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5月28日，中共四川省委在成都召开的会议。会议决定：以四川工农红军第一、二、三路游击队余部为基础，重组川东游击军，王维舟任中共川东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川东军委)书记兼游击军总指挥，在川东地区开展更大规模的游击战争。
王维舟先在群众基础较好的虎南赤区，建立川东游击军第一支队，任命蔡奎为支队长，活动在梁山百里漕、达县顺风山一带。
1931年夏,王维舟在开江以广福为中心，组建川东游击军第二支队，任命乔典丰为支队长。通过大量工作,第二支队迅速发展到1000余人,拥有长短枪150余支。
王维舟建立川东游击军总指挥部不久，又组建了川东游击军第三支队，并亲任支队长。第三支队活动于宣汉、达县、江口(平昌)、万一带。
经过一年多的艰苦斗争,川东游击军已达2000余人,拥有长短枪1000余支。力量扩大到东起梁山,南抵达县,西至江口,北至城口的川东十余县。
1932年夏，川东游击军改编为川东红军游击队新编第一路(以下统称川东游击军)，王维舟继任总指挥,杨克明兼任政委，乔典丰任副总指挥，下设部队仍为原三个支队，原支队长继任。
1932年12月15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制定了“进军川北建立革命根据地”的方针。王维舟从四川省委处得知了红四方面军将要入川的消息，川东游击军和川东群众受到极大鼓舞，王维舟立即派人到城口县与红四方面军取得联系。
1933年初,根据中共四川省委指示，王维舟、杨克明召开军事会议，对部队进行整编，会议决定：“将川东游击军的工作重心和主要力量转移到宣汉、达县、城口、万源等接近红四方面军主力的敌后地区,以牵制军阀刘湘、刘存厚的兵力,使红四方面军迅速向南发展。”
整编后的游击军共三个支队2000余人,在游击军总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开展活动。
1933年秋，红四方面军在得胜山召开军以上干部会议，制订了宣(汉)达(县)战役计划。王维舟得悉后,立即派蒋琼林前往了解了宣达战役的部署。按照红军宣达战役的进军路线，王维舟将游击军分成左、中、右三路配合红四方面军截击敌人。
在川东游击军的强力配合下,红四方面军主力10月17日进入宣汉县境，18日攻占隘口场,并决定由红九军、红三十军分头向宣汉、达县推进。19日,红九军副军长兼第二十五师师长许世友率红七十四团、红七十五团攻下白岩寺,继而攻占宣汉县城。20日，红二十五师师部、政治部进驻宣汉县城。随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前线指挥部进驻宣汉县城。按照徐向前的命令,许世友率红九军第七十三团、红四军第二十八团赶赴下八庙。王维舟、许世友等在文家祠堂共商了围歼南坝之敌的计划。26日夜,红四方面军和游击军兵分四路向圣墩寺发起进攻。经一昼夜激战,将敌击溃。27日,游击军与红四方面军在南坝场胜利会师。
会师后，红四方面军总部决定：将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四方面军第三十三军，并于1933年11月2日在宣汉县城西门操场联合召开庆祝红军解放宣汉和红三十三军成立大会。红四方面军政治委员陈昌浩在会上宣布了红四方面军总部关于川东游击军改编为红三十三军的命令,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新成立的红三十三军由王维舟任军长、杨克明任政委,辖第九十七师、第九十八师、第九十九师,蒋琼林、冉南轩、王波分任师长。
随后，王维舟将川东游击军总指挥部改为红三十三军军部,迁驻黄石场,并组建了军部直属机构:政治部、医院、经理部和通讯班。随后,在达县蒲家场组建了第九十七师,在清溪场冉家垭口组建了第九十八师,在南坝场组建了九十九师。全军共万余人。
1933年11月初,正当红三十三军在前线浴血奋战，反击刘湘的“六路围攻”之时，张国焘却将红三十三军作为重点，搞起了“肃反”运动，他派陈昌浩、周纯全到红三十三军军部坐镇“整军”。“肃反”工作队以是否上过中学、是否在国民党政权中做过事等作为划分好人、坏人的标准，层层扩大打击对象。
在这次“肃反”中,红三十三军连以上干部特别是政工干部几乎全部被换掉;第九十八师师长冉南轩,第二九八团团长吴志太、副团长刘君门等官兵50余人，第二九九团官兵200余人，第二九七团营长任俊卿等官兵30余人，第二九四团团长牟慈帆、营长李定国等官兵40余人,先后被逮捕杀害；第二九一团团长唐全弟失踪。不久,张国焘还以第九十七师离红三十三军军部太远为由，撤销该师建制，除师长蒋琼林留任第九十八师师长外,将其所属各部全部分割到了红九军、三十军。至此，红三十三军全军减至2个师6个团5000余人。
尽管如此，王维舟丝毫没有动摇革命信念，他教育官兵要顾全大局，要和其他各军调来的政工人员搞好团结。继续配合红四方面军继续反击敌人的“六路围攻”。
1934年1月初,张国焘在红三十三军展开了第二次“肃反”运动。第九十八师师长蒋琼林、第二九四团副团长彭友之被撤职送劳役队审查(后被杀害);第二九四团一营被编入红四军,二、三两营被编入红三十军。其他各团也因“肃反”捕杀而人人自危,减员不少。这次“肃反”后,为稳定军心、整合力量,王维舟一面加强对官兵的思想政治工作,一面对部队进行了整编。至此，全军仅存3个团(第二九五、第二九六、第二九七团)9个营4000余人,由军部直接指挥,师一级组织已经有名无实。
1934年4月初，王维舟率红三十三军从罗文坝开赴万源县城周围，配合红四军部赶走敌城(口)万(源)游击司令陈国枢部,收复万源县城。这时,张国焘又在红三十三军展开了第三次“肃反”运动。
黄钟堡战斗中，红三十三军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但张国焘的“肃反”工作队却将正在火线上指挥战斗的红三十三军排以上干部50余人捆送后方“审查”，这50余名干部事后下落不明，第九十九师师长王波亦险遭厄运，但因是王维舟的侄子，幸免于难存活到建国后。
涌泉寺战斗中,面对装备精良的范绍增师，红三十三军虽然打了胜仗，但军政委杨克明反被张国焘指责为作战不力，受到撤职并调离前方的处分。
1934年6月15日，红33军经反复拼杀，在游击队配合下，攻占城口县城，歼敌100多人，拓展苏区200余里。迫使四川军阀刘湘调动大量部队东移作战。他的这一举动恰恰是红四方面军要达到的目的。红三十三军拓展了川陕苏区,完成了牵制敌人的任务,为红军主力在大面山、青龙观等地反攻敌人创造了有利条件。同年11月1日，红四方面军总部在通江毛浴镇召开的党政工作会议上，充分肯定了红三十三军的功绩,还授予二九六团“百发百中”奖旗一面。
然而,战功赫赫的红三十三军却未能免遭张国焘的第四次“肃反”。11月上旬，第二九七团副团长唐安等数十名官兵被戴上了“改组派”、“反革命”、“阶级异己分子”等帽子,一部分被押送万源杀害,一部分被就地处决。11月中旬，王维舟接红四方面军总部会议通知，去巴中清江渡开会。他徒步到达清江渡时,会议已经结束。王维舟被安排在红四方面军总部住下后,张国既不让他回红三十三军,也不给他另任职务,就这样剥夺了王维舟对红三十三军的指挥权。1935年7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公开撤销了王维舟的红三十三军军长职务。
1936年1月,红三十三军在丹巴、崇化一带与红五(原红五军团)合编为红五军，董振堂任军长，黄超任政委,罗南辉任副军长，杨克明任政治部主任。从此，红三十三军番号被取消。
1937年1月，西路军兵败河西，红五军几乎全军覆没，将军们大多牺牲，其中红三十三军首任军政委杨克明也牺牲于此，至此王维舟一手创建的红三十三军血脉几乎消耗殆尽。
1955全军大授衔时，因王维舟已离开军队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南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并兼任西南民族学院院长，没有授予军衔，而其它参与创建红三十三军的领导人或死于张国焘的“肃反”运动中，或在建国前战死，无一人授予少将及以上军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