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记者敲开了北京海淀区的一所住宅的大门，开门的是一位白发苍苍的老者。因为双方有预约，所以老者点点头，就把记者让进了房间。
宾主坐定之后，记者问一句，老者答一句，有时候问两句才答一句。谈话过程中，老者还不时转向他的老伴用俄语交流几句，然后再回答记者提问。
那么这位记者采访的老人是谁？他又为何跟老伴用俄语交流？
原来老者名叫高毅，这个名字人们肯定不熟悉，但是他的父亲，就无人不知了，他的父亲是高岗，就是党的历史上犯错误那位高干。而他的老伴名叫宋丽达，是高毅在大学时认识的。
宋丽达对记者说，高毅不善言辞，另一方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受的基本上都是苏式教育，说的都是俄语，中文反而说不好。而宋丽达也有一半苏联血统，她的妈妈是苏联人，所以她从小说的是俄语。
夫妻两个很少跟人交往，来往的客人都是留苏时期的同学，同学见面都说俄语。而夫妻二人居家也用俄语交流，时间长了他们的中文反而有些生疏。
说起高毅的一生，那是真叫坎坷。1930年，高毅出生于老家陕西横山，他的生母是高岗的前妻杨芝芳。高毅出生后不久，高岗就离开老家去闹革命，而高毅和母亲靠给地主做长工谋生。地主差点把他们娘俩卖掉。
1938年，高岗和战友们创建了陕甘宁根据地，他才得以回家把高毅娘俩接过来。高岗被安排在延安保育小学读书，而杨芝芳则被安排做了瓦窑堡被服厂的厂长。杨芝芳非常能干，她带领妇女职工，为部队赶做军服，总能保质保量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因为工作出色，还受到毛主席的接见。
后来杨芝芳跟高岗离婚。她曾担任全国妇联执委和全国人大代表。20年，杨芝芳逝世，享年96岁。
1939年，周恩来因伤去苏联治病，带去了几位高干的孩子去苏联读书，其中就有高毅。孩子们被安排在第二国际儿童院读书。直到1947年，哈尔滨解放，高毅才回国，并被安排在哈工大预科班学习。
由于高毅多年受的都是苏式教育，连说话说的都是俄语，所以他在预科班很不适应。所以第二年，他就又跟20位高干子弟和烈士子女一起被送往苏联读书。他们这次被派出留学还有一个代号，叫做“4821”，“48”指的是1948年，“21”指的是21位留学生。
高毅被安排在莫斯科动力学院学习，学的是建筑，但是高毅不喜欢这个专业，1951年，他还没有毕业就回到了祖国。
在父亲的安排下，他进入哈工大学习机械，当时我们正在搞工业化建设，父亲希望他能为新中国的工业发展出一份力。
在哈工大，高毅认识了他的另一半宋丽达。宋丽达的身份有点特殊，他的父亲是中国人，母亲是苏联人。父亲祖籍山东，早年闯关东，后来又去了苏联，并参加了苏联红军。父亲做的是情报工作，苏联红军进攻日本关东军的时候，被安排在哈尔滨公安局工作，宋丽达得以随父亲在哈尔滨读书。
但就在他们在哈工大读书期间，高毅的父亲出事了，他们还没有完成学业，就被安排到哈尔滨120工厂工作。
解放后杨芝芳也去了哈尔滨，但是她不能适应东北的严寒天气，就到西安定居。高毅夫妇也跟着母亲调到了西安的430厂，夫妇俩在厂里都是技术员。
在那个特殊年代，高毅被定为“反革命集团”头子，一同被定罪的还有十几个人。这十几个人中，既有普通工人，也有技术人员，有一位还是高工。这些人大部分都被开除公职，送回老家劳动改造。那位高工被降职当了一名水泥厂的工人，而一位姓黄的师傅则被调到苏州剪刀厂当了工人。这两位好歹还有份工作。
高毅谈起这几位同事和工友，满含愧疚，他说，他们都受我的牵连，不知道现在怎样，我太想见见他们了，哪怕打个电话也好。
高毅因为成了反革命集团头子，被押送到咸阳纺织器械厂隔离审查，宋丽达也因为父亲的问题被一同关押。宋丽达的父亲解放后在济南市政府当秘书长，那段特殊的历史时期，就有人贴他的大字报，说他跟高岗是亲戚，又是苏联的克格勃。
宋丽达的父亲因此受到审查，被关进监狱，但是1971年，他的问题得以澄清，官复原职。这是后话。
按理说，高毅是高岗的儿子，自己又背负了一个沉重的罪名，应该会受到虐待，宋丽达也受到高毅和父亲的双重牵连，但是没想到的是在工厂里，没有一个工友歧视他们夫妻，更没有一个工友伤害他们，他们反而受到了工友们的关心和爱护。
那时候，他们是被关押着的，但是一位工友竟然跑到宋丽达的窗口外对她说，丽达，你一定要坚强，更不能死，你要告诉高毅，让他也要挺住，虽然那些人欺负你们，但是工友们是支持你们的。
宋丽达一提起工友，眼里闪着泪花，语气里充满了感激。她说，正是工友们的关爱和支持，支撑着她和高毅走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
高毅一生都不得志，跟他一同留学的同学里有的做到了总理，有的做到了部长和将军，他长期做一个普通的技术员，直到1979年，才被调回北京，在市科委电加工研究所做了一名高级工程师。他最后以高工的身份退休，过着平淡清闲的退休生活。
高毅不喜欢跟那些混得好的同学比，而更喜欢跟那些混得差的，甚至没有熬过来的几位同学比。
一同留苏的同学中，有几位受到迫害，有几位甚至都未能善终。高毅常常说，跟这几位同学相比，我的情况已经够好了。
高毅和宋丽达平时深居简出，社交圈子非常简单，他们更愿意享受两人世界。关上门之后，他们喜欢用俄语交流，两人的生活方式也是俄式的，所以才会出现文章开头提到的情况。
当然他们的生活并不总是这么平淡平静，对高毅来说，最开心的时候，是留苏同学聚会。他们都已经是七八十岁的老头老太太了，过一段时间总要聚一聚。从家庭背景上说，高毅的父亲曾经职务最高，但是因为犯错误地位又最低，其他同学的父辈也都是高官，但是同学走到一起，谁也不会管什么背景，大家亲如兄弟姐妹，一见面个个“原形毕露”。
而且同学们都比高毅的职务高得多，他们大多是部级、国级干部，但是走到一起，全部“就地免职”，他们在一起打闹、争吵，仿佛又回到了青年时代。
高毅和宋丽达老两口，相比之下，高毅好像更不爱出门，宋丽达甚至向记者抱怨说，高毅一天到晚就知道看电视，楼下就有游泳池，叫他出去游泳，他也不去。白天不爱出门就不出门吧，但是他晚上也不出去溜达。
高毅面对妻子的抱怨只是笑，不怨不怒。
这就是曾经的高干子弟高毅，一辈子郁郁不得志，却从无怨言。他对平淡的生活十分知足，甚至充满了感恩。
宁静致远
所有的棱角都让岁月给磨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