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出身贫寒，却一跃成为了封建社会的最顶层，这种转变让朱元璋不自觉地拥有了一种“救世主”的心态，这点从其行为中就可以窥见：
刁难官员、惩处拒入仕儒生、中央集权...
但事实上，这到底是拯救万民的“救世”，还是属于皇帝对权力的渴望呢？
“救世主”心理
若从金字塔形的社会结构看,朱元璋无疑从金字塔的最底端一跃上升到最顶点。这种巨大的“转型”也助长了其自大的心理，自认为是大众的“拯救者”。
朱元璋年轻时，社会的黑暗与动荡、人民困苦的生活以及其自身的痛苦经历，使其产生对良好的社会秩序的向往。
良好的社会的标准，用朱元璋自己的话说就是“正纲常，明上下，尽复先王之旧，使民晓然知有礼仪。
从朱元璋的言论可以看出，其仍然是按照儒家的传统经典来构建心中的理想社会。换言之，朱元璋希望其治下的臣民知晓并遵守礼仪规范，谨守“三纲五常”、等级上下尊卑有序等教条。
而朱元璋自己就是建立这一理想社会的“救世主”。为了建立起自己设想的理想社会，朱元璋殚精竭虑，采取一系列措施杜绝一切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
他不仅建立了一套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严格限制民众的自由流动，还对游民豪强、“贼盗”、农民起义等“乱民”实行严厉的惩罚。
朱元璋认为社会不稳定的重要原因是害民者太多,是他们在破坏整个社会的秩序。曾有儒家士子练子宁质疑朱元璋因为区区一点小事，就行无穷的诛杀，怎么能治理好国家。
但朱元璋却认为，如果减少诛杀，又如何震慑那些违法乱纪之人，如何清除那些社会的蠹虫，治理又从何谈起。
整个洪武期间，朱元璋对游民豪强等“乱民”的打击从没有间断过，甚至许多官吏也被牵连进去。当然，这中间确实也有许多人被无辜的牵连进去而死于非命。
绝对权威、贪权专制的性格
朱元璋是一个渴望绝对权威且对权力非常迷恋的人。朱元璋年少时最常玩的游戏就是装皇帝，让一起玩的孩子整齐的站在一起，三跪九叩、同声喊万岁。
从心理学观点来看，一个人早期的支配欲可能就是其后来人生中权力欲的发展基础。此后，朱元璋越来越意识到被别人支配的无奈和支配别人的快感。
所以，在被人推崇和对别人发号施令时，其自尊心不仅得到满足，而且权力欲进一步膨胀。”
明朝建立后，朱元璋废除丞相制度，使专制主义达到顶峰，这固然有历史发展的必然性在里面,但同时朱元璋的性格无疑也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换言之，朱元璋贪权专制的性格是极端君主专制不可或缺的主观性因素。
中国历史上的相权对君权有着很大的制约作用，再加上当时的丞相胡惟庸培植亲信，党羽遍布天下。胡惟庸的所作所为让朱元璋忐忑不安，而且胡惟庸相权的集中与巨大也与朱元璋贪恋权力、绝对权威的作风与性格格格不入。
所以废除丞相制度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不仅如此，全国大大小小的事务朱元璋都要亲自处理，这除了对官员的不信任心理在作怪外，也怕大权旁落。
而朱元璋这个人不管大权小权都要独揽，他希望全国的百姓和官员，都要对其言听计从，不得违，凡是违背其意愿的人和事都要受到其严厉的惩罚。
朱元璋的绝对权威和贪权专制的性格决定了其在用刑方面的极度随意和残酷。朱元璋在修改和制定《大明律》时，陆续颁布了四篇《大诰》，实行法外用刑。
《大明律》已经是乱世的重典，《大诰》规定的刑罚更是历史上空前的残酷,是出“五刑”的酷法。
刑罚的任意性和残酷性是《明大诰》最为突出的特征。《明大诰》不仅罗列了凌迟、墨面纹身挑筋去膝盖、墨面纹身挑筋去指等 30 余种酷刑和肉刑，而且这些酷刑和肉刑的适用范围被随意的扩大，甚至还独创了一些前所未有的刑种。
这些酷刑和肉刑的设置全凭朱元璋的个人意志，只要能彰显刑威便可。
猜忌多疑的心理
朱元璋对官员和功臣的猜忌心理是比较严重的。笔者在阅读史料时，发现有两件事对朱元璋猜忌多疑的心理性格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
第一件事是，至正二十二年邵荣与参政赵继祖密谋杀害朱元璋，为检校宋国兴告发，接着两人都被处死。
《明史》对此事亦有相关记载:“二十二年，……，秋七月丙辰，平章邵荣、参政赵继祖谋逆，伏诛。
第二件事是，第三次诸暨争夺战后，诸暨守将谢再兴背叛投降张士诚，邵荣是朱元璋的骁将，谢再兴是朱元璋的亲侄朱文正的妻父，两人都是朱元璋很亲密、信任的人。
而且邵荣是在朱元璋平定处州苗军叛变凯旋应天府之后谋逆的。这两件事对朱元璋触动很深，他认识到其内部也并非铁板一块，已然出现了分化，其部下也有自己的“小算盘”，并不是都对其忠心耿耿。
从此种下了他(指朱元璋--笔者注)对部下将领的猜疑心理，对他们的监视越发严密了。
明朝建立后，锦衣卫制度的建立、军卫法的制定以及对功臣的杀戮，都与这两件事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受猜忌多疑的心理的驱使，朱元璋在外部主要采取了两项措施，此举对洪武时期的法律实践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首先是设立特务机构。特务机构的设立是朱元璋猜忌多疑的心理性格导致的直接后果。因为对自己的部下不放心，所以需要时刻的掌握他们的动向。
特务机构起初只是指检校，检校是一个纯粹的侦听机构，并没有司法处刑的权力，它只是皇帝掌握臣下的信息与动向的工具。
这时的特务机构是通过对人的监视、侦听，营造一种恐怖氛围，给人造成一种压力感，形成一种精神威慑。
胡惟庸谋反案后，特务机构发展为锦衣卫的形式。锦衣卫的职能不仅包括了检校的监视侦听，而且还具有逮捕、审讯、处刑的权力，实际上锦衣卫就是专门为皇帝服务的“特别法庭”或“御用法庭”。
锦衣卫在审讯以及执行的过程中所使用的刑罚手段对受刑人来说不仅是一种极大的肉体痛苦,而且也是一种极端的精神折。
其次，大规模屠杀开国功臣，即所谓的疯狂“除刺”。朱元璋杀功臣的原因主要是其对开国功臣的猜忌多疑的心理。邵荣和谢再兴的叛乱事件已然种下了朱元璋对部下的猜忌 心理。
建国后，统治集团内部的争斗以及元勋功臣们的桀骜不驯与不法行为，更加深了朱元璋对功臣们的猜忌怀疑心理，担心类似邵荣和谢再兴的叛乱行为重演，威胁自己的统治，更担心后继之君无法驾驭他们。
基于此，朱元璋建立了特务机构，利用特务机构时刻掌握开国功臣的信息与动向，积极搜罗有关开国功臣的“不轨”的信息。
对于那些朱元璋认为有叛乱嫌疑的或担心威胁其朱家皇权的功臣，朱元璋毫不手软的诛杀之。屠杀功臣的典型代表是“胡蓝党案”。
公元 1380年(洪武十三年)，朱元璋以谋反的罪名诛杀胡惟庸，此后，胡惟庸案便成了朱元璋打击功臣的武器，只要朱元璋想除掉谁，就可随便找个借口定为“胡党”，此案不断被牵连扩大，十年后，连李善长也被牵连赐死，因为胡惟庸案而被牵连诛杀的达三万多人。
公元1393 年(洪武二十六年)，朱元璋又以大将蓝玉谋反为名诛杀蓝玉而大兴“蓝党大狱，连坐族诛的达一万五千多人，通过“胡蓝党案”，朱元璋杀四万多人。
此外，徐达、冯胜、傅友德、廖永忠等功臣也都被朱元璋相继赐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