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是人类固有的精神现象，始终存在于中西方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在生命的旅程中，孤独如影随形、挥之不去。周国平曾坦言，孤独是人的宿命，它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世界上一个旋生旋灭的偶然存在，从无中来，又要到无中去，没有任何人任何事情能够改变我们的这个命运。

读《一句顶一万句》的第一个感受就是孤独。哥伦比亚作家马尔克斯在《百年孤独》中曾提及"生命从来不曾离开过孤独而独立存在。无论是我们出生、我们成长、我们相爱还是我们成功失败，直到最后的最后，孤独犹如影子一样存在于生命一隅。"孤独与生俱来、与生命同在，是生命不可避免的一种存在，是我们每个生命个体所普遍感知的精神体验。

《一句顶一万句》讲述了一个"说"的故事，字里行间写满了孤独。杨百顺和牛爱国成了一分为二的主角，出故乡和回故乡成就百年轮回的宿命。

小说分上、下两部，上部写"过去"：杨百顺在失去了唯一能和自己对话的养女后，为了寻找能够"说得上话"的人，走出了自己的家乡——延津。下部写"现在"：杨百顺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在经历了异乡的孤寂后，同样为了找到能够和自己"说得上话"的人，走回了故乡——延津。

一"出"一"回"，延宕百年，形成带有宿命论色彩的轮回。如果说小说上下部的这两位主人公都可以在某种意义上被看作带有明显悲剧意味的人物形象的话，那么，他们共同的悲剧质点就是与自己好不容易才碰到的说得来的人最后迫不得已地擦肩而过。

杨百顺终其一生，和他说得来的只有继女吴巧玲。然而，他和巧玲好不容易才熬煎得来的说得来的舒服日子刚刚开了个头，就因为巧玲的失踪与被拐卖而告终结了。在他的妻子跟别人跑了之后，迫于舆论，杨百顺不得不作出一副找人的样子来，但谁知这一找却又事与愿违地把唯一跟自己说得来的巧玲给找丢了。本来是要找不想找的人，但谁知这找人的结果居然是把不想丢的人给丢了。愿望与结果之间的悖反效应，就使得杨百顺的人生遭遇更加充满了孤独意味。

如果杨百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是一位命运的被动承受者的话，那么，毫无疑问，牛爱国则已经开始以主动姿态面对命运的挑战了。牛爱国被绿后，飘泊到了河北，在沧州泊头结识了"老李美食城"老板李昆的小妻子章楚红。于无意之间与她发生了私情。而牛爱国与章楚红之间感情的发生，也是因为他们两个能够说得来。这个时侯，牛爱国对自己妻子的出轨行为也有了一种"同情之理解"。然而，也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同情之理解"，也才有了牛爱国最后毅然决然地要去寻找章楚红的行为选择。

必须承认，能够产生这样的一种认识，对于牛爱国来说意味着人生观念的重大飞跃。牛爱国与他的姥爷杨百顺之间最大的区别，也由此而显示了出来。"七个月前他胆小闪了章楚红，现在从沁源到滑县，从滑县到延津，从延津到咸阳，一路走来，人走瘦了; 今天晚上，胆子却突然长大了。在那件事情上胆小了; 七个月后，却从别的事情上，胆子又长大了。胆子大了的牛爱国，就成了敢带庞丽娜一起出走的老尚。"

杨百顺和巧玲

就这样，牛爱国从当年只是一味地隐忍退缩的缩头乌龟，一下子就变成了敢作敢为勇于承担的行为主动者。也只有到这个时候，我们也才意识到，其实我们自己也应该换另一个视角来重新看待庞丽娜、老尚、小蒋，甚至于也应该重新看待当年私奔了的吴香香与老高。

"说话"是一种交流，但更是一种"承认"。正所谓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如果是两个人之间能够说得来的话，那么也就肯定会是"一句顶一万句"，如果两个人之间根本说不来的话，那么自然也就是"一万句"也顶不上"一句"，或者说，话越多，人与人之间就越是隔膜，孤独就不可避免了。

人之所以孤独，就是找不到能说得上"一句话"的人。《一句顶一万句》无论是叙述还是人物，都凸现出了说话的艺术。在此，小说即是说话，是作者的说话，也是作者的"知心朋友"，即小说中众生的说话。说话本身显现出非凡的意义。

刘震云说："世界上有四种话非常有力量：朴实的话、真实的话、知心的话、不同的话。当你遇到说不同话的朋友的时候，你的写作就开始了。"回到作家这里，我们也不难看到，刘震云将小说创作也当成说话的一种，除本文前面所说的与小说人物说话之外，还有小说的说话艺术。从本质上看，本身就是一部说话的作品，中国古典小说的说话、民间的说话都是构成这部作品的重要元素，刘震云说他在山西走访时，将车停在一个大哥门前，这位大哥说了一句话："兄弟，你出门在外，不容易。"他说："这句话说得我心里特别温暖，就是这句话，奠定了《一句顶一万句》的叙述口吻和叙述语调。"

正是对"说"的近乎偏执的关注，使刘震云毫不犹豫地略过、删除了"说"之外无关紧要的一切，比如人名（人物统一称为"老×"）、地名（村庄统一称为"×家庄"），小说就成了一帧素描简笔画，一则隐喻，简洁却有力，直击由"说"组构起来的生之真相。就这样，小说中每个人都围绕着而且只围绕着"说"与"听"活着。小说中反复出现过一个场景：一个人说："咱再说些别的"，另一个说："说些别的就说些别的。"这正是最理想的"说得着"的境界啊。

然而，如此顺畅的"说"在小说里实属凤毛麟角。何止不顺畅，我们根本找不到"听"得懂我们"说"的话的人。哪怕最亲近的人，也是遥远的。无法"说"原来是因为没人"听"。

在基督教语境里，无法"说"、没人"听"，正是"上帝死了"这一神学事件带来的重要后果——没有了神，也就没有了倾听者。而在中国文化中，人才是倾听者。刘震云认为："将《论语》和《圣经》对照。第一句话，《圣经》是'上帝说要有光，于是有了光'，说的是人、神、天地、万物的关系，但《论语》是'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指的是在人中要找到知心朋友"。这一点与小说中的孤独密切相联，吴摩西的出延津，要找的不是妻子，而是能说话的知心人。刘震云认为，这是中国人跟其他的民族特别不同的地方，是宗教性的差别。

作家刘震云

在神人社会，有痛苦时可以与神对话。而在人人社会里，将心腹话说给朋友，没想到朋友一掰，这些自己说过的话，都成了刀子，反过来扎向自己。朋友是危险的，知心话是凶险的。所以，就有了汽修厂老马这样不愿再与人交流而只玩猴的极端。

若是刘震云仅仅呈示这百年来中国人的孤独生存状态，这部小说就会停留在一定的层面。刘震云的巧妙之处就在于，他让作品中的人物在不经意间道出了千年来中国人的孤独，这是一种原始的固有的孤独。私塾先生老汪对《论语》中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的理解其实就是刘震云的观点，"'有朋自远方来，不亦说乎'，指的是在人中要找到知心朋友。由于人中找知心朋友特别难"。老汪说：

"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

轻转笔锋，便由乡土的知识分子老汪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象征孔子，回想孔子生时，何尝不是孤独的呢？中国文学自《诗经》起，就开始书写孤独。无论是"云何吁矣！""我心伤悲，莫知我哀！"的悲伤感怀，还是"悠悠苍天，此何人哉？"的无奈追问，其中都隐藏着一个被拉长的孤独影子，这个影子一直投向此后千年的中国文学。

在世俗的观念中，知识分子似乎是孤独感存在的代言人，认为孤独是知识分子的专有。如鲁迅笔下的知识分子形象——《狂人日记》中的狂人、《在酒楼上》的吕纬甫、《孤独者》中的魏连殳等等。他们受到先进思想文化的熏陶，作为思想觉醒者，率先发现封建制度存在的种种弊端，渴望挣脱旧传统的束缚，企图唤醒"铁屋子"中沉睡的人们，却受到现实社会的种种束缚与限制，在孤立无援中饱受内心的煎熬与挣扎，知识分子最终陷入深深的孤独之中。

刘震云的过人之处正是跳出了精英圈子，写出了中国最广的人群——底层的民众，由他们百年来的生存呈示而发掘千年中国人深入骨髓的孤独，以及在此基础之上中国底层人民的信仰、亲情、友情、爱情等问题。如雷达所说"它首先并不认为孤独只是知识者、精英者的专有，而是认为三教九流，五行八作，引车卖浆者们，同样在心灵深处存在着孤独，甚至'民工比知识分子更孤独'，而这种作为中国经验的中国农民式的孤独感，几乎还没有在文学中得到过认真的表现。"

刘震云从平淡琐屑的日常生活出发，不掺杂任何情感，真实地描写了底层人物精神世界的心灵遭遇，诉说着中国人所普遍存在的生命最本真最纯粹的孤独感，向我们揭示出了这些平凡小人物的精神困境。

《一句顶一万句》中形形色色的小人物形象，是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人物，是最平凡、最普通的平民形象，有卖豆腐的老杨、赶马车的老马、铁匠老李、剃头的老裴、杀猪的老曾等等。刘震云真实地还原出了这些平凡小人物的日常生活，在日常琐碎的生活中关注着他们的精神世界，站在民间生活和底层百姓的立场上来书写出一种平民式的孤独。

每个人都是孤独的,不论饱读诗书、会在下雨天吟诵司马相如赋的老汪,还是目不识丁、只能沿街给人挑水讨生活的杨百顺;不论是开着大染坊的老陶,还是整日推着板车叫卖豆腐的老杨;不论是家境殷实、知书达理的秦曼卿,还是从小被拐卖一心想着寻找心灵桃源的曹青娥。这个时间跨度很长的故事,它的地域跨度却非常小,人物一辈子都活在一个满地都是熟人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作者也知道语言消除不了生命带来的孤独,他只能在地域上给人物留下后路。

当吴摩西为了那句他始终都不明白的话要离开伤心之地时，当牛爱国要听章楚红那"一句话"在茫茫人海之中四处寻找时，小说的上半部和下半部都结束了，这都是没有结果的结果。我们很难想象"一句话"的出现，如果真的出现的话，那将是话语的终结，那将是小说的死亡。

不是没有"一句话"，而是我们无法阻止那强烈的渴望和追问，"一句话"是隐秘的符号，是永无休止有待破解的密码。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句话"就是吴摩西要离开伤心之地，也是牛爱国的母亲永远无法清楚找回的故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