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11月，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按照周总理的指示，请刚刚回国的钱学森到东北参观。建国之初，东北地区是我国最集中的工业生产基地，全国最大的煤矿、汽车制造厂、炼钢厂、炼油厂基本上都在这里。所以，党中央希望钱学森能够到东北实地去看一看，评估一下，以我国当时的工业实力以及技术基础，究竟能不能研究出导弹来。
当钱学森抵达哈尔滨后，他忽然想到自己有两位老朋友，此时正在哈尔滨的一所军事院校里当教授，于是提出要到这所学校看一看。而钱老所说的“军事院校”，正是前几年才刚刚建成的“哈军工”。参观结束后，钱学森对哈军工的教学条件感觉非常满意，但唯独一点，他认为有待解决，那就是外国专家太多了。那么，外国专家过多到底有何弊端呢？
当得知钱学森想到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参观的时候，黑龙江省委的领导一下子做不了主。毕竟哈军工不像一般的大学，这所院校是一所军事院校，里面的很多实验设备在当时都属于军事机密。除了中央领导之外，任何人都不具备随意到这里视察的权利。于是黑龙江省委赶紧给北京送去了一份报告，请示中央是否批准钱学森的请求。
作为哈军工的校长，陈赓大将自然第一时间得知了这一消息。他一听钱学森要来学院参观，当即便放下了手头的工作，连夜从北京赶到了哈尔滨。第二天一大早，陈赓与学院的其他领导一同站在学院的大门口，迎接前来参观的钱学森。钱学森刚一下车，就见到一位戴着眼镜的军官和颜悦色地向自己走来，这人热情地和自己握了握手，之后笑着说道：“欢迎钱先生到我校参观！钱先生，我是陈赓。”
早在来的路上，钱学森就听说，这所学院的院长是开国大将陈赓。由于工作原因，陈赓平日都是在北京的总参谋部工作，所以当钱学森见到他亲自来迎接自己时大为吃惊。他万万没有想到，这位事务繁忙的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竟会为了迎接自己，连夜从北京赶回来。
陈赓一手为钱学森引着路，一面对他说道：“在先生来之前，我已经让学校将所有实验室、设备陈列室全都打开了，先生您尽管去看。”“不是说，里面的设备，有很多都是机密吗？”钱学森不解地问道。陈赓闻言朗声一笑，接着又说：“我们的这些设备，有很多都是在朝鲜战场上缴获回来的战利品。我们确实设立过一些保密条例，但那些只不过是为了不让美国人打探出我们底细而想出来的障眼法，只为向美帝国主义装些蒜。”
在陈赓等学院领导的指引下，钱学森来到了哈军工的教学区域，刚一下车，一座座高大宏伟的教学楼便映入眼帘。此时，一直站在钱学森身旁的哈军工副院长刘居英少将，细致地向他介绍道：“钱先生您看，这边是空军工程系，那边是海军工程系。”说着，刘居英又把手指向了不远处的那座建筑，说：“远处的装甲兵工程系，还有新建成的体育馆。”钱学森看了看，由衷地赞叹道：“真气派啊！就是在美国，也很少见到这么气派的建筑呀！”
当天晚上，陈赓等人特意准备了一桌酒宴，招待钱学森。酒桌上，陈赓借着向钱学森请教火箭知识的机会，问出了一个几乎所有中国人都想问的问题——“中国到底能不能搞出导弹？”一听这话，钱学森的脸色立刻变得严肃了起来，提高了嗓门，大声说道：“中国人怎么不行？外国人能搞得出来，难道中国人就不能搞？难不成，中国人比他们矮上一截？”
1935年钱学森就来到了美国求学，师从当时的空气动力学家西奥多·冯·卡门，是创建喷漆推进实验室的主要人员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与了不少美国政府的机密项目。可即便如此，美国政府仍然在二战结束后怀疑起了钱学森的身份。尽管钱学森的朋友、同事、亲人都力证他的“清白”，可美国政府仍然判他“有罪”，并最终将他驱逐。在他看来，美国政府的种种污蔑就是对自己和中国最大的侮辱。所以，从踏上返回祖国的轮船的那一刻开始，钱学森就一直憋着一口气，势要为祖国做出一番大事业来，好扬眉吐气。
回到北京后，陈赓问身边的工作人员：钱先生对哈军工是否还有什么建议或看法？这位工作人员告诉陈赓：“钱学森先生对学校的管理以及实验设备都很满意，唯独一点，他觉得有必要改进。”“哦？什么地方？”陈赓追问道。“钱先生觉得，哈军工聘请的苏联老师未免太多了些。他发现，学校里的中国教师对苏联专家的依赖性很大，做什么事情都要征求他们的意见。钱先生觉得，这种现象对科学研究非常不利，会让我校的发展变得非常被动。”陈赓觉得钱学森说得很有道理，同时他也为钱学森拥有强烈的民族气节与自信而感到欣慰。
国家的崛起之路，离不开像钱学森这样有骨气、有志气的人才。为了祖国的崛起，钱学森开始了他白手起家般的科研之路。20世纪50年代的中国，几乎毫不具备研发导弹的基础。全国没有一家工厂能够生产出导弹所需要的精密零件，全国没有一处可供导弹性能测试的风洞，全国没有一处符合标准的导弹发射基地，甚至全国连一本相关学科的教材都找不到。
残酷的现实令钱学森肩上的压力越来越大，他后来写道：“真是觉得做科学研究寸步难行，简直急死人……我不知道在艰苦的环境中奋斗、找出路，怎样白手起家。”没有办法，钱学森只能一步一个脚印，从最基础的开始做起。1956年1月5日，力学研究所在北京正式成立，钱学森担任所长。当时力学研究所的条件非常简陋，总共四层的办公楼里仅设有一部电话，来电多时，钱学森免不了要楼上楼下地折腾几回，非常疲惫。而且研究所里的可用设备不多，唯一的一台计算机也还是手摇式的，这让钱学森既苦恼又无奈。
但钱学森有着异乎寻常的自律，他是研究所里最勤奋的人之一，每天早上7点30分准时到达办公室，通常比其他人早到半个小时。他常常奋笔疾书数小时之久，要不就是埋头研读技术专著，只有午饭和晚饭时才短暂离开一下。回国仅仅几个月，钱学森就成为国内最有声望的科学家之一，扮演起科学界和政府高层人士之间的联络员。当时的彭老总曾专门找来钱学森，一同讨论短程定向导弹的相关问题。
经过对东北这一段时间的考察，钱学森对中国的工业基础、技术水平也大致有了一定的了解。他结合实际，向彭老总保证：“300到500千米的近程导弹，其动力系统以及结构，有望在2年内解决。”当时，钱学森还告诉彭老总，导弹最关键的技术就是自控系统。把导弹往远了“扔”其实并没有什么难度，难就难在，既要扔得远，又要扔得准。想要同时达到“远而准”这两个标准，优秀的自控系统必不可少，而这就是研发工作的重点、难点。
钱学森马上向彭老总列举了二战时期的各种实际例子，比如：德国当年就向伦敦发射了很多V-2导弹，但大多数都没能打到城里，这就是自控系统不过关造成的。彭老总对钱学森的话非常认同，当即交代给陈赓一项任务——让钱学森给高级干部们讲讲课，让大家“开开眼界”。当时，参加钱学森演讲课的，既有身着军服的元帅、将军，也有国务院的副总理、各部长。这些身经百战，一路从战争年代走来的老革命们，一听说钱学森要讲课，都兴致勃勃地来当“学生”。所以，钱学森的每一次演讲课，几乎都是座无虚席。
不久之后，钱学森就向中央递交了一份倡议书，请求建立一所航空和导弹研究所。而这个研究所，就是后来成立的“国防部第五研究院”。“第五研究院”建立之初，整个单位里唯一一个懂得研发火箭的，只有身为院长的钱学森。所以，钱学森立刻意识到了培训的重要性，马上安排工程学课程，为研究院里的科研人员“补课”。
科研人员的理论知识得到充实之后，实践操作又成了研究院的难题。当时全中国都找不到一枚像样的导弹，而想要研制出导弹，我们就必须找到一颗“真家伙”作为研发样板，不管它到底有多么落后。为此，中国政府希望能从苏联那里购得一枚导弹，并在此后就此事展开了谈判。钱学森那时也是中方代表团的一员，曾多次随团出访苏联。1957年10月，苏联卖给中国的两枚R-2型导弹被秘密运送到了第五研究院。这款导弹让当时的科研人员，有机会接触到现成的火箭系统，此后不久，中国导弹的研发工作便进入到了实质阶段。
从1958年4月开始，解放军便从各个单位抽调技术人员，充实第五研究院的科研力量。据统计，前后共有3000多名工作人员被抽调。苏联专家集体撤离后，中国的导弹研发事业一度陷入中断。尽管我们以为，凭借自己的力量可以实现自主研发导弹的愿望。但很快钱学森就发现，即使是照着苏联的导弹仿制一枚成品，其难度也是相当困难的。单就一个火箭引擎，就需要有14家工厂参与制造，其中涉及的工序更是超过了上千种；不仅如此，制造火箭的原材料，比如橡胶、铝板、不锈钢管等，第五研究院也很难获得。
无奈之下，钱学森只能选择“进口+替代”的方式解决原材料的问题，即：造不出来的选择进口，稀缺材料选择类似的替代。最后，研究院制造出来的仿制苏联火箭中，大约有4成的材料被替代，也正是因为替代材料使用的过多，所以才会让最后的成品有很多的缺陷。但好在，这两枚导弹最后还是成功试射了。两枚国产R-2导弹试射成功后，钱学森便带头开始中国第一款地对空弹道导弹的研发。后来，这款弹道导弹被正式命名为“东风”。
1966年10月27日，“东风2号”携带着我国自主研发的首颗核弹，在发射基地升空，飞向了800公里之外的茫茫沙漠。“轰”的一声巨响，巨大的蘑菇云出现在了罗布泊的上空，中国人从此有了属于自己的核武器。中国核弹实验的成功令西方世界感到震惊，西方世界对中国的“核讹诈”就此成为过去。此后，钱学森又主持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1号”的研发工作，为中国的航天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伟大贡献。
与此同时，钱学森也为中国培养出了一大批航天科技人才。当年“东风2号”导弹试射失败后，钱学森在一系列的技术会议上，督促这些科研人员“杀出一条血路来”。根据学生们回忆，当时钱学森最常说的一句话就是：“美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我们中国人一点也不比美国人差！”这种无与伦比的民族自信，感染着每一位中国航天的科研人员，激励着他们一步一步迈向成功，并最终完成了中华民族的“飞天梦”！
1999年9月，钱学森被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授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