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沙会战是指1939年9月至1942年1月，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在长沙进行的3次大规模兵团阵地攻防战。

与此前的淞沪会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武汉会战不同，长沙会战是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来，中国正面战场抵抗日本侵略取得的首次重大战略性胜利。

它粉碎了日军“以战迫降”的战略目标，将日军逼回至原先的战略相持态势，极大的振奋了中国抗战胜利的信心。

在三次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以伤亡9万余人的代价，歼灭日军11万余人，这也是抗战以来，中国军队伤亡人数在历次城市阵地大会战中首次少于日军。

1939年9月1日，纳粹德国闪击波兰，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

就在德国开战前的四个月，日本关东军在与苏联对战的诺门坎战役中遭遇失败。

为了提振士气，以及配合德国的野心战略，日本需要在中国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于是把目光瞄向长沙。

自一年前武汉会战结束后，中日军队便在洞庭湖、新墙河以及锦江两岸一带对峙，双方武装摩擦不断。

湖南是中国著名谷仓，是国民政府粮食、工业资源的重要供给基地。

而且长沙又是中国中南地区的军事重镇，是中国第九战区指挥中心所在地，若要削弱中国军队战斗力，进攻长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1939年9月14日，日军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集中10万余人，在赣北地区展开钳型攻势进犯长沙，企图在最短时间内将第九战区主力歼灭。

早在9月上旬，国民政府通过情报及前线观察，已获悉日军即将进攻长沙，于是紧锣密鼓加紧备战，集中47个师，24万人参与会战。

此次中国军队吸收此前武汉会战的教训，不再固守阵地防御，而是采取“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的策略，并配合实施游击策应。

同时坚壁清野，破坏一切可能被日军利用的设施，湘赣公路、湘鄂公路及粤汉铁路岳阳至株洲段、湘赣铁路株洲以东，都被拆毁。

中国军队的做法严重阻碍日军机械化部队作用的发挥，为长沙会战的胜利创造条件。

从9月14日起，赣北方向的日军106师团由江西奉新、靖安一线西进，在高安与中国守军32军发生激战，第32军避其锋芒，选择撤退。

但在9月21日，第32军又乘夜北渡锦江，奇袭日军，克复高安。与此同时，日军第6师团对湘北地区发动进攻，在新墙河与中国守军第52军展开激烈战斗。

52军全体官兵誓死坚守阵地，他们顶着日军猛烈的炮火，打退敌军一轮又一轮冲锋。

防御工事被摧毁，不顾枪林弹雨冒死修复，抵抗十分顽强，整营整营的官兵以身殉国，只为给部队主力后撤争取时间。

虽然日军在重炮和飞机的支援下突破新墙河畔，但伤亡非常惨重，进攻势头大幅削弱。

9月26日，日军第6师团协同两个支队猛攻汨罗江南岸，激战数日，未能突破守军主阵地。

在随后的几天时间里，第6师团先后两次遭到中国军队伏击，伤亡四千余人。

同样日军第33师团祸不单行，被中国第20军顽强阻击于福石岭，后本想绕道南下，但又遭79军跟踪，被第8、20、79三个军夹击击溃。

此时的各路日军在中国军队的阻击下动弹不得，无力再进一步，而中国守军利用汨罗江、捞刀河和浏阳河等河流山岭等天然屏障，消耗敌人力量，伺机决战。

在中国军队的消耗袭扰下，日军弹尽粮绝，只能依靠空投获取有限的物资。

1939年10月6日，第9战区前敌总指挥罗卓英看准时机指挥全线反攻。

到15日的十天时间里，中国军队收复所有失地，日军退回到开战前的阵地，第一次长沙会战以中国军队的胜利宣告结束。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中日两军仍隔新墙河对峙于湘北地区，局势依然紧张。

转眼间，抗战又过了两个年头，到1941年世界局势发生巨大变化。

苏德战争的爆发对欧亚地缘政治发生重大影响，日本彻底解除了北方的后顾之忧，为此不惜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翻脸，推行南下战略。

面对日本的咄咄逼人，美国也希望利用中国拖住和消耗日本，而日本只有冲破中国的防御才能扭转被动局面，因此中日之间一场新的大规模会战再次酝酿。

此时的长沙处于中日对抗最前线，成为捍卫西南各省的门户，对于日本来说，只有攻陷长沙才有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之可能。

而对于当时的国民政府来说，务必阻击日军向西南长驱直入以威胁重庆，所以守住长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

从1941年8月起，日军调集第11集团军，12万人于湘北，并吸取第一次会战兵力分散的教训，将主力列于狭窄的正面，以实现纵深突破，打击国军第九战区守军。

而第九战区由于没有掌握日军进攻方向，只能将30万军队分散在湘北、赣北、鄂南三面防守，致使原本占据优势的兵力规模转为劣势，为第二次长沙会战的失败埋下伏笔。

1941年9月7日，日军第6师团向中国守军第4军大云山阵地攻击，次日占领该地，十天后各路师团汇聚于新墙河北岸。

18日，日军在飞机、重炮的掩护下开始强渡新墙河，驻守南岸的第4、20、58军与日军展开激战。

他们不顾日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始终坚守阵地，多次打退日军进攻。

恼羞成怒的日军发射毒气弹杀伤大量中国守军，激战三天后，日军成功突破新墙河南岸阵地，并一路迅速推进，很快抵达汨罗江畔，第九战区总指挥薛岳紧急调集4个军沿线布防阻击。

但糟糕的是日军破译了第九战区司令部的密码，迅速调整战术，逐渐掌握主动。

9月下旬，日军三个师团强渡汨罗江，包围中国守军，驻防于汨罗江的第37军奋勇抵抗。

然而终究因实力差距悬殊，在付出大量伤亡后，阵地被突破，日军一路追击至捞刀河一带。

此时的日军与长沙一步之遥，薛岳被迫将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撤出长沙，移往湘潭。

国民政府看到长沙岌岌可危，急调第六战区两个军、第七战区一个军前往支援。

他们在浏阳河、捞刀河与日军迎头碰上，展开激战，在付出重大牺牲后仍然挡不住日军的进攻。

9月27日当晚，日军进入长沙，然而此时的日军已是强弩之末，进军时间远远超出统帅部“速战速决”的作战任务。

虽然日军攻进长沙，但连日作战，粮弹损耗很大，加之战线过长，后勤保障困难，无力维持战果，为避免重蹈第一次长沙会战的覆辙，日军于10月1日开始撤退。

第九战区获悉日军撤退的消息后，迅速跟踪追击，收复失地，10月8日，日军越过新墙河，双方再次恢复原阵地。

此役日军伤亡六千余人，中国军队则有近七万将士血洒汨罗江、新墙河。

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

国民政府为了配合英美等西方国家，特派遣军队由广州进攻香港（香港已被日本占领），以牵制日军，而日本为了牵制中国对香港的用兵，决定再对长沙发起进攻。

12月中旬，日军开始向岳阳方面集结兵力。

早在数天前，国民政府即召开第二次长沙会战检讨会，第九战区司令薛岳做了深入发言，并在此前经验教训基础上创立“天炉战法”。

即彻底破坏敌军行进道路，在中间地带空室清野，在周边布置网状据点，设置纵深伏击地区，运用尾击、侧击、伏击等方式消耗敌军，并诱敌深入至包围圈，最后利用优势兵力围而歼之。

按照薛岳的构想，国军四个军在宁乡、益阳、渌口、株洲、衡阳等地集结待命。

同时集中兵力于湘北，计划诱敌军主力于长沙城北的浏阳河、捞刀河之间地区，反包围将日军全部歼灭。

12月24日，新墙河下游因降雨水位上涨，日军第6师团趁机渡江，向中国守军新墙河阵地发动进攻。

中国守军按照既定战术诱敌深入，驻守新墙河的第20军主力南撤至大荆街，第58军则对南下日军不断侧击。

26日，日军第3师团抵达汨罗江北岸，第6、40师团进至长乐街附近，薛岳一面调集第20、58军阻击长乐街敌军，另一面派第37、99军固守汨罗江南岸阵地，与日军第3师团对峙。

国军依然有条不紊的执行诱敌计划，虽与敌激战，但不恋战，不断利用地形及兵力优势与日军周旋，同时依靠星罗棋布的据点工事与敌军展开搏斗，节节阻击敌军。

日军指挥官阿南惟己情急之下，于12月29日下令第3、6师团全面向长沙进攻，追击中国军队主力。

日军的这一行动正中薛岳下怀，在得知日军向长沙扑来时，一面命37军在正面与日军缠斗。

另一面调遣第27、第30、第19等三个集团军赶赴浏阳、平江等埋伏圈，自南、东、北三个方向形成球心攻势，只等日军上套。

1942年1月1日凌晨，日军主力开始向长沙东南郊阵地攻击，同时，处于外围的中国军队正隐蔽地从三面向长沙推进。

坚守长沙城郊阵地的第10军则依靠岳麓山重炮火力猛烈轰击日军。

战况十分惨烈，守军依靠修建的碉堡打退日军多次冲锋，日军尸体在中国军队阵地前铺成了厚厚一层也没能抢下阵地。

当然，中国守军也付出很大伤亡，部分团几乎全部牺牲，最后连后勤和伙夫都拿着刺刀与敌军展开肉搏。

由于中国军队抵抗十分顽强，日第3、6两大师团合力猛攻数日却屡屡受挫，最后搞得弹药将尽，补给线也被切断。

就在日军陷入困顿之时，中国军队已完成合围，并不断压缩包围圈，穷途末路的日军决定孤注一掷，于4日发起对长沙最后的猛扑。

各路中国军队集合重炮轰击日军，仅仅一天日军就败下阵来，饥寒交迫的日军于当晚趁夜色狼狈逃离战场。

薛岳在获知日军退却后，立即命令合围部队改为堵击、截击和追击。

从捞刀河以北和汨罗江以南的区域，中国军队一路截击，日军伤亡十分惨重，直到15日日军退过新墙河，双方阵地恢复原状态。

此次会战，中国军队歼灭敌军4万余人，长沙守备部队顽强坚守核心阵地，合围部队反击坚决有力，对撤退日军穷追不舍，从而取得长沙会战大捷。

长沙会战对抗战产生巨大影响，在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之后，中国第九战区召开大规模的庆祝大会。

美国当即宣布向中国贷款5亿美元，随后，美英两国宣布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

日本在战后不久将阿南惟几撤职，在此后的两年内再没有向第九战区发动大规模进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