、彰显法统之正有关。
早在立国之初，邓渊就编写了记录拓跋鲜卑在代北草原的历史《国记》；明元、太武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史学家崔浩又编修了《国史》；孝文帝太和十一年又令李彪、崔光按照纪传体之例，将编年体的《国记》重新编次；宣武帝时代，文武兼资的名臣邢峦还牵头撰写了《孝文起居注》，后来崔光、王遵业又续写了宣武、孝明二帝的起居注。“三才”之一温子升还撰写了《孝庄纪》。
可以说北魏国初以来的历史记录，做到了代代有承、资料详实。东魏、北齐继承了北魏重史的传统，专门成立了史馆，纂集大量资料，为魏收作魏史提供了坚实的支撑。东魏丞相高欢曾对魏收戏称：“吾后世身名在卿，勿谓吾不知也。”东魏北齐开国诸勋贵虽然大多出身伧荒，但一如北魏时代，对修史著册之事非常重视，许多人都向魏收馈赠礼品，好让魏收在史传中为自己的先人多多美言。魏收大多来者不拒，并借此与高贵勋贵交结，孰不知，正是因为此事，《魏书》在道德层面蒙上了阴影。
北齐正式成立后，文宣帝高洋也对修著《魏书》十分重视，他曾亲自勉励魏收说：“好直笔，我终不作魏太武，诛史官。”此言指魏太武帝拓跋焘当年兴“国史之狱”杀崔浩一事。在文宣帝大力支持下，国史馆专门组建了一个班子，由宗室重臣高隆之临修，魏收、房延祐、辛元植、刁柔、裴昂之、高孝干等人参与具体编写工作。
但高隆之只是挂名，其余房、辛诸人要么是政府官员兼理，要么是儒学之士只能润色文字，在史学方面，只靠魏收一人。所以，《魏书》的实际撰写编纂实际上全是魏收主力完成。故而后世说《魏书》的是非良劣，也都只与魏收挂钩。
到天保五年，历经三年时间，魏收完成了《魏书》基本内容的撰写编纂，共十二本纪、九十八列传，同年十一月，又增补了二十卷志，合计一百三十卷，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魏书》。
二、李百药激烈指责《魏书》为“秽史”
《魏书》在修成之日，就罕见地遭到大规模强烈指责。意见主要集中在魏收人品不端、史德歪曲、基本史实记叙不实等等。
例如，《北齐书》记录了一些情况。魏收性格急躁、偏激，与人有怨者，就故意在史书中隐其善、彰其恶，把人写得很坏。魏收甚至放话：“何物小子，敢共魏收作色，举之则使上天，按之当使入地。”
由于北魏很多世家子弟都在东魏、北齐继续当官，史书中许多人物都与时人有关，现实与历史联系过紧，多少会影响史书的客观性。魏收本就处于嫌疑之地，还说出这种话来，确实令人怀疑《魏书》的主观色彩过于浓厚。
《北齐书》还记载了两个实例。
第一个，魏收修撰国史，得到过阳休之的帮助，因此，魏收感谢阳休之，表态一定给他家写一个“佳传”。阳休之的父亲阳固在北魏时做官，因为贪虐百姓被中尉李平弹劾获罪。但魏收在《阳固传》中称赞阳固“甚有惠政，坐公事免官”，还黑白颠倒地说“李平深相敬重”。
第二个，关于尔朱荣。尔朱荣是北魏的掘墓人，曾制造过河阴之难这样的空前惨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罪人。但魏收写《尔朱荣传》时，却有过这样的描述：“若修德义之风，则韦、彭、伊、霍夫何足数。”也就是说，尔朱荣如果修养良好的道德，他灭灵太后、重立庄帝的作为，甚至比古代废昏立明的伊尹、霍光还要贤明。为什么有这样的昏话呢？就因为尔朱荣的儿子贿赂魏收，所以才在史书中明目张胆的曲笔，变坏为好。
这些实例真实性如何呢？暂且卖个关子，我们后文再说。先看看当时《魏书》及魏收的遭遇。
北齐文宣帝高洋面对大量勋贵、世家子弟的强烈指责，出于维护权威的考虑，以“谤史”的罪名惩治了一些人，但仍然改变不了大众物议沸腾的局面。于是，文宣帝改变策略，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在尚书省开设辩论会，由魏收一一解答大众的质疑。消息一传开，犹如捅了马蜂窝，竟然有一百多个人前来投诉。有的说魏收少写了祖先的职位，有的说自己家功劳那么大却进不了列传，有的说魏书对他们的祖先随意贬低。
魏收施展浑身解数，一一结合史实回答。怎奈人多嘴杂，魏收敌不住众多世家子弟的激烈反驳，后来自然而然地走上因杠成仇的无底线对骂。魏收不胜其怒，向文宣帝高洋转奏，说这帮人不是来给史书提建议的，纯粹是来找事的，请皇帝下诏治罪。
文宣帝虽然是残忍好杀之人，但面对如此众多的非难、质疑，也不由得踌躇不定，不敢再公然支持魏收、惩治谤史者。北齐左仆射杨愔、右仆射高德正与魏收都有亲戚关系，魏收在史书中为两人都作了家传，两位大臣身处瓜田李下，也不愿再把事态扩大，于是索性和了稀泥，建议文宣帝不要再公开讨论此事。
但事情远远没有终止，社会上对魏收意见一直很大，纷纷指斥《魏书》为秽史。到了孝昭、武成两朝，议论仍然持续。武成帝亲自过问，魏收无奈，只好屈从众议，把几个争议最大的列传，如崔绰、卢同等人调整了次序，把杨愔祖上是弘农杨氏说法，改成杨愔自己说的。等等，不一而足。
唐人李百药记录这些史实，明显也带上了一些感情色彩，把“秽史”的说法写进《北齐书·魏收传》，从此给魏收扣上一顶再也摘不掉的负面帽子。
那么，这些指责都成立吗？
三、原因在政治而不在史学
要评价一本史书好不好，核心标准是史料是否真实、翔实、客观。司马迁作《史记》之所以名垂千古，除了他在史学著作领域开创性的功劳，更多在于他著史讲究客观公正，不以主观色彩裁减史料，让后人尽可能公平地看到历史的真实模样——当然，绝对真实的历史是不存在的，太史公可贵之处是在真实性、客观性上作了最大化的努力。
而《魏书》遭到的诸多非议，并没有集中在史实本身。换言之，大众基本承认魏收所作之史是符合史实的。从这一点看，魏收是经得住考验的，是一位合格的史官。
那么非议集中在哪呢？在记叙方式上。
就以李百药所记的阳休之事件为例，时人指责魏收黑白颠倒。其实参照《北史·阳固传》来看，所谓阳固贪虐之罪根本就是子虚乌有，是因得罪中尉王显而被诬陷。《北史》作者是唐人李延寿，李延寿与阳休之没有任何瓜葛牵连，他没必要为阳休之的祖先隐恶扬善。魏收的论点其实是没有立场问题的。
尔朱荣的问题也值得商榷。李百药认为魏收给这个恶魔说好话，但魏收并没有隐藏任何尔朱荣的恶行，河阴之难的过程清清楚楚，尔朱荣效法北魏皇族铸金像、以求取代北魏，都作了客观的描述。这一点连李百药也难以否认。至于最后那句伊霍之论，其实只是假设性的泛泛之论，并没有说尔朱荣就是伊霍。如果揪住这么一言片语而认定魏收是赞扬尔朱荣，未必太不讲逻辑。
包括魏收修改关于杨愔的家世出身，也并非言过其实才修改。杨愔出身弘农杨氏，其父辈杨播、杨椿、杨津三兄弟在北魏时事迹昭然，是如假包换的弘农杨氏正枝。魏收在武成帝时代被迫把杨氏地望改成自己说的，其真正原因，是孝昭帝废济南王高殷事件中，高殷的支持者杨愔被诛杀，进了政治黑名单。现实累及了历史，这才改了地望。
也就是说，所谓的秽史，所谓的魏收收贿、随意褒贬，并非事实。
那么真正原因是什么？利益。
东魏北齐时代，门第观念十分盛行。这种观念并非只是名号上的虚荣，而是与现实利益密切相关。简言之，门第高、勋位高者，在通婚、选官、占田、免役方面，都有极大的特权，越高者特权越大。所以，时人十分重视祖上的名号、官位，死人的身份越高贵，活人得到的利益就越多。
偏偏魏收作《魏书》，很喜欢把北魏以来的世族豪门合起来写，例如杨愔的传中，杨愔的伯、叔满门二十八人，都列入一个传，何人何时担任何职，都记得清清楚楚。北魏末年变乱，官方记录的世族谱系多有断绝的，祖上是什么爵位，本来全凭当事人自己说了算，魏收这么一梳理，等于揭了很多人的老底，不可避免地会触及一些人的利益。
于是乎，官位被写低了的固然群起而攻之，即使写的是正确的，满足不了时人的胃口，也会去要求魏收改写。这是时人非议《魏书》的根本原因。
但《魏书》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并非及北齐之亡而止。隋唐以后，直至清朝，《魏书》所论的人物及其子孙早已灰飞烟灭，死人再也影响不了活人半分，为何还会有人指责《魏书》为秽史呢？
四、法统之争
北齐灭亡后，对《魏书》的非议又转了一个方向，即法统问题。
从魏晋到隋唐，王朝的法统，或者说是正朔，出现了巨大争议。
原本秦、汉、魏、晋传下来的皇统，和北朝新兴的皇统，出现了分歧。魏晋法统经由东晋南朝，最终传到陈朝便停止了。而北朝则因拓跋鲜卑建立北魏，传到东魏、西魏、北周、隋朝，形成了一个新正朔。隋朝并不承认陈朝的正朔，这个倒好理解，毕竟南朝被灭亡了。但北朝内部却产生了问题。
北魏末年分裂为东魏、西魏，两个魏都争着说自己是北魏的正嫡。后来东魏被北齐取代，西魏被北周取代，齐、周二国又围绕正朔问题互相颉颃。当然，正朔之正与不正最终要靠实力说话。北周灭亡北齐之后，东魏是不是北魏正嫡，全由北周说了算。
隋朝取代北周，唐朝继承隋朝，都在不断强调北魏、西魏、北周、隋、唐，是一个合法的正朔传承。
但魏书作的《魏书》，作为北魏唯一官方、权威的史书，却以东魏为正朔，以西魏为僭伪。魏收有这样的立场再正常不过，他是东魏、北齐的臣子，两国相争，自然以东为正、以西为伪。隋朝立国后就意识到这个问题，这样的《魏书》如果留存于世，岂不是把周隋法统不正公诸于世？为了统一政治立场，隋文帝令魏澹另撰《魏书》，改以西魏为正统，以东魏为僭伪。
唐初组织修撰晋朝以来诸朝历史，也秉承这样的理念。唐高祖命人重新修撰前代史书，包括晋、梁、陈、北魏、北齐、北周、隋。参与北魏史编修的先后有萧瑀、王敬业、殷闻礼等人，但修来修去，并没有拿出什么像样的东西。后来太宗即位再次询问臣子，能不能重新修北魏史，结果得到反馈，魏收、魏澹两家所著《魏书》“已为详备”，没有重修的必要了。
从这个反馈看，魏收所著之史是不成问题的。
但李百药著《北齐书》时，却不加详辨地把北齐时关于《魏书》的争论全部写到《魏收传》中，并片面地把私德同史学著作混为一谈，导致后人据其言论对魏收形成极为负面的评价。
唐人刘知几在其名作《史通》中因循李百药的看法，说魏书是“党齐毁魏”，质疑魏收著史根本态度就有问题；宋人刘邠、刘恕继承了李氏、刘氏的看法；此后秽史的说法越来越固化，清朝大史学家赵翼也认定了秽史的说法，但他似乎把秽的依据更多定在了曲笔上，这就又偏离了事实，把曲笔和秽史混为一谈。
魏收固然对尔朱荣、高欢有所回护，这从史德上来说是无可辩驳的错误，但魏收之曲笔并没有包含贿赂、人情、主观好恶等秽迹，称之为秽史是颇为勉强的。
当然，认识到魏收《魏书》价值的也大有人在。北齐文士陆操就反复对杨愔等人说，《魏书》“博物宏才，有大功于魏室”。魏收开创的把一族之人合传的体例，确实有一定道理。
唐人李延寿对魏收非常推崇，并效仿他的写法，在《南史》《北史》中都以家族合传的写法进行编纂。清人王鸣盛的看法或许最逼近真相。王鸣盛说，魏收的史学水平虽然不是太高，但并不出诸史之下。虽然屡被非议，但千载之下，其他版本的《魏书》都已失传，唯有魏收的流传下来，到底是好是坏，历史本身，已经给出了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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