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染的征程28
——红五军团纪实
思目撰文 冠羽整理
谨以此文，献给英勇的红五军团及后来编进红五军的原红四方面军三十三军将士！
写在前面的话
在中国工农红军的历史上，有一支命运多舛且异常悲壮的队伍——宁都起义后改编的红五军团。令人遗憾的是，这支装备最好、建制完整、战力强悍的部队只存在了短短五年，就像灿烂的流星那样，在历史的天空画出一道璀璨的光芒！
这支部队可歌可泣的血染历程，值得认真地记叙下来，使后来者永志不忘！
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红五军最后的征程，是由两支部队共同用鲜血和生命谱写而成，不将红三十三军包括在内非但不完整，而且将有愧于历史和原红三十三军的烈士们！
希望笔者的努力，能为英勇的红五军团，留下一段较为完整的历史。
第二十七章
剑指南丰逼南城
打完金资战役后，疲惫不堪的红一方面军抓紧宝贵时间进行休整。
1月23日，红一、三军团按照中革军委1932年12月25日下达的命令，再次对所部进行整编：红一军团正式取消了第三、四两个军部，全军团重编为第七、九、十、十一等四个师。奇怪的是同红五军团一样，红三军团并未取消红七军的番号——形成三个师和一个军（下辖四个团）的编制。除了积极整编外，总部命令各部抓紧时间进行有针对性的军事政治训练，并加紧补充兵员和武器弹药等，迎接即将到来的反围剿作战。
1月30日，周恩来又发出一封电报——希望能通过进一步的补充解释，说服任弼时及项英等苏区ZY局的后方领导们，采纳他与朱德等人意见。
没想到苏区ZY局于2月4日发回措辞强硬的电文，给周恩来等人兜头浇了一盆凉水——“强调‘在目前敌人据点而守的形势下，无法避免攻击坚城’，要求‘在总政治任务之下，应以抚州为战略区，目前行动先攻南丰’。”（注1），而且竟然说出“虽大损失亦所不惜。虽敌三四师由马路并进亦非与之决战不可。”（注2）这封电令，直接将周恩来等人逼入难以转圜的死角！
周恩来及朱德等人见到此强词夺理电文，心中难免会有五味杂陈的苦涩，但硬顶显然是行不通的。可周恩来、朱德等人心里明白，红军这点儿家底抗不住瞎折腾，真要换个“崽卖爷田不心疼”的鲁莽之辈来指挥，这支几经艰难困苦发展起来的主力红军，用不了多长时间就极有可能消耗殆尽。幸好博古等临时ZY领导下车伊始还没有立刻叽哩哇啦，直接插手红军的具体作战指挥。万般无奈之下，周恩来、朱德等人不得不于2月7日做出决定，马上执行ZY局有关西渡抚河、攻打南城和南丰的指示。
那么，怎样才能执行临时ZY和苏区ZY局的指令呢？这对周恩来和朱德而言是个十分挠头的难题，经过一番斟酌和研究后，二人选定一个目标——先打南丰。之所以选定先打南丰，除了这是临时ZY和苏区Zy局指定要攻打的两个县城之一，更重要的是，南丰的地理位置和周围的敌情略好于南城。为了清楚起见，还是先来看一下当时南丰的地理位置及其周围国民党军的防守部署，以及国民党南昌行营新近做的有针对性调整调动。
在红军发动金资战役之前，南昌行营的指挥何应钦已将进剿闽赣苏区的国民党军，分为左（东）中（西北）右（西南）三路。其中最主要的是陈诚为总指挥的中路军，其他两路主要是防堵红军的转移和策应中路军的进剿作战。但由于红军连续发动的攻势，打乱了国民党军原来的部署——为了防止红军攻占临川（抚州），国民党中路军参谋长樊嵩甫手忙脚乱调动第十一师等部，迅疾驰援临川（抚州）。其中最惨的是周至柔的第十四师，刚脱离虎口进抵南城就接到命令，马不停蹄地沿抚河西岸北上去支援临川（抚州）。
鉴于原先的部署已被红军的攻势打乱，何应钦于1月20日重新调整部署：命令李延年的第九师，于1月21日前进至临川一带，接替萧乾第十一师抚河一带的防务；第十一师交防后于第二天（22日），向宜黄、乐安地区移动；第二十三师李云杰部于22日，由腾桥进至乐安，接替刘绍先第四十三师在乐安的守备任务；第四十三调至永丰、吉水、峡江、吉安一带，接替李明第五十二师的防务；命令谭道源的第二十二军派遣部队，立即接替在赣江西岸安福一带驻扎的第五十九师陈时骥所部的防务；第五十二师和第五十九师调至宜黄一带集结，归属中路军第一纵队作战序列；李默庵的第十师着即由南昌出发，限24日前抵达临川接替城防；第十四师和第九十师俟第十师解防后，即向浒湾一带推进；周混元的第五师待第十四、第九十两师进抵浒湾后，全师集结到贵溪待命；孙连仲第二十七师整补完毕，即由临川开往崇仁、宜黄配合进剿；李蕴珩第五十三师由东乡经腾桥进至乐安，策应进剿作战；陶峙岳之第八师和许克祥之二十四师，仍担任南丰及南城各要点之守备。各部集结完毕后，合力向闽赣苏区进剿。
接到南昌行营的命令后，国民党军各部开始向各自指定地点进发。但纸上做计划容易，部队落实起来可就有点儿难了。中路军第一纵队的指挥官为第五军军长罗卓英，其主力第十一师30日才走到腾桥，距离目的地宜黄还有一多半的路程。而第五十二、五十九两师，由于接防部队行动迟缓，2月5日才在乐安附近集结完毕——第二天方能继续向宜黄进发。
当然也有行动快一点儿的，如第二纵队所部李默庵的第十师。这个纵队的指挥官为第四军军长吴奇伟，他当时还兼着第九十师师长。第十师从南昌出发，一路上紧赶慢赶，延迟一天（25日），方抵达临川城。这李默庵倒是还算快，可周至柔却不着急，30日才由茅店、唐家埠一带出发，缓慢地推进至浒湾一带。至于吴奇伟的第九十师，则于这天，刚刚挪动到临川城外不远的上顿渡。
敌第三纵队的指挥官为第八军军长赵观涛，虽辖有第五、第六、第九和第七十九等四师之众，但却并不是此次进剿作战的主力。按照南昌行营的制定的作战计划，周混元的第五师俟周至柔的第十四师进抵浒湾后，方移动至石门一带驻防。同时第六师和第七十九师，亦从上饶和铅山向石门移动。唯有李延年的第九师最辛苦——先是于1月21日急匆匆地赶到临川，在李默庵的第十师前来接防后，又于1月25日率先向南城挺进，掩护其纵队主力向石门方向的进军。
不难看出，国民党军的这个进攻态势，是从西面（第一纵队所部）、西北（第二纵队所部）和东北（第三纵队所部），由三个方向压向ZY苏区——企图迫使红军主力在黎川以南的苏区地域与之决战。黎川与广昌、建宁之间这块儿地域，既是Zy苏区与赣东北苏区联系的通道，又是整个苏区地域最狭窄的部分——如同人纤细的脖子。而国民党进剿军占据的南丰，恰好就卡在要害上！
打开地图可以清晰地看到，从南丰到泰宁的直线距离只有区区一百二十华里，如果红军不敢在这一带决战，任由国民党军从两面对进，只需一天便可会合——届时ZY苏区与赣东北苏区之间的联系就会被切断！这就是苏区ZY局为何一再要求红一方面军，首先、必须拿下南丰城的根本原因。但战争是双方的博弈，能如愿吗？
南丰地处江西省的中东部，东面紧挨着武夷山脉，与黎川县和福建的建宁县毗邻；南面与广昌相邻；西面为依云山山脉，同宜黄县、赣州市宁都县交界；北面与南城相连接。南丰是经历一千七百多年的历史古城，在三国时期的吴太平二年（公元257年），南城县的南部地区被划出设置为丰县，后因与徐州的丰县重名，故冠以“南”字别之为南丰县。
此图为第四次反围剿战前的态势图：整个苏区被国民党局三路大军包围，而南城和南丰就像是被红区含在嘴里珠子。（取自伍月星主编的《中国现代史地图集》）
不难看出，南丰和南城三面都是红区，尤其是南丰——除北面与南城相连，周围几乎都是红区。如果红军能拿下南丰，下一步就是南城——攻占下这两处地域，红区的凹陷就可拉平！距离南丰最近的敌军，是驻守南城的第二十四师——中间约有近八十华里的路程，所以周恩来和朱德选择打南丰，无疑是明智之举。可这两座县城的背后，是驻有重兵的宜黄和北面的临川——国民党中路军的第一、第二两个纵队集结在这两地，其中驻扎宜黄一带的中路军第一纵队主力，距离南丰只有一百余华里!
南丰县的南北纵横约一百一十华里，东西宽约一百二十华里，县城坐落在武夷山山脉（东南）和雩山山脉（西北）之间的河谷（平原）之中，一条河流由南而北蜿蜒从城垣的东面流过。这条河，就是江西境内两条大河之一的第二大河——抚河，其上游自古以来名曰盱江。县治琴城这一段，是大河的上游被称为盱江，南城以下流向北面的才被称为抚河。
从上面所贴的那张“战前态势图”可以看出，国民党军占据的南丰城就像楔子一般深深地插在ZY苏区的北部，随时都有可能掐断闽赣苏区与新建的金资苏区的联系。国民党的战略意图是，以陈诚的中路军为主力将红军主力压迫至黎川一带，然后三路大军合击一举歼灭之。如此，南丰就成为抚河一带陈诚国民党中路军，进攻ZY苏区重要的支点。
驻守在这个中路军重要支点的部队，是国民党军陶峙岳的第八师。这个第八师虽属ZY军系列，却还算不上蒋介石的嫡系——是由原贺耀祖的第四十军改编而成，其前身为湘军第一师，参加北伐后改为独立第二师。一九二七年春扩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一九二八年按照国民党政府的编遣计划，整顿缩编为第八师。由于此前贺耀祖因“济南惨案”被撤职，蒋介石任命其亲信朱绍良为师长。朱绍良认为陶峙岳是贺耀祖的人，所以尽管陶峙岳资历老，却任命毛炳文为第八师副师长。后毛炳文升任第八师师长，陶峙岳方被任命为副师长。
这个第八师于1930年10月开到江西，开始参加国民党军之后对红军的发动的“围剿”。在前两次“围剿”中该师未怎么与红军交过手，故在第三次“围剿”期间，时任右路军总指挥朱绍良命令时任第八师副师长的毛炳文，带领陶峙岳的第二十四旅到黄陂一带进击红军。未料到行军途中即遭红军主力伏击，战败后毛炳文等率残部仓皇逃跑。逃到一个分别通往南丰和宁都的岔路口时，毛炳文听从了陶峙岳的建议，没有直接撤往南丰，而是绕道宁都（苏区）转回南丰，这才逃脱被红军俘虏的命运。
故1932年毛炳文升任三十七军军长后，竭力推荐正在告病离职休养的陶峙岳接任第八师师长，随后便连续发电报催促陶峙岳回前方就职。于是陶峙岳以代理师长的身份刚回到南丰不久，就遭到红军主力的围攻！
陶峙岳的这个第八师，初始为两旅（第二十二、二十四旅）六团（第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团，第四十六、四十七、四十八团）制，1931年10月美其名曰扩编为三旅（第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旅）制，但实际换汤不换药——还是六个团（第四十三、四十四团，第四十五、四十六团，第四十七、四十八团）的编制，唯一不同的是多了个旅部而已。显然与周至柔的第十四师相比不可同日而语：第八师每团兵员只有一千五百来人——而第十四师每团兵员则在两千以上。所以，同样都是六个团的编制，第八师总兵力只有一万出头，远少于第十四师的一万五千人。此时防卫南丰的第八师，与当年驻守宁都的第二十六路军有些相似，孤零零地独悬在苏区——三面被苏区环绕。
好在南丰城位于山谷之中——由于东西两面都是崇山峻岭，称得上是“易守难攻”之地。可由于除了县治几乎都是苏区，第八师的粮秣和武器弹药等辎重无法自给，因此必须尽力维持同南城及宜黄守敌的联系以保障供给。从南丰通往南城的是条大路——处于两道山梁之间的旴江西岸，而通往宜黄的则是条小路，在崇山峻岭中弯弯曲曲，崎岖难行。这两条道路是位于南丰的陶峙岳第八师，仅有的两条与国民党军中路军联系的通道。国民党军历来缺乏相互支持的精神——大约是因为没人协助运输第八师的辎重等物资，陶峙岳的第八师只能把自己的手伸到许克祥第二十四师的防区。
时任第八师代师长陶峙岳可不是个简单人物，1892年9月18日出生于湖南省宁乡县（与刘少奇是同乡）。不满十五岁（1907年），即由中学转入湖南陆军小学就读。毕业后（1911）又考入武昌的陆军第三中学——这是当时全国（北京、南京、武昌、西安）四所主要陆军中学之一。不久参加武昌起义，后又加入同盟会。1912年秋，回到已改名为陆军第一预备学校继续学习。1914年秋毕业后，到北京北苑陆军第八师受入伍训练，充任军官递补生。1915年春，又转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学习。1916年秋毕业后回到长沙，经人介绍出任湖南省督军公署参谋处上尉参谋。1923年就任湘军第一师上校团长，1926年任改为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二师第三旅团长。在北伐战争中，因战功晋级为少将团长、第三师少将副师长。
这些显赫的经历显示，行伍多年的陶峙岳绝非易舆之辈！为了确保南丰，早在第八师所部进至南丰城后，陶峙岳就在县城周围修建大量的碉堡和工事。同时，根据当时的国共双方的军事态势和南丰周边的的地形，向北、在南城地域设置了两个据点：一个设在南丰城北面约十五公里处里塔圩，另一个设在更往北、约二十五公里处的南丰街。不难判断，这两处据点，是专门用来维系南城联络以及弹药给养的。
这两处地点都属南城地域。第一个要点里塔圩，位于南丰通往南城和宜黄两条公路的交叉处，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另一个要点新丰街，是南丰通往南城的咽喉要道。从地图上查看，两个据点之间是一座山丘，只要守住这两个要点就能维持与南城和宜黄的联系。陶峙岳在里塔圩放了一个营——这里距离南丰约三十华里，在新丰街则放了一个整团——距离南丰城近五十华里，但距离南城只有不到三十华里。
参考图：由南丰向上（北）的红点，依次是里塔圩、新丰街和南城。左上角（西北方向）红点处为宜黄城。
只是这样一来，陶峙岳第八师守卫南丰城的兵力，即便是算上里塔圩那个营加师直等，充其量也只有五个团多一点儿人马。因此陶峙岳等对南丰的布防，颇下了一番功夫。考虑到新丰街距南丰城最远且又十分重要，安排据守此处的是第四十六团——该团是陶峙岳任二十四旅旅长时的第一团。安排在里塔圩据守的，是第八师第一团的一个营——第四十三团的二营。将其主力部队派驻到远离师本部的地域据守，说明陶峙岳等的确是煞费苦心。
虽说是要坚决执行临时ZY和苏区ZY局的指令，但周恩来和朱德还是想方设法，尽量避免或减少红军遭受重大损失的可能——并预想了多种方案：首先是对南丰城采取强袭！如果不成，则一面驱逐或歼灭城外工事中的敌人、进行坑道作业炸毁城墙，一面准备打击敌军前来增援的部队。正是这后一种打援的设想，为后来的黄陂作战奠定了基础。
根据史料记载，实际有关红一方面军攻打南丰的军事行动，早在2月1日就开始动作了。以周恩来的精明，何尝不晓得项英等人是很难改变主意的，不要说拒不执行，恐怕就是行动迟缓都不行！所以周恩来、朱德和王稼祥一边继续陈述不能打的“五条理由”，一边无奈地积极着手进行作战的准备——按照苏区ZY局24日来电中的要求，是“要方面军领导人立即报告‘执行之结果’”的！
根据1932年2月2日，周恩来致苏区ZY局《关于敌军新的部署和我方面军作战方案》电报内容，周恩来、朱德及刘伯承等已做出攻打南丰的方案——之前方面军主力已由金谿一带调至黎川附近，并于2月1日开始进围南丰。周恩来等为何急吼吼地违背其初衷将部队转移到黎川？来自苏区ZY局的压力还在其次，更重要的原因是蒋介石已于1月29日抵达南昌行营，陈诚的中路军各部正在赶往进剿出发地——其矛头就是对准金谿一带的红军主力，对闽赣苏区的全面进剿不日即将展开。
根据史料记载，虽然红军主力2月1日就已开始向南丰移动，但方面军总部似乎还未制定出具体的作战计划，大概周恩来和朱德等人心中，还天真地存有一丝幻想。实际上临时ZY始终以夺取中心城市进而“取得一省数省首先胜利”为宗旨，其真实意图无非是攻克南丰，进而顺江拿下南城，然后实现进占临川、最终占领南昌，所以在回电中斥责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意见是“保守的右倾主要危险”。
接到苏区ZY局2月4日措辞严厉地电文后，周恩来和朱德等人只能硬着头皮，指挥红军去攻打南丰，并于2月7日才匆匆上报了强攻南丰的部署。周恩来等人在电文中继续强调，“上述部署不是呆板的，敌情地形有变尚须活用”，“这一部署与ZY局命令原旨有出入”，“攻下南丰最好”，希望还是“在运动战中消灭增援敌人”（注3）在2月7日这一天之内——也就是在这封电报之后，周恩来又接连给苏区ZY局发了两份电报，前一封是说《红军不宜在攻坚战中损失过大战斗力》，后一封则是要求苏区ZY局《须给前方以机断余地和应有职权》。
通过这连续三封电文可以判断出，周恩来、朱德是有条件地攻打南丰，随时都有可能转到有利于红军的运动战。实事求是地说，周恩来是ZG历史上最务实、最精明的实干家，虽然进入苏区只有短短一年的时间，却迅速地摸清了苏区、红军以及国民党进剿军的有关情况，这就难免使得项英、任弼时和顾作霖等人相形见绌。从当时的实际情况看，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周恩来赣州战役后始终同广大红军指战员一起行动，对红军的整个情况及作战的艰苦和不易有了极其深刻的了解。这里还有一个实例就是王稼祥，初入苏区时他也同样“左”的要命，但在担任总政治部主任随军活动后大大改变了过去较“左”的思想，所以在宁都会议上是唯一一个旗帜鲜明支持毛泽东的。
根据方面军参谋长刘伯承制定的具体作战部署，周恩来、朱德于2月7日当天首先命令红十一军进逼浒湾，并派出一部向南城对岸游击，威胁和牵制这一带的国民党军；红二十一军向西挺进威逼永丰；江西军区独立第四、第五师，挺进到到宜黄、乐安以南行动。同日电告红二十二军军长罗炳辉，亲自带队侦察和选择西渡旴江的地点，以攻围南丰。2月9日，方面军主力分成三路大军，由黎川城附近的集结地，向南丰一带指定地域进发：以红三军团为ZY纵队——攻击南丰的主力；以红五军团和红二十二军为右纵队——配合红三军团攻打南丰；以红一军团为左纵队——准备阻击国民党的援军。南丰城位于黎川城正西稍稍偏南一些。红军从两个方向——红五军团和红二十二军插向南丰城北面的里塔圩，红一、三军团则从南丰城的南侧，进至南丰城的南面和西面。
从黎川城到南丰城的直线距离不到八十华里，但中间都是大山，道路崎岖难行。为了保持战役发起的突然性，周恩来和朱德下达的命令是对南丰进行“强袭”——从中似乎可以体会到二人苦心。红五军团于9日早晨七点由其钟贤的驻地出发，取道卢家排、金沙地、龙安镇向南行进五十华里，前锋第三十九师进抵大洋源一带，军团部及十五军和第三十八师等部则于当晚，在龙安镇一带宿营。为执行周恩来、朱德的“攻袭”意图，一面严密封锁消息，一面与红二十二军分担通往新丰街与荷田岗大小路口的警戒。
此时传来新的情报信息：罗炳辉率领的侦察队捕获南丰街守敌外出采买的十七人，据他们供称，据守南丰城的国民党军第八师所属的五个团，分别驻守城内及里塔圩和桥背街、瑶湖一带。于是第二天（10日）一早，红五军团各部冒着阴雨掉头折向西北——向南丰城北面的里塔圩方向行进。
出发前，董振堂命令第三十九师派出一团兵力占领北侧石沟圩，确保军团主力安全通过荷田岗。红五军团和红二十二军的前进方向是泊港——提前选定的渡河地点，但抵达后才发现，浮桥仅架起三分之一！于是，红二十二军和红五军团之三十九师和军团部等，只好徒涉过了旴江。渡过旴江后，发现河西沿岸这一带村落稀少——不利于大部队驻宿，董振堂只好命令红二十二军进驻高坡一带，红五军团三十九师及军团部移驻南丰州一带，三十八师及红十五军等部暂不过河，留在泊港一带宿营。
大概是因为地名已改变或别的什么原因，史料中提到的上述这些地名，在现今的电子地图上大都未查到。笔者根据军史记载及作战过程等资料推测，红二十二军和红五军团的渡河地点，应该是在里塔圩的北面不远的地方，其目的主要是为了截断南丰与南城的联系。当夜，红二十二军即向里塔圩的国民党军第八师的那个营发起攻击，战斗中敌第四十三团第二营的营长阵亡，余部只能败退南丰城。在里塔圩北面、据守南丰街的第八师四十六团闻之此消息后，匆忙向北——撤往南城。
说起来有些殊为可惜，如果能在这个团北撤南城时，在半道上打伏击完全可一举将其歼灭，但上命难违，只能眼睁睁地让其逃离。大约到半夜时分，红五军团接到红二十二军占领里塔圩，并缴获几十人枪的报告。11日早上八点，董振堂指挥红五军团各部，从南丰泊港一带向南——南丰城方向挺进。出发时，阴雨仍然淅淅沥沥下个不停，到了下午雨虽然停了，但道路仍旧湿滑难行。下午十五时红五军团的前锋推进至包坊一线，发现有一部敌军在两三华里远的高地上，修有城墙式的堡垒工事。
经过一番查看和研究，董振堂等军团领导当即决定拿下此工事。命令红三十九师的一个连从右翼前进，红十五军的一个团从左翼包抄，守敌一见不妙，纷纷后撤至城下的堡垒中。十七时许，全部阵地均被红五军团所部占领。当夜红五军团派出侦察队，一面对敌军阵地进行侦查，一面袭击和扰乱敌人，主力则抓紧时间进行休息和休整。说完右翼的红二十二军和红五军团，回头再来看看中翼和左翼的红一、三军团的进展情况。
红一军团于9日出发后，取道南路从黎川的集结地出发，一路经团村、横村、西城桥、沙洲，然后从南丰城南面二十余华里的杨林渡渡过旴江（抚河）。11日夜，全军抵达南丰城附近的茶嵊、合溪地域，等待方面军总部的下一步指令。红三军团具体的行军路线不详，但判断也是从南丰城的南面过江。红三军团渡过旴江后，则直接进至枫圩至赵家堡一线，准备从西南两个方向“攻袭”南丰城。
当年的南丰县治，就位于琴城镇的老城——其城廓的规模很小，东面与南面临水而成，北面城墙大约起自旴江边、今日的刘家坑南面一点儿，向西延伸至朝先村附近折向西南，然后从军山王殿延伸至旴江边。整个县城只有不到两公里方圆。大概正是由于这个原因，陶峙岳的第八师将三个团，部署在城外：部署在城北郊一带的，是第二十二旅的第四十四团；第二十三旅至四十五团，安排在城西郊；第二十四旅至地四十八团，则部署在城东南旴江对（东）岸的桥背乡一带，通过一条临时架起的浮桥同城内保持联系；驻守在城内的除师直及旅部外，只有四十三团和四十七团。
南丰县城池及周边地形（图片取自网络）
此时陶峙岳的第八师，满打满算只有不到五个建制团（从里塔圩撤回的第四十三团第二营大约被歼近二百人），加上师直也至多不过八千人左右。担任主攻的红三军团，其时共有十三个团的建制——第一、二、三师各辖三个团（第一至第九团），红七军有四个团（第五十五、五十六和第五十八、五十九团）。经过一九三二年年底的整编与补充，红三军团总兵力已恢复到一万四千多人。
配合红三军团攻打北门的红五军团，其时共有十个建制团——第三十八、三十九师六个团（第一一二至第一一七团），红十五军四个团（第一二五、一二八、一二九及一三五团），经过补充后其兵力约为一万两千人。
如此推算，攻打南丰城的红军兵力，足有两万七千人——约为陶峙岳第八师的三倍还多。若加上红十二军，红军攻城的总兵力有三万两千多人。不过，红十二军主要任务是配合攻城部队，在南丰城的东岸威胁和牵制敌军。
根据史载，周恩来、朱德、王稼祥和刘伯承攻打南丰的具体部署是：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从南北两个方向攻击南丰城，以红三军团为主攻；红十二军进至南丰城东南、旴江右岸的桥背乡、大平嵊一带，威逼南丰城的东面。红一军团则进抵南丰城西面之尧石、贯巢地区，准备打击来自西面的支援南丰的敌军。
红军时期的刘伯承（图片取自网络）
不巧的是，红军各部到达指定位置后，当晚天降大雨！天亮后虽然雨基本停了，但天空乌云密布，道路一片泥泞，给红军的进攻准备带来了极大的困难。红三、五军团领导只好先组织对敌军进行火力侦察，各部领导也纷纷到所部战线前沿观察敌情。红军指战员通过侦查发现，陶峙岳第八师城防工事的构筑是颇有讲究的：在西门和北门之外修建了近四十个堡垒，而且大都建在地势险要之处。
这些堡垒大致分为大中小三种，分别以班排连为单位把守。这些堡垒的奇特之处就在于距离城墙较远，堡垒与城墙之间有开阔地——也就是说，即使打下堡垒还是还接近不了城墙根。攻城部队的指挥员们感到，利用夜色接近这些堡垒较为容易，也能减少伤亡。三军团总指挥彭德怀决定，红三军团和红五军团与傍晚时分，同时向南丰城发起攻击。红三军团之所以选定攻打西门，主要是由于旴江南丰城南面的石背一带向东拐了大弯，使得南门一带临江不利于进攻。黄昏时分大雨再次降临，但时不我待，红军从三个方向开始攻城。
红十二军的作战最为顺利，从东面发起攻击没多久，防守在南丰城外、旴江东岸桥背乡和大坪嵊一带的陶峙岳第八师四十八团，就急急忙忙地撤回到南丰城内。陶峙岳的第八师采取的是固守待援，所以在红十二军加大攻势后，及时将第四十八团从浮桥撤回了城内，并随即破坏了临时搭建的这座浮桥。这样，红十二军占领桥背乡、大平嵊一带的阵地后，由于事先没有准备渡河的工具，只能在东岸望着旴江水兴叹。当然，他们原来的任务，也不过是牵制城内的敌军而已。
南丰城北门一带的地势较为宽阔。董振堂、朱瑞等红五军团领导，将红十五军部署在右翼（西）攻打敌之左翼，第三十九师在左翼（东）沿江先南丰城进攻，第三十八师担任军团的预备队。守卫在这里的是陶峙岳第八师第四十四团。战斗一打响，三十九师的一一五团即顺着江边向前攻击。
正如本文前面所描述的那样，出身于原西北军的红五军团很善于夜战，尤其是雨中野战。中原大战时，陈诚的第十一师所部就吃过他们的苦头——雨夜中西北军的小部队不声不响，用叠罗汉等方式攀爬障碍，然后用手枪和大刀攻击。所以晚上九点钟刚过，一一九团就拿下最前面的一个较小的堡垒——内中有一个班的敌人。其右边同时展开的一一七团更为迅猛，不到两个小时就攻下三个堡垒，俘获十余人枪。右翼红十五军的进攻也比较顺利，晚十时许即攻破当面被编为五号的堡垒，半夜时分又接连攻克两座堡垒。
时至下半夜雨虽然小了，但是进攻却一度受阻。此时红五军团正面只剩两个大的堡垒，但堡垒中的守军不但人数较多且配有重机枪。可能是地势的关系，红十五军所部经过一番努力，大约在凌晨两点多钟，才把西面较大的那个大堡垒攻了下来，活捉了一个排长及十几名士兵。而红三十九师所部则不太顺利，向当面的大堡垒冲了四五次都未能得手。由于已打了大半夜，部队十分疲惫，进攻只好暂时停了下来。
凌晨四时许，董振堂和朱瑞正准备继续发动进攻，却接到攻城总指挥彭德怀及滕代远派人送来的书信，命令红五军团巩固已占领阵地，并加强与右翼红七军的联系，部队暂时停止进攻原地休息。
暂时停止进攻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红三军团的进攻受阻——相较红五军团，作为主攻的红三军团碰到了难题。三军团进攻正面的宽度很窄——城南面紧靠旴江，从此处至红五军团攻击的分界线，拢共只有五六百米宽。而陶峙岳的第八师设在城外的各种堡垒，大都修建在西门外——总共建有三十多个堡垒，北门一带只有九个，其余基本都在西门——也就是说，西门这一带大大小小有二十多个堡垒！堡垒与堡垒之间即可相互给予火力援助，又可得到后面城墙火力的大力掩护。
当时国民党军大都未配备轻机枪——只有重机枪，排以上的堡垒才能配备一挺重机枪，这也是红五军团能顺利接近和拿下堡垒的基本原因。但西门就大不一样了，小堡垒可得到大堡垒重机枪火力的支持，城外的堡垒又可得到城墙内的火力支援。而且由于战场的正面过窄，红三军团只能摆开两个团的兵力展开进攻，后面的部队干着急使不上劲。
红三师面对敌军的顽强抵抗及堡垒林立和交叉火力，虽然曾一度在西门城墙某处打开一个缺口，但因城防工事坚固、火力猛烈，终究未能攻入城内。后来，红三军团尝试改为挖地道，又因地下冒水未能成功。在一夜的战斗中，两个团长先后牺牲！尔后红三师师长彭遨于凌晨两点，亲自去前沿观察敌情时也中弹牺牲。鉴于此种情况，彭德怀不得不下令全线，暂时停止强攻。
红三军团与红五军团经过一夜的强攻，付出了四百多人的伤亡代价，歼敌却只有三百多人。笔者根据军史记载简要计算：红五军团总共攻克一中（排级）、八小（班级）共九个堡垒，歼敌大约一百二、三十人；红三军团到底攻克几座堡垒，虽未见明确记载，但估计只有三到四个小堡垒，歼敌至多四、五十人；再加上里塔圩红二十二军歼敌数，总共也就是三百五、六十人而已。
有关红军伤亡的具体情况，虽然军事上的记载含糊其辞，但似乎最大的应该是红三军团。因为红二十二军对里塔圩的确是袭击，防守里塔圩的敌最高指挥官第四十三团第二营的营长阵亡，说明他们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但据此判断伤亡不大。陈伯钧的日记中没有提到红五军团的具体损失情况，估计伤亡应该不大，否则应该会记上一笔的。
那红三军团伤亡多少？由于军史等资料对此战并无详细记载，但依据时任红三军团第三师第九团政委王平回忆的“我和文年生团长趴在田埂边观察敌人阵地，师长彭遨走过来，我们告诉他敌人的机枪定点向这里扫射，请他注意，话音刚落，敌人的机枪就响了，他被击中，当场牺牲。”（注4）
大致可推断出：
一、彭遨牺牲在十三日凌晨两点以后，大约此后三军团随即暂时停止了进攻——这还可以从陈伯钧的日记中得到佐证：“二月十三日 …….四时，接彭（德怀）、滕（代远）来信：令五军团留小部队占领已得之土堡，……，其余部队仍回原地休息待命。……此时枪声渐稀，战斗告一段落。”（注5）
二、据记载，彭遨等的这个侦察地点距离城墙不到一百米，这从另一个角度说明战场的纵深也是有限的。同时也说明，地形不利于攻击。
三、王平的回忆和其它史载，彭遨是带王平、文年生等到前沿来侦查的，这说明此前红三军团进行攻坚作战的，应该是第三师的另外两个团：第七团和第八团。从时间上判断，这两位团长应该比彭遨牺牲的略早，否则彭遨也没必要带第九团的领导到前沿侦察。
四、红军展开攻击时天色已晚，是夜一直下小雨，可以想见天色阴暗、能见度很低。
那么，为什么国民党军却连续击中红三军团的师、团领导呢？答案只有一个，敌军对周边的地形地物提前做了测量，并标定的射击诸元——这就可以向可能隐藏人员的地点，进行盲目射击。王平所说的“敌人的机枪定点向这里扫射”，恰好说明城上敌军的机枪火力是“定点”扫射——并不是直接瞄准射击。
综合以上四点推断，可以想象出红三军团的进攻之艰难。所以综合其他史料记载，恐怕红军的这四百余人的伤亡，大部分都是红三军团的，这从彭德怀首先命令红三军团暂停进攻也可得到佐证。估计红三军团的伤亡，很可能在三百人以上。
这里还有个令人遗憾的问题，就是红三军团牺牲的那两个团长是谁？由于军史上并无记载，只能通过其他资料查证。根据笔者查找资料得出的结论，应该是第七团团长常子杰和第八团团长李震霖。有关二人的记载只有寥寥数语：常子杰，陕西人士，早年加入国民革命军，参加过北伐。1929年12月参加大冶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李震霖，湖南平江人，1929年参加革命，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红三军团损失如此之大、战果却很小，由于还有二十多个堡垒、且大都是较大的尚未拿下，继续攻下去肖定还会造成更大的损失！况且从整个战场形势看，西门显然是陶峙岳第八师的防守重点。此时的攻城总指挥彭德怀，大概会想起红三军团遭受巨大损失的赣州战役，所以就向已赶到前线的周恩来、朱德等提出暂缓进攻南丰的建议。
尽管周恩来和朱德等人本来就不想强攻南丰，但仅仅打了一个夜晚就撤走不打了，这如何向临时ZY交代？所以，尽管周恩来、朱德及王稼祥等亲自来到南丰前线了解情况，同样也认为再打下去对红军十分不利，但如何去说服临时ZY和苏区ZY局的项英、顾作霖等？如果就这样直接要求撤围南丰，显然是无法获得临时ZY和苏区ZY局同意的。怎么办？周恩来等也拿不定主意。
注释：
注1、2：见《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史》，解放军出版社，1993年10月版，第335页。
注3：见《周恩来军事文选》，第251页。
注4：见《王平回忆录》，第43、44页。
注5：见《陈伯钧日记》，第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