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国共内战如火如荼，曾在山西称雄38年的阎锡山，随着太原、南京、广州相继陷落，最终只得仰仗蒋介石，辗转至台湾谋生。然而，当大陆反攻希望破灭，又被免去行政院长职务后，这位昔日的军阀选择在台北市郊菁山隐居。令人玩味的是，他不顾当地环境限制，执意修建了一座充满家乡记忆的石窑洞，并取名＂种能洞＂，在这里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从此，除非蒋介石召见，他便终日流连于窑洞与草庐之间，直至1960年因病去世。
军阀末路 山河已非在民国军阀混战的年代，山西出了个了不得的人物，他就是阎锡山。这位＂山西王＂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就牢牢把持着山西的军政大权。
阎锡山在山西经营了三十八年，建立了一套独特的统治体系。他通过扶持工商业、整顿吏治、发展教育等措施，使山西成为了北方较为安定的省份。
在抗日战争期间，阎锡山表面上接受蒋介石的统一指挥，实则明哲保身。他将主力部队集中在后方，保存实力，避免与日军正面交锋。
到了1945年抗战胜利后，阎锡山重返太原，继续他的＂山西王＂生涯。但这时的中国局势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国共两党的较量进入了最后的决战阶段。
1948年，解放军发起了声势浩大的太原战役。阎锡山的老巢被围困，他的部下纷纷倒戈，昔日的＂山西王＂眼看大势已去。
1949年3月，太原城即将陷落，阎锡山不得不乘飞机撤离。他先是逃到南京，希望能在蒋介石的庇护下东山再起。
但南京很快也岌岌可危，阎锡山又不得不辗转逃往广州。此时的他已经不再是那个呼风唤雨的军阀，而是一个失去根基的逃亡者。
在广州期间，阎锡山看到解放军大军南下，攻势如潮。他深知广州早晚也会沦陷，于是在1949年6月，选择了逃往台湾。
这一路逃亡，从太原到南京，从南京到广州，最后到台湾，阎锡山亲眼目睹了国民党政权的崩溃。昔日的＂山西王＂，如今只能寄人篱下，靠蒋介石的恩惠度日。
到了台湾初期，阎锡山还对反攻大陆抱有一丝希望。但美国公开宣布放弃支援国民党后，这最后一丝希望也破灭了。
权位旁落 山野隐居1950年代初，台湾局势逐渐稳定，蒋介石开始收拾各路军阀势力。作为曾经的＂山西王＂，阎锡山很快就被免去了行政院长的职务。
这位昔日的一方诸侯，没有了山西根基的支撑，对蒋介石已经失去了利用价值。但蒋介石表面上依然以礼相待，只是将他推出了台湾政治的核心圈。
失去职务后的阎锡山搬到了台北市内的丽水街。这里虽然位于市区，但对习惯了呼风唤雨的阎锡山来说，这样的生活显然不尽如意。
半年后，他主动选择搬到了台北市郊的菁山。这里地处偏僻，交通不便，附近只有零零散散的山民，倒是与他此时的处境相得益彰。
在搬到菁山之前，阎锡山曾向蒋介石提出，想要去日本或美国生活。这个请求被蒋介石直接否决，他必须留在台湾，活在蒋介石的眼皮底下。
菁山原是日据时期未完工的农场，环境荒凉，人迹罕至。阎锡山到此后，立即着手改造这片土地，为自己打造一个安身之所。
他命人铺设电线，接通电话，修建自来水管道。这些基础设施完工后，又建了一座简朴的草庐作为临时住处。
台湾的气候与山西大不相同，夏季闷热潮湿，时常有台风侵袭。这让习惯了北方干燥气候的阎锡山十分不适。
于是他开始谋划在菁山修建一座窑洞。在他看来，窑洞不仅冬暖夏凉，还能抵御台风暴雨，是最理想的居所。
为了确认修建窑洞的可行性，阎锡山特地请教了当地山民。山民告诉他，台湾土壤潮湿，不适合挖窑洞，而且台湾常有地震，窑洞容易坍塌。
但这些困难并没有打消阎锡山的念头。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用石头代替土壤，建造一座石窑洞。
他认为，只要合理设计通风系统，解决空气流通问题，再加上石头的支撑，就能建成一座坚固耐用的窑洞。
工程持续了相当长的时间，终于建成了这座独特的石窑洞。它与草庐相距不远，阎锡山可以根据天气和心情选择居住地点。
对这座凝聚了他乡愁的石窑洞，阎锡山格外满意，还给它取名＂种能洞＂。这个名字背后的含义，似乎暗示着他对未来的某种期待。
为了充实自己的生活，阎锡山还从台湾金铜矿务局租了一片土地，建成了＂种能农场＂。这片土地成为了他晚年消磨时光的重要去处。
深居简出 独守岁月在菁山的日子里，阎锡山过上了与世隔绝的生活。除非蒋介石召见，他绝不轻易进城，仿佛已经看透了世事沧桑。
那些曾经追随他的嫡系部下，大多都没有随他来到台湾。留在台湾的这些年，来探望他的人更是寥寥无几，这让他的生活显得格外冷清。
在这片远离尘嚣的土地上，阎锡山逐渐形成了一套固定的作息规律。每天清晨七点准时起床，开始他的晨间写作。
白天的时光被他安排得井井有条，上午专注于写作和阅读，中午用过午饭后必定休息两个小时。下午则在农场里忙碌，打理他种植的果树和蔬菜。
这样的生活引起了蒋介石的注意。有一天，蒋介石特地携夫人宋美龄来到菁山看望阎锡山，看到他专注于著述的样子，表示了赞许和鼓励。
阎锡山的著述内容多是关于政治见解和中国传统文化。随着时间推移，他对＂大同主义＂哲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开始钻研这些深奥的学问。
1955年春节，阎锡山亲手写了一副颇具玄机的春联。上联写道：＂造福世界，替今人正德，替古人宣德，替后人立德，是仁者责任＂。下联则是：＂澄清宇宙，为现世除冤，为往世鸣冤，为来世防冤，乃圣贤情怀＂。
每到傍晚时分，阎锡山都会在菁山的小径上散步，这成了他雷打不动的习惯。散步归来后，他便早早安歇，通常在晚上十点左右就寝。
菁山的环境虽然清幽，但阎锡山并非完全与外界断绝联系。他在窑洞和草庐之间建立了一套简单的生活体系，既保持了基本的通讯联络，又不被外界打扰。
他在农场里种植的果树和蔬菜，不仅满足了日常所需，也给了他一份实实在在的田园乐趣。这些劳作虽然简单，却填补了他远离政治中心后的生活空白。
阎锡山把更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写作中。除了记录对政治的见解，他还着手编撰《三百年的中国》一书，试图从历史的维度梳理近代中国的变迁。
就这样，他在菁山一住就是整整十年。这十年间，他始终保持着＂非蒋介石召见不进城＂的原则，像个遁入空门的隐士，在这片山野之地默默地生活着。
这种生活方式看似平淡，却也体现出一种难得的规律与坚持。从一方诸侯到山野隐士，阎锡山的人生轨迹发生了戏剧性的转变。
在这段日子里，他不仅远离了权力的漩涡，也摆脱了过去的纷争。每天在窑洞、草庐和农场之间来回穿梭，倒显出几分闲云野鹤的超然。
归寂七星 玄思长存1959年的一个夜晚，阎锡山如往常一样伏案写作到深夜。临近十点时，他突然感到心脏不适，却因为时间已晚，决定留到第二天再去医院检查。
第二天一早，他便赶往距离最近的台湾大学附属医院。医生检查后发现，他已经患上了严重的心脏病，必须立即住院治疗。
在医院住了一个多月后，阎锡山觉得身体有所好转，便执意要回菁山。他还惦记着未完成的《三百年的中国》一书，想要抓紧时间继续写作。
1960年5月，阎锡山突然出现腹泻症状，不得不再次住院。这一次，病情迅速恶化，他的腿部和脸部都出现了浮肿。
到了5月21日，阎锡山的病情进一步加重，已经无法说话。医生建议立即转院至台北台大医院接受更好的治疗。
然而，在转院途中，这位昔日的＂山西王＂一口气没上来，就此停止了呼吸。任凭医生如何抢救，也未能挽回他的生命。
阎锡山在病重期间留下了一份颇具特色的遗嘱。他要求丧事必须从简，灵前不可摆放花朵，只能用草木装饰，不收挽幛，不许放声大哭。
这份遗嘱中还有两个令人费解的要求：一是在墓碑上要刻上他日记中的第100段和第128段内容，二是在他去世后的七日之内，必须每天早晚诵读一遍《补心灵》。
阎锡山的日记与常人大不相同，记录的不是生活琐事，而是一些深奥难懂的人生哲言。这些文字与他晚年痴迷的＂大同主义＂哲学有着密切关联。
台湾方面迅速成立了以何应钦为首的治丧委员会，按照遗嘱的要求操办丧事。这位在台湾度过十一年岁月的前＂山西王＂，就这样悄然离世。
他的安葬地选在了菁山后面的七星山，这里是台湾许多政要人物的长眠之地。按照遗嘱的要求，墓碑上刻下了那些玄奥难解的文字。
这位统治山西三十八年的军阀，最终魂归异乡，再也无法返回魂牵梦绕的故土。他的一生，恰如一部跨越清末民初到民国时期的传奇史诗。
从叱咤风云的军阀，到寄人篱下的逃亡者，再到隐居山野的哲学家，阎锡山的人生轨迹充满戏剧性的转折。这些转折背后，折射出那个动荡年代的缩影。
他的结局，带着几分让人难解的神秘色彩。那些刻在墓碑上的文字，那本需要诵读的《补心灵》，以及他对＂大同主义＂的执着追求，都给他的一生蒙上了一层玄思的面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