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向来有请名人题字的传统，建国后领导人们也曾多次为人或事题字，这其中还产生了很多经典名句，比如“为人民服务”“好好学习，天天向上”“生的伟大，死的光荣”等。

以上这些名句都出自毛主席的手笔，其中最后一句就是他写给刘胡兰的。

毛主席生平曾两度为刘胡兰题字，这充分体现了领袖对烈士的重视。然而，同为新中国的英雄人物，毛主席却拒绝了为董存瑞题字，这又是为什么呢？

毛主席生平在很多场合题过字，也为很多人题过字。就比如说毛主席老家湘潭的东山高小以及湘潭大学，其校名就是毛主席题写的，另外还有更为出名的湖南大学，也出自毛主席的手笔。

据说，湖南大学的校领导曾希望将校名改成“毛泽东大学”，但被毛主席拒绝了，他表示：“坚决执行党的决议，不得以领导人名字命名任何单位。”尽管如此，毛主席还是答应了为其题写校名。

当然，还有一些学校的校名也是“毛体”，比如毛主席的母校湖南第一师范，但这却并非毛主席亲笔，而是通过集字的方式凑出来的。

除了学校，湖南日报应该是排面最大的单位了，因为毛主席曾三次为其题写报头，前两次都写的是“新湖南报”，而最后一次写的是“湖南日报”。

有趣的是，第二次为湖南日报题字，还是毛主席主动提出来的，他自己觉得第一次题字“太呆板了”，于是建议重题。

然后在1964年，还是毛主席主动建议，将报社的名字改成湖南日报，他也第三次为其题字。

说完了这些，我们再来看毛主席为个人的题字。前文提到的“为人民服务”，就是他为张思德同志题写的。张思德同志从小就参加了红军，曾在战场上英勇杀敌，也曾在后方做出很多贡献。

1944年张思德因公牺牲后，毛主席在他的悼念大会上发表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演讲，其中就提到：“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的。”

借着毛主席的这篇发言稿，张思德的事迹从此传遍大江南北，他的精神也被人们所认可和传承，而“为人民服务”这五个字也作为题字被人们熟知。

具有同样经历的还有雷锋同志。雷锋的生命是短暂的，他离世时只有二十二岁，这为人们生动诠释了什么叫：生命的意义不在于长度，而在于广度。

为了缅怀雷锋同志，也是为了激励广大人民群众，毛主席于是就在1963年提笔写下一句“向雷锋同志学习”，这句题字同样是经久流传。

除了他们，还有吴伯箫。这位同志是教育家和作家，他曾写过《记一辆纺车》，相信很多学生还会有印象。

吴伯箫曾在抗战年代前往延安学习，在抗日军政大学接受教育。于是等吴伯箫从抗大毕业的时候，毛主席就接见了他，并在一张信纸上为他写下“努力奋斗”四个字作为鼓励。

毛主席还曾为徐特立老先生题字。那是在老人七十大寿的时候，毛主席写下一句“坚强的老战士”作为祝贺，他同时写了一封信，说：“你是我二十年前的先生，你现在仍然是我的先生，你将来必定还是我的先生！”

徐特立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元老，又是在白色恐怖中火线入党的红色战士，还是毛主席和田汉的老师，他也被誉为“延安五老”之一。

毛主席曾评价徐特立：“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这样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先生，自然当得起毛主席的格外敬重。

另外，毛主席还给陈永康题过词。相比起前面的多位名人，陈永康只是一个普通人，而他是以少年英雄的身份出名的。

1951年，八岁的陈永康在上学路上碰到了伪装成市民的国民党特务，对方谎称给学校老师带了东西，要陈永康帮忙放到老师的办公桌上去，他还拿出糖果来诱惑。

陈永康虽然年纪小，但却很机敏，他察觉到了对方的不良意图，先是假装同意，然后找机会向街边的解放军示警。

陈永康的举动吸引了解放军战士的注意，那人被当场摁倒，而那个包裹也被确认其实是炸弹。

这下，陈永康因为机智勇敢而得到组织的褒扬，他被授予“革命小英雄”的称号，就连毛主席都听说了他的事迹，于是为其题字：“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在全国几乎所有学校的教室里，我们都能看到这句话，原来其背后还有这样不一般的出处。

所有人中，刘胡兰是不得不提的一个，因为她曾被毛主席两度题字。来自山西文水县云周西村的刘胡兰只是个贫苦人家的孩子，她1932年出生，童年时期就经历了抗战。那段苦难岁月固然是沉重的回忆，但也塑造了刘胡兰的性格。

在文水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后，顾永田作为县长推行全面改革，帮助穷人翻身，深受本县人民的爱戴。然而，顾永田在鬼子的扫荡中为掩护群众而牺牲。

对于当时只有八岁的刘胡兰来说，顾永田就是她心目中的大英雄，是她立志要成为的人。

于是从十岁开始，刘胡兰就作为儿童团的一员参与到抗战事业中来，她发过传单，送过情报，甚至还侦察过敌情。正因为刘胡兰对革命事业的贡献，抗战快要结束的时候，十三岁的她就被选为村妇救会秘书。

一年后，区委会再次讨论了刘胡兰的入党问题，所有人都投了赞成票，刘胡兰于是被确认为候补党员，只等十八岁转正。这个结果让刘胡兰很是兴奋，她随后也以更大的热情投入到土改运动中。

然而，就在1947年的年初，阎锡山的军队闯进了云周西村，他们把所有村民都赶到了观音庙前，要求群众供出共产党。

原来，是有人向阎锡山告密，供出了同志们的行踪。很快，包括刘胡兰在内的七名共产党员都被找了出来，刘胡兰是其中唯一一个小姑娘。

晋绥军也是穷凶极恶，他们用铡刀来威胁这些党员同志，要他们俯首听命，但我们的战士都不肯向军阀低头。

随后，六位同志就相继惨死在了铡刀之下。歹徒们又来威胁刘胡兰，他们满以为这个小姑娘已经吓破了胆，肯定会乖乖合作，他们甚至还叫嚣：“把你们村人全杀光！”

但刘胡兰却冷冷地回了一句：“不许残害百姓”，然后径直走向了鲜血淋漓的铡刀。就这样，只有十六岁的刘胡兰壮烈牺牲，她用生命守护了自己的入党誓言。

事情过后，一位叫李宏森的新华社记者随军来到山西，他在听说了刘胡兰的故事后，当即赶到云周西村走访，并将访谈内容写成了通讯稿，由新华社吕梁总分社向外发出。

于是，刘胡兰的故事开始在国内广泛流传，毛主席也很快就得知了此事。

在听任弼时做了云周西村惨案的汇报后，毛主席也是悲愤不已，他于是怀着沉重的心情写下了那句“生的伟大，死的光荣”！

其实毛主席得知此事的时候，延安已经十分危急了，胡宗南大军已经在向陕北挺进，党中央决定要撤离延安。

在这样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毛主席还愿意为一个普通的小同志亲自题字，无疑有着深刻的用意，他正是要借此来鼓舞全党全军的斗争热情，勉励大家争取胜利。

随着时间匆匆而过，新中国在1949年成立了，而党和国家并没有忘记这个为革命事业献出生命的小同志。

建国前后，组织上对当年参与云周西村惨案的歹徒展开了大搜捕，不断有案犯落网或被证实已经毙命。

当年惨案的主要凶手朱永生倒是一直逍遥法外，但天道昭昭，他最终还是在1954年被群众认出，然后也被判处死刑。

到这里，似乎关于刘胡兰的一切都要尘埃落定了，然而组织上并没有忘记她。

1957年，共青团山西省委要举办刘胡兰牺牲十周年纪念会，由于第一份题字在战乱中遗失，他们就派人上京请毛主席重新为其题字。

毛主席得知此事后欣然应允，再次提笔写下那八个大字，这份题字随后也被专程送到了刘胡兰烈士陵园。

与刘胡兰比较起来，董存瑞在中国的知名度也相当高，他的英雄事迹也被长期颂扬。董存瑞是河北张家口人，1929年生人，他也是农民家庭出身。

因为出身贫苦，他在七岁的时候就从学堂辍学，然后赶上抗战爆发，董存瑞就加入了当地的儿童团，他后来还当上了儿童团团长。

因为年纪小，董存瑞并没有在抗战战场上有什么过人表现，他真正成为一名军人其实要到解放战争时期。

1946年的独石口遭遇战中，董存瑞独自夺下了敌人的一挺机枪，因此被记大功，并被授予勇敢奖章，这是他第一次受到如此隆重的嘉奖。

随后的战斗中，董存瑞逐渐成长为全团出名的爆破能手和投弹能手。在我军缺乏重武器的情况下，单兵爆破是为数不多对抗敌人重火力的手段，所以董存瑞这样的士兵对当时的解放军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而在接下来的战斗中，董存瑞的表现一直很亮眼，他本人被赞誉为“模范爆破手”，他带领的班也被誉为“董存瑞练兵模范班”。可见，董存瑞不仅个人能力强，带兵能力也很强。

然而在1948年的初夏，董存瑞参加了攻打隆化县城的战役，这里最终成为了他的埋骨地。

隆化县城是一座军事重镇，起着拱卫热河首府承德的作用，所以敌人十分重视，他们在城外构筑了大量坚固的碉堡，用来阻挡我军。

战斗打响后，董存瑞领到的任务是拿下隆化中学阵地，他对战友说：“我就是死后化成泥土，也要填到隆化中学的外壕里去，让大家踩着我把隆化拿下来。”

随后，董存瑞带着战士们一路向前，他们接连炸毁了敌人的三个炮楼和五个碉堡，成功打开了外围工事。

但让董存瑞没想到的是，敌人竟然在这里布置了暗堡，这使得我军跟进的大部队受到严重伤亡，部队迟迟不能向前推进。

危急时刻，董存瑞几乎没有犹豫，他冲到暗堡的下面，用自己的身体充当支架，然后拉响了炸药包。伴随着一声巨响，暗堡当即被炸塌，我军战士随后呐喊着冲进隆化中学...

战斗结束后，上级追认董存瑞为战斗英雄，模范共产党员，并将其生前所在班级命名为董存瑞班，同时将隆化中学改名为存瑞中学。而在建国后的1950年，组织上再次将董存瑞追认为烈士，并为其修建纪念馆和陵园。

也是为了修建烈士陵园和纪念馆，1956年，隆化县人民委员会的冀兴坡同志就接到任务，去北京请毛主席为董存瑞题字。

冀兴坡当时怀揣着县委和县人委的联名信，内容大致就是：全县二十二万人民盼望伟大领袖为董存瑞烈士题字。

冀兴坡到北京后，受到党组织的隆重接待，时值人民英雄纪念碑正在修建，组织上还为隆化县赠送了一块大理石料。

不过，上级并没有直接回应题字的事，而是让冀兴坡回去等消息。

这一等就是半年的时间，冀兴坡最后是在1957年的六月初拿到了优抚司送过来的题字，他打开一看，只见上面写着：“舍身为国，永垂不朽。朱德，1957年5月29日。”

看到字，冀兴坡很是激动，但看到落款后，他不免疑惑起来。冀兴坡于是问：“县委不是请毛主席题字吗？怎么改成朱老总了？我记得毛主席前不久才给刘胡兰题过字啊？”

优抚司的干部倒也没回避，解释说：“刘胡兰是群众，董存瑞是军人，毛主席说还是请总司令题字比较合适。”

冀兴坡这才恍然大悟，尽管有些遗憾，但他还是高高兴兴地带着题字回去了。

随后，隆化县就用二十五两黄金，把朱老总的题字做成了鎏金大字，就做在上级赠予的那块大理石料上，再将其镶嵌在董存瑞烈士纪念碑的正面。

斯人虽已远去，但此碑长留人间，人们也会永远铭记英雄！

毛主席一生为很多人题过字，有的人甚至不止一次拿到过题字，但他却拒绝了为董存瑞题字。

这倒不是说毛主席不重视董存瑞，而是有着更深刻的用意，这充分体现了毛主席为人做事的细致用心。

毕竟领导人的一言一行代表着党和国家的态度，既然刘胡兰是群众，而董存瑞是军人，“区别对待”就是有必要的。而不管是谁动笔，大家对烈士的敬仰之心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