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年7月29日的清晨，几辆来自日本宪兵司令部的黑色汽车，猛然停在了颐和路34号那幢气派的宅院前。随着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沉重的大门终于被砸开。

这群日本宪兵，没有和主人有任何交流，便径直闯入了公馆。他们将一个年仅三十余岁的青年从家中强行带走，整个过程中，没有任何人敢上前阻拦，也没有任何人被告知这一行动的原因。

这让公馆的主人汪精卫深感不悦。这是对他个人权威的公然挑衅，也是对他所代表的伪国民政府的不尊重。尽管心中充满了愤怒和难堪，但汪精卫毕竟是个精明过人的人物。

他很快意识到，特高科如此冒失地行动，必然是有足够的理由和底气。他开始担忧起自己身边的那个翻译来，如果这个一直深得他信任的人出了问题，那他自己的安全也将受到严重的威胁。

但汪精卫的夫人陈璧君却无法保持冷静。她一向性格泼辣、直言不讳，此刻更是忍不住大声嚷嚷起来。她质问日本人到底想干什么，是不是已经不把他们当人看了。她指责那些特高科的成员，竟然敢如此嚣张地闯进国民政府总裁的家中，这简直就是欺人太甚！

陈璧君对于那个被抓走的年轻人颇有好感，她认为他是一个干练且有能力的人。

她决定不惜一切代价去营救他。她多次向日本方面提出要求释放那名青年，并为此付出了巨大的努力。最终，在她的不懈坚持下，日本人终于将那名青年从日本送了回来。

这个人就是深得汪精卫的信任，随身秘书兼日语翻译汪锦元。汪锦元的父亲汪钟卿，早年曾赴日本深造，在那里，他邂逅了美丽的大桥对子。

1910年，汪钟卿携妻儿回到江苏老家后，为了让家人在中国的生活更加顺遂，他将孩子的名字改为汪锦元，并为妻子取了个中国名字，汪乔霞村。

可惜好景不长，汪锦元年仅7岁时，父亲汪钟卿便意外离世。这对母子顿时失去了依靠，生活陷入困境。为了谋生，大桥对子带着汪锦元来到繁华的上海滩。

在汪锦元12岁那年，他又被送到日本外公那里。可汪锦元到了日本没多久，他就被寄养在姨母家，但姨母一家因生意失败而破产，无法负担他的学费。于是，年幼的汪锦元不得不提前结束学业，开始为生活奔波。

他在钢铁厂当过学徒，他在乐器店当过伙计，他还在戏院当过事务员。在日本的生活经历让他深刻感受到日本人对中国人的歧视和军国主义的野蛮。这些经历在他心中种下了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仇恨之种。

1929年，当母亲大桥对子回到日本与儿子团聚时，汪锦元已经厌倦了日本的生活。他跟随母亲回到上海，希望在这片土地上找到属于自己的归宿。

虽然汪锦元的学历不高，但他凭借精通日语的优势，在母亲朋友日森虎雄管理的通讯社找到了一份抄写员的工作。他的主要任务是抄写日本稿件，这份工作虽然枯燥无味，但却为他提供了一个观察社会的窗口。

日森虎雄是一个典型的日本军国主义者，他看不起汪锦元中日混血的身份，经常对他进行虐待。汪锦元并没有屈服于他的淫威之下。他渐渐发现通讯社竟然是一个向日本军方输送中共文件的情报站！

汪锦元开始留意身边的一切异常动向。就在这时，一个名叫手岛博俊的日本人闯入了他的生活。与其他日本人不同，手岛博俊性格开朗、平易近人，他主动与汪锦元交朋友，并时常与他聊天交流。

在一次深入的谈话中，汪锦元将自己的发现告诉了手岛博俊。他原本以为手岛博俊会像他一样震惊和愤怒，但出乎意料的是，手岛博俊表现得异常冷静。

他甚至还嘲笑汪锦元太过紧张、小题大做。汪锦元并不知道的是，手岛博俊其实是一名日本共产党员。他暗中将汪锦元提供的情报转交给了共产党组织，为中共立下了汗马功劳。

汪锦元在发现了“上海通讯社”背后的秘密后，毅然选择了离开，他不愿再忍受日本人的任何侮辱。辞职后的他，在手岛博俊的引荐下，汪锦元获得了在“江南日报筹备处”工作的机会。

由于他早年曾在日本生活，他的日语口音纯正得让人难以分辨，甚至有些日本人误将他视为同胞，对他毫不设防。这种特殊的身份背景，为他在工作中收集情报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在“江南日报筹备处”的日子里，汪锦元结识了众多日本人，其中有一位名叫日高的特工，无意中向他透露了即将前往中央苏区瑞金的计划。

汪锦元敏第一时间将其传递给了手岛博俊。经过中央特科的深入调查，他们发现这个日高实际上是特高科安插在我方的秘密特工，企图潜入瑞金进行破坏活动。得益于汪锦元的及时情报，中央特科迅速采取行动，通过特殊渠道揭露了日高的真实身份，并在他抵达瑞金之前将其擒获。

这次事件让手岛博俊对汪锦元刮目相看，他深知这位青年不仅有着过人的语言天赋，更有着坚定的爱国信念和敏锐的洞察力。他认为汪锦元是一个值得培养和发展的人才。

随着工作的深入，手岛博俊因调动离开了上海。在临走之前，他特意为汪锦元引荐了另一位日籍中共党员西里龙夫。在西里龙夫的悉心指导和影响下，汪锦元逐渐明确了自己的信仰和追求。终于在1936年，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38年初春，汪锦元接到任务要打入伪上海市秘书处。当时的上海正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伪政权刚刚成立不久，急需各种人才来稳固其统治。汪锦元凭借着自己精湛的日语技能以及母亲的社会关系网络成功渗透进了伪政府内部。

在伪上海市秘书处工作期间，他有机会接触到了汪精卫最信任的日语翻译周隆庠。周隆庠在上海政坛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角色，他接替了声名狼藉的大汉奸高宗武的职位，成为了伪国际问题经济研究所的所长。

随着伪国民政府在南京的成立和稳固，周隆庠的权势进一步膨胀，被委以重任担任了伪外交部政务次长兼亚洲司司长的要职。繁重的工作使得周隆庠急需寻找一位能够替代自己为汪精卫提供日语翻译服务的得力助手。

他对这个助手的要求极高：必须年轻力壮、精通中日两种语言、能够胜任口译和笔译工作、并且还要能够随叫随到以应对频繁而紧急的日本来电。汪锦元凭借着自己的才华和实力脱颖而出，得到了周隆庠的青睐和推荐。

经过汪精卫和陈璧君的亲自面试和考察后，他们对汪锦元的表现极为满意，于是汪锦元成功在汪精卫身边潜伏下来。

自1940年9月起至1942年7月29日，汪锦元在汪精卫的公馆中居住了近两年时间，他的举止言谈、工作能力，深得汪精卫的信赖和赞赏。无论是官方会议还是私人聚会，汪精卫总是带着汪锦元，这也为汪锦元提供了更多搜集情报的机会。

为了确保情报的安全传递，党中央在南京特别设立了一个情报小组，由李德生负责。汪锦元在获取情报后，会前往李德生经营的中药铺，在那里，他们通过各种方式交换信息，即便汪精卫的手下密切监视着汪锦元的一举一动，也始终未能发现任何破绽。

在一次重要会议中，为了向日本人表忠心，汪精卫秘密签署了《日支关系调整纲要》，这份文件不仅割让了东北给日本，还允许日本在中国多个地区长期驻军。

汪精卫急不可待地签下这份丧权辱国的条约时，站在他身后的汪锦元心中充满了愤怒和不甘。他紧握拳头，心中痛斥汪精卫的无耻行径。他迅速联系了自己的“交通员”，将这份机密文件的详细内容传递出去。

情报很快被上级转送到延安，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周恩来同志，作为情报部门的最高负责人，亲自对传递这份情报的工作人员表示了肯定和赞扬。这样的荣誉对于情报工作者来说是莫大的鼓舞。

据后来的情报工作者回忆，他们表示：“能够得到党中央，特别是情报工作的奠基人和最高领导人周恩来的表扬，这样的功绩足以被载入史册。”而这份密谋也因为后来被我党公开，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最终使得汪精卫和日本人的阴谋不得不中止。

1941年的秋天，汪锦元和他的情报小组在潜伏活动中取得了显著成果，一份又一份的重要情报被成功传递出去。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的事件打破了他们平静的生活。东京爆出了轰动一时的“佐尔格国际间谍案”，这一事件引起了日本当局的高度警觉。

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调查和追踪，1942年6月15日，日本政府秘密逮捕了正在南京活动的西里龙夫和在上海的中西功。顺着这条线索，他们进一步追查到了汪锦元、李德生和陈一峰。

1942年7月29日清晨，日本当局采取行动，将汪锦元等人一网打尽。面对突如其来的抓捕，汪锦元等人毫无防备。但在陈璧君的力保下，1943年4月1日，日本人不得不将三人押回上海，改判为无期徒刑。

经过进一步的交涉和努力，7月间他们又被转押至南京，但依旧被关在日本宪兵监狱中。在狱中，汪锦元等人相互鼓励、支持，共同度过了那段艰难的时光。

终于，在1945年5月30日，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推进，汪锦元等人才得以重获自由，回到了淮南抗日根据地。

素材来源

汪精卫身边的中共“卧底” 夏继诚 党史博览

“伪装者”汪锦元：潜伏在汪精卫身边的中共情报员 青岛报纸电子版

地下党这样守初心 安泉 铁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