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毛泽东准备进行第二次长征，张学良：建议熬过一二个月
世人皆知＂西安事变＂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却鲜有人知，在这场惊天动地的事变之前，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往事。
1936年深秋，陕北高原寒风凛冽。红军主力被困陕北，面临着蒋介石26万大军的重重包围。补给匮乏，士气低落，一切都预示着这支经历过万里长征的队伍即将迎来最后的生死考验。
就在此时，毛泽东秘密制定了一份新的作战计划，打算带领红军进行第二次长征。然而，一个意外的劝告，却让这位年轻的革命领袖犹豫了。张学良神秘地告诉他：＂再坚持一两个月，西北和全国局势可能会有大变化。＂
究竟是什么样的变化，让张学良如此笃定？为何他要力劝红军留在陕北？而毛泽东又是如何在这生死攸关的时刻做出抉择的呢？
一、红军困境
1936年的陕北，寒风呼啸，黄土飞扬。在这片贫瘠的土地上，红军正面临着建军以来最严峻的考验。
11月初，蒋介石调集了胡宗南、王均、董钊等名将率领的26万大军，分三路包围延安。东路是胡宗南的第一军，从山西晋西北地区向延安推进；南路是董钊的第三军，从三原一带向北进攻；西路则是王均的第七军，从平凉方向向东展开。
三支大军步步为营，将红军围在了延安周边方圆不到200公里的区域内。蒋介石这次是下了狠心，誓要一举歼灭这支让他寝食难安的队伍。
陕北的冬天来得特别早。11月中旬，气温已经降到了零下。然而，许多红军战士还穿着单薄的夏装。一个连队只有三四件棉衣，战士们只能轮流穿。有的战士实在扛不住寒冷，就用稻草塞在衣服里取暖。
更让人担忧的是粮食问题。陕北本就是贫瘠之地，百姓们自己都吃不饱，更别说供养一支军队了。红军的给养部队报告，全军只剩下半个月的口粮。有的部队已经开始采摘野菜，挖掘树根充饥。
为了节省粮食，红军高层下令，每人每天只能吃两顿饭，而且每顿饭只能吃六两粮食。就连前线的战士也只能喝稀粥裹腹，每天还要打仗巡逻。
11月20日，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更是让红军的处境雪上加霜。积雪封住了山路，运输变得更加困难。有的连队甚至断粮两天，战士们只能喝雪水充饥。
在这种困境下，红军还要应付国民党军队的不断进攻。胡宗南的部队装备精良，有美式步枪，有德制山炮，甚至还有飞机助战。而红军的武器弹药却捉襟见肘，很多战士手中的步枪已经打了上千发子弹，枪管都快报废了。
最让红军指挥员头疼的是，他们已经失去了战略纵深。往东是敌人，往西是敌人，往南是敌人。北面虽然暂时没有敌军，但那里是渺无人烟的荒漠，根本无法生存。
11月下旬，前线传来更加紧急的消息：胡宗南的部队已经推进到了延安城外40公里的地方。他们正在修筑碉堡，架设电话线，准备发动最后的总攻。
二、暗中联络
眼看形势危急，毛泽东连夜召开了一场秘密会议。会议结束后，一支支联络小组悄然离开了延安，分赴各地寻求合作机会。
12月初的一天，周恩来带着几名工作人员，乔装打扮成商人，从延安秘密出发。他们携带着毛泽东亲笔写就的《国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准备南下与国民党方面谈判。
这份草案开出了很大的让步条件：红军愿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接受国民政府的统一指挥；中共愿意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政策；甚至愿意取消陕甘宁边区的苏维埃政权。只要蒋介石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然而，周恩来一行人刚到西安，就遭到了当地特务的跟踪。好在张学良派人暗中相助，才让他们躲过了搜捕。最终，这次谈判以失败告终，蒋介石根本不愿见他们。
与此同时，另一支联络小组也在秘密活动。他们找到了西北军的一些老长官，这些人曾经和红军打过交道，彼此还算熟悉。通过他们的引荐，红军与杨虎城的部队建立了初步联系。
一天深夜，杨虎城派了一名亲信，化装成商贩，给红军送来了一批急需的药品和弹药。这名亲信还带来了一个重要消息：西北军的很多将领对蒋介石＂剿共＂不抗日的做法十分不满。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东北军的态度。当红军派人与张学良部下接触时，发现他们不仅没有敌意，反而显得很友好。有的东北军官员甚至主动告诉红军：蒋介石最近调动军队的情况。
原来，东北军的官兵们正处在极度的困惑之中。他们眼睁睁看着日本人占领了自己的家乡，可蒋介石却让他们来围剿共产党。这种＂剿共＂不抗日的政策，让这些失去家园的东北军将士们难以接受。
12月上旬，一个重要的机会出现了。张学良要到延安视察＂剿共＂前线。红军得到消息后，立即派出联络人员，想方设法与张学良见面。
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张学良在一个偏僻的农家院子里，秘密接见了红军的代表。让红军代表没想到的是，张学良开门见山就说：＂我们东北军和你们的主张是一样的，都主张抗日。＂
这次秘密会面后不久，张学良又通过秘密渠道，给红军送来了一批急需的军用物资。不仅如此，他还暗中命令所属部队，在＂剿共＂行动中处处放水，给红军留下突围的空间。
这些暗中的联络和接触，让红军看到了一线生机。虽然蒋介石依然坚持＂剿共＂，但是在他的军队内部，已经出现了不同的声音。特别是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态度变化，给了红军一个重要的启示：也许不用再次长征，就能找到破局的办法。
三、地下工作
就在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暗中联络之际，西安城内的地下党组织也在秘密开展工作。他们白天在商铺、学校等场所谋生，夜晚则在暗处活动，穿梭于西安的大街小巷。
1936年11月，西安的寒风中飘起了一张张传单。这些传单白天不见踪影，却在每个清晨出现在街头巷尾。传单上写着日军在东北的暴行，揭露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荒谬。负责散发传单的，正是西安地下党组织发动的进步学生。
在西安交通大学，一群学生组织了读书会。表面上是讨论文学作品，实际上却在传播抗日救国的理念。他们还在课本里夹带《新华日报》的剪报，秘密传阅。一位叫李公朴的教授，更是在课堂上旁敲侧击，启发学生思考国家命运。
西安城内最大的中山公园里，经常有卖艺人在唱＂秦腔＂。但听众们不知道，这些卖艺人中有地下党员。他们改编传统戏曲，将抗日救国的内容编进戏词里，用老百姓熟悉的方式传播革命思想。
西安的茶馆里，也暗藏玄机。一家名叫＂老同春＂的茶馆，看似普普通通，却是地下党联络的重要据点。茶馆老板娘是位地下党员，她会在给特定客人的茶杯底下，夹带秘密信件。
更为特殊的是，一些地下党员还打入了国民党军队内部。他们化装成普通勤务兵，在军营中默默收集情报。每当国民党要对红军采取重要军事行动时，消息总能提前传到延安。
1936年11月下旬，西安的学生运动愈演愈烈。西北军医学院的学生率先发起＂反内战、抗日救国＂的游行。随后，西安交大、西北大学的学生也纷纷响应。这些游行虽然很快被镇压，但民众的抗日情绪已如星星之火，在城市里蔓延。
有一天，张学良在视察部队时，看到一群学生正在街头演讲。他没有下令驱散，而是停下来听了一会。这些学生的声音，与他内心的想法不谋而合。
与此同时，西安的各界人士也开始行动起来。一些商人暗中为红军筹集物资，知识分子撰写文章抨击内战，工人罢工抗议通敌媚日。整个城市仿佛一座即将喷发的火山。
地下党组织敏锐地觉察到，时机已经成熟。他们开始积极联络张学良和杨虎城的部下，为即将到来的重大转折做准备。一场改变中国历史的行动，正在暗流涌动中孕育。
四、关键抉择
1936年12月初的一个深夜，延安的一间窑洞里灯火通明。毛泽东正在研究一份来自张学良的密信。信中说：＂请再坚持一两个月，西北和全国局势可能会有大变化。＂这是张学良第三次传来类似的信息。
就在同一时间，彭德怀从前线发来紧急报告：胡宗南的部队已经在延安外围构筑了三道防线，随时可能发起总攻。红军高层随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是否实施第二次长征计划。
这次会议一直开到天亮。红军将领们意见不一。有人主张立即突围，认为再等下去只会坐以待毙。也有人赞同张学良的建议，指出东北军和西北军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
朱德拿出一份情报，显示蒋介石已经下令胡宗南在12月15日前发起总攻。按照这个时间推算，红军只剩下不到两周的时间做决定。
就在讨论陷入僵局时，又一个情报送到了窑洞：西安城内的学生运动越来越激烈，甚至有东北军的士兵公开支持学生的抗日诉求。这个消息让会议的气氛为之一变。
12月5日，毛泽东召集红军各部队负责人，下达了一个看似矛盾的命令：一方面继续准备实施第二次长征计划，一方面又要求部队严守阵地，不得轻举妄动。
这个命令传达后，很多红军将领都感到困惑。但很快，他们就收到了一份补充指示：在延安周边秘密构建防御工事，为可能的持久战做准备。
12月8日，一个意外事件打破了僵局。一名从西安逃出来的进步学生带来消息：张学良正在秘密调动军队，而且专门挑选了一批忠实的部下进驻西安城。更重要的是，杨虎城的西北军也在进行类似的调动。
这个消息让红军高层重新审视了局势。他们注意到，虽然胡宗南的部队在延安外围不断集结，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进攻态势却明显放缓。一些阵地甚至出现了无人防守的情况。
12月10日，又一个重要情报传来：蒋介石将于12月12日抵达西安，亲自指挥＂剿共＂最后战役。这个消息本应该让红军更加紧张，但奇怪的是，张学良却在这个时候派人传话，说：＂一切按原计划进行。＂
经过反复权衡，毛泽东最终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暂时放弃第二次长征计划，继续坚守延安。他给前线各部队下达了新的命令：严守阵地，但不主动出击，等待时机。
这个决定立即遭到了一些将领的质疑。他们认为，这无异于在火山口上起舞。但毛泽东坚持己见，并告诉大家：＂有时候，等待也是一种战略。＂
五、历史转折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城内一片寂静。突然，一阵急促的枪声打破了这份宁静。张学良和杨虎城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留了蒋介石。
消息传到延安时，已是上午十点。一名东北军的通讯员冒着风雪，骑马送来了这个惊人的消息。延安城内顿时沸腾了，连最基层的红军战士也在议论纷纷。张学良所说的＂大变化＂，终于揭开了神秘的面纱。
事变发生后，整个局势急转直下。原本在延安外围的国民党军队突然变得群龙无首。胡宗南接到消息后，立即下令部队停止所有进攻行动，改为严防死守，生怕红军趁机突围。
然而，红军并没有趁机发动攻势。相反，毛泽东立即召开会议，决定派周恩来赶赴西安，了解情况并参与调解。这个决定让很多人感到意外，但很快就证明是明智之举。
12月13日，周恩来带着中共中央的意见到达西安。他直接找到张学良，表示共产党愿意从大局出发，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个表态立即得到了张学良的赞同。
与此同时，国民党内部也在积极活动。宋美龄亲自飞赴西安，与蒋介石见面。宋子文、孔祥熙等人则在南京与各方周旋，寻求政治解决的方案。
更令人惊讶的是，日本人对这次事变的反应。他们原本等着看中国人自相残杀，但事变的和平解决趋势，让他们感到失望。日本驻华使馆甚至放出风声，说要派军队＂解救＂蒋介石。
这个威胁反而促进了事变的和平解决。12月25日，经过各方努力，蒋介石安全返回南京。随后，国民党当局宣布宽大处理张学良，并默许了停止＂剿共＂的既成事实。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标志着中国政治格局的重大转变。国共两党从此开始了由对抗走向合作的历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就是在这个时候奠定的。
回望这段历史，毛泽东当初的等待策略得到了完美的印证。如果红军真的实施了第二次长征计划，历史可能就会改写。正是这个关键时刻的正确抉择，为后来的抗日战争奠定了重要基础。
1937年2月，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同年7月，卢沟桥事变爆发，中国全面抗战开始。从此，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在抗日的旗帜下，暂时放下了分歧，共同对抗日本侵略者。
这场历史性的转折，源于一个看似简单的决定：听从张学良的建议，在延安多等待了一个多月。正是这短短的等待，避免了一场本可能导致中国命运改变的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