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30年代，乔家大院新生代掌门人乔映霞，在天津避难期间因身体微恙入院治疗。

正因为如此，在他住院期间，偶然间邂逅并认识了当时的实习护士“刘秀菊”。

两人虽然年龄相差巨大，但却一见钟情，情投意合，最终成婚并育有一子。

后来随着生活的推进，由于年龄太过悬殊和性格不合，两人的婚姻生活并不和谐，最终离异。

由于当时乔映霞已是第三次婚姻，刘秀菊的离开给他造成了巨大的心理创伤，甚至一度患上了严重的抑郁症，同时也给乔家几百年的产业造成了一定影响。

今天，文史君就为诸君聊聊山西知名晋商，乔家及乔家大院背后的故事。

山西祁县乔家，在发迹之前，穷了好多辈子。

到了乔致庸爷爷，乔贵发一代，依然穷的很彻底。以至于那时候别说村里人，甚至连乔贵发的亲戚，也没人瞧得上他。

有一年，乔贵发同村亲戚家娶媳妇，乔贵发前去帮忙，他热情的忙前忙后，没想到亲戚不仅不念他的好，反而当众羞辱他说：

“快别乱忙活了，瞧你那寒酸的样，你来帮忙都是多余的”。

亲戚的轻视如同一把锋利的刀，深深刺进了乔贵发的心中，不仅伤害了他的感情，更严重地挫伤了他的自尊。

在那一刻，他深刻地意识到，贫穷所带来的屈辱与无助，有时候比任何恶名都要让人难以忍受。

于是，乔贵发毅然决然地离开了祁县，踏上了外出打工的艰难旅程，并在心中立下誓言：

若不闯出一番事业，绝不踏上归途。

乔贵发一路向北，不多日出了山西，来到没有一个人认识他的内蒙古地区。

在那里，他一边为人拉骆驼，一边在当铺里做伙计，勤勤恳恳、任劳任怨。

经过一段时间的积累，乔贵发用省吃俭用攒下的钱，开始了自己的小本生意——磨豆腐。

虽然起初规模不大，但他凭借着诚信经营和勤劳双手，逐渐赢得了顾客的信赖。

做了一段时间生意后，乔贵发认识了一个姓秦的山西老乡，两人一拍即合，借着包头开放的历史机遇，两人一起前往内蒙古包头开始创业。

包头，以前被称作“包克图”，清朝前期被划为“黑界地”，禁止汉民进入。

后来随着政策的放宽，它逐渐成为了山西晋商“走西口”的首选之地，后来更是发展成为重要的商业重镇。

到了包头后，乔贵发和秦姓朋友在那里开设了一家草料铺，主要接待南来北往的商贩，也顺带销售一些食品。

他们的生意日渐红火，吸引了不少羡慕和嫉妒的目光。一时间，小商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竞争愈发激烈。

面对严峻的局面，乔贵发展现出了他过人的智慧与敏锐的商业嗅觉。

他果断地放弃了原有的业务，转而投身于“买树梢”这一独特的生意模式。

所谓“买树梢”，就是春天时，因要春播很多农民没有钱，这时候他将钱借给农民。等到秋收后，按照约好的比例收取一定的钱粮。

这样一来，乔贵发不仅解决了农民的经济压力，等到秋收的时候，还能获得不少的粮食。

收到粮食后，他们会将粮食囤积起来，等到每年岁末缺粮食，再以比较高的价格卖出去。

这样一来，乔贵发的财富迅速增长，生意也日渐兴隆，最终创立了自己的商号“复盛公”。在当时，复字号的门店遍布包头，数量达到了惊人的19家，员工更是多达500余名。

他们经营的商品种类繁多，涵盖了茶叶、绸缎、药材、典当、皮毛与粮食等多个领域，成为了包头商界的一颗璀璨明珠。

正因如此，在当时，坊间流传着这样一句佳话：“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可见当时乔贵发商业对包头城的影响。

乔贵发50岁时，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

他默默地祭拜完祖先，在自家的祠堂里放了一个篮子，一根棍子。

意在告诫后人：咱祖上也是讨饭的，现在虽然生活好了，但大家也应当思一粥一饭，来之不易。

乔贵发膝下有三子，分别是乔全德、乔全义和乔全美。

在三兄弟的共同努力下，乔家的财富不断累积，最终达到了百万两之巨。他们不仅继承了父亲的商业智慧，还勇于开拓新的商业领域。

其中，中俄边境恰克图的茶叶生意成为了他们新的增长点。他们成功打通了从南到北的茶路，为乔家的商业帝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再往后，老三乔全美在三兄弟中脱颖而出，成为了乔家生意的主要掌舵人。

乔全美是乔致庸的父亲，后来为了避免子孙因生活优越而堕落，特别定下了五条家规：

不准吸大烟、不准纳妾、不准赌博、不准虐待下人、不准酗酒。

在家规的严格规范下，乔家的子孙们大体上都遵循着祖辈的教诲，没有出现过大的问题。

然而，到了乔家第三代，也就是乔致庸这一代，家族却遭遇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

乔致庸的哥哥乔致广，在经营过程中因缺乏足够的谨慎，在与对手在包头做高粱霸盘时被竞争对手设下圈套，导致乔家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危机。

当时乔致庸还在备考科举考试，突然接到了哥哥乔致广病重的噩耗，以及家族生意陷入困境的急报。

面对突如其来的变故，他不得不做出艰难的选择：放弃科举，接手家族的重担。

也正是他的这一决定，不仅改变了他的个人命运，也将乔家的生意带上了更高的辉煌。

临危受命的乔致庸，不仅挽救了乔家的危难，更在随后的岁月里，将乔家打造成为了近代最负盛名的山西晋商骄傲。

他的商业远见和胆识，让乔家的生意遍布全国各地。后来更是开设了票号生意，在全国20多个城市都设有他的票号。

这些票号不仅为乔家带来了巨额的利润，更让乔家的名声远播，一度达到了富可敌国的地步。

1900年，庚子国难时，慈禧和光绪逃出宫廷，途经祁县。

乔致庸不仅热情地接待了他们，还慷慨地捐出了30万两银子，供慈禧和光绪避难之用。

当时慈禧为了表示感激，特意赏赐给乔家一个九龙灯和一个匾额，如今放置在乔家大院之中，成为乔家大院景区的镇院之宝。

后来慈禧成功回宫，为了表示对乔致庸的感激之情，特别准许了他很多要求。正因如此，进一步扩大了乔家的资产。

到了乔致庸晚年，乔致庸看着满仓库的银两，自己却再也没有能力驾驭它们了。

加之当时国内动荡，乔致庸担心银两会被歹人掳走，在一番思索之后，他计划扩大乔家大院的院落。

正因如此，才有了如今气势恢宏的乔家大院，为后人留下了一份珍贵的建筑文物。

随着清廷的日渐式微，乔家的商业帝国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

长久以来，乔家的繁荣与官府的支持紧密相连，尤其是乔家在山西的票号，更是因依附于清廷的权力而得以飞速发展。

辛亥革命之后，一场新的风暴彻底颠覆了原有的社会秩序，使得乔家在山西的各大票号纷纷倒闭，家族事业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

乔致庸的长子乔景岱和次子乔景仪，这两位原本被寄予厚望的继承人，因种种原因，都遭遇了不幸，死于非命。

乔景岱继承了乔家在包头的胡麻油生意，后因被竞争对手恶意举报做霸盘生意，不幸被捕入狱。

在狱中，乔景岱染上了重病，最终郁郁而终。

乔景仪，因生意的关系，一直与清廷的王公贵族交往甚密。

后来在包头主持乔家生意时，无意间得罪了蒙古贵族，遭遇了离奇的死亡。

乔致庸的两个儿子离奇死亡后，乔家的希望便落在了乔致庸的大孙子乔映霞身上。

乔映霞受新思想的影响，十分推崇康、梁主张。

辛亥革命时，他很支持孙中山的事业，甚至不惜拿出家里的钱来支持孙中山。

辛亥革命后，他成为了乔家的掌舵人。在乔映霞的重整下，乔家的生意一度有了复苏的气象。

他不仅被任命为祁县第三区区长，还带领祁县人民禁烟，为当地的社会治安和民生改善做出了贡献。

然而，乔映霞在个人生活上却十分不幸。

乔映霞一生共经历了三段婚姻。原配程氏因难产早亡。

继娶杨氏后两人情深意绵，直到光绪二十九年始得一子，然而杨氏也因产后生病不久去世。

第三任妻子，便是文章开头描述的，乔映霞在天津避难期间，在医院认识的实习护士刘秀菊。

婚后刚开始两人还算幸福，后来因年龄跨度太大，在很多思想沟通上总是出现分歧，最终导致感情破裂，最终离婚。

第三次失败的婚姻，对乔映霞的打击极大，他因此精神失常，一直持续到81岁去世。

乔映霞病后，乔家的生意又被乔致庸的三儿子乔景俨的儿子，乔映奎接手。

不久后，抗日战争爆发，受抗战的影响，乔家的当铺和店铺被日本伪军接收，亏损严重。

面对家族的困境和国家的危难，乔映奎对日本人恨之入骨。他用家里的积蓄，购买武器，悄悄送给我军，以实际行动支持抗日。

尽管如此，受大环境的影响，乔家最后还是走向了没落。

抗战的胜利曾为乔家带来一线复苏的曙光，各商号在战后恢复营业，但前后只坚持了八年时间，于1953年最终谢幕。

后来，乔家后人迁出乔家大院，乔家大院被接管，曾做过医院、仓库等，如今成为山西著名的旅游景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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