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解放战争中，大批国民党军官被我军俘虏，其中不乏一些高级将领，而他们也纷纷被送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
这些人在被送进监狱后，受到了较长时间的关押，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大都得到了特赦。
不过，也有一些“钉子户”牢饭吃上了瘾，死活就是不配合监狱的改造工作，以至于被关了二十七年之久。直到毛主席晚年，认为再关着这帮人已经没有意义了，才将他们都放了出来。
这一次被特赦的战犯中，就有黄维，而让人惊讶的是，就是这样一个顽固分子，却在离世后得以安葬八宝山，这又是为什么呢？
黄维是在1848年的冬天被俘虏的，当时他的第十二兵团遭到解放军的四面围堵，终于被堵死在了双堆集。
激战二十天后，黄维兵团在内外交困中发生溃败，不仅军队做鸟兽散，整个指挥部除胡琏逃脱以外，包括黄维在内的高级军官都被抓获。
随后，黄维就被临时关押了起来，直至新中国成立，他才被送到功德林，来到了北京继续蹲监狱。
不过，不管是此前的临时关押期间，还是被送到正经的战犯监狱，黄维都始终摆着一副架子，他一不承认自己战败了，二不承认自己有罪，更不承认蒋介石是反动派。
总之，黄维对监狱的管理和改造工作十分不配合，他就像一只斗败了的公鸡，却不肯低下他的脖子。
为了表示对蒋介石和国民政府的忠心，黄维甚至还留起了胡子，即所谓“蓄须明志”。
对于黄维的这一系列举动，功德林的管理人员也很为难，因为他们收到的命令是善待这些战俘，不许打骂、侮辱，反而要优待。
而最终，组织上还是对黄维保留了最大限度的包容，没有对他怎么样，他要留胡子就让他留。
而到最后，黄维愣是留了一尺半长的大胡子，他要是再抹个红脸，不知道的还真以为他是义干云天的关二爷。
就这么着，黄维安安心心地在功德林监狱住了下来，一日三餐有白面馒头，甚至还有牛奶，工作人员还会经常做顿肉菜给他们吃。即便是后来的国家受灾时，也始终没有饿着这帮人。
据黄维自己回忆说，那段时间他们明显感觉到监狱的工作人员有些发胖，但他们还以为这些工作人员是偷着开小灶吃胖的。
直到很久以后，黄维才后知后觉，他们哪里是吃胖的，明明是饿的人都浮肿了。可见，彼时的战犯管理所是本着哪怕自己饿肚子也要照顾好黄维等人的宗旨在工作的。
在工作人员的付出下，很多战犯，比如王耀武、杜聿明等人都慢慢悔悟了，他们的改造工作进行地十分顺利。
只有黄维等少数几个死硬派坚持不认错，他甚至说出了：“共产党才是反动派”这样的混账话。
不仅如此，黄维甚至还申请在监狱里钻研永动机。读过初中物理都知道，永动机是不可能发明出来的，任何试图钻研永动机的做法都是骗人骗财。但对于黄维，组织上还是容忍了他的胡闹，由着他在监狱里瞎捣鼓。
黄维自己并非不知道永动机是不可能被发明出来的，他只是在用这种荒诞的行径来逃避改造工作。
最后，由于黄维一直拒绝接受改造，在1959年第一批战犯被特赦出狱的时候，黄维的名字被从特赦名单中拿掉了。此后还曾有几次特赦，但黄维依旧没有机会名列其中，这一关就是二十七年。
在所有战犯中，并非只有黄维这一个顽固派，比如文强，也非常抗拒改造。文强抗拒改造，是对毛主席以及老师周恩来有怨气，与黄维是不一样的。
但最后，这两人倒成了功德林的铁杆二人组，关系十分要好。那可真是“兄弟两个手拉手，谁先出狱谁先爬”。
这两位在监狱里熬到了1975年，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后，组织上才决定特赦所有罪犯，毕竟二十七年的时间要是还改变不了一个人，关的再久也没有意义了。这下，黄维等人终于走出了舒适圈，开始迎接外面的世界与生活。
黄维在出狱以后，本来打算回江西老家的，但却被周总理留了下来，并安排他到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工作，主要从事抗战历史和国民党党史的研究工作。
后来，黄维还被选为全国政协常委，待遇上等同于副部级。直至1989年，黄维因心脏病去世，终年八十五岁，而他死后被安葬在了八宝山革命公墓。
对于黄维的最终结局，很多人可能都会充满疑惑，这样一个态度顽固的战犯，凭什么有这样一个好结局，还被安葬到革命公墓里去呢，这岂不是辱没了八宝山的地位？事实并非如此，而想要说清这件事，就不能不提黄维的过去。
黄维本是江西贵溪人，农民家庭出身，而且经历了父亲早亡的悲剧，可以说人生的起点已经足够低了。
不过，尽管生活艰难，黄维的母亲还是坚持要送他去读书，而黄维自己非常体谅母亲的艰辛，他发奋苦读，先后读完了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和鹅湖师范，最终在家乡当了一个小学老师。
对于黄维来说，这样的人生或许已经圆满了，他至少有着体面稳定的工作来奉养母亲。
但时局动荡，黄维作为知识分子以及热血男儿，实在无法坐视国家危亡。就在黄维为理想和现实的矛盾苦恼之时，他遇到了一个影响他一生的关键人物，也就是方志敏。
方志敏大家都不陌生了，他是无产阶级革命的先驱，是马克思主义的忠实拥护者，而正是在与方志敏的接触中，黄维下定决心走出山村，他要去报考黄埔军校，从而为国效力。
在方志敏的帮助下，黄维找到了江西地下省委负责人赵醒依，他在后者的介绍下来到广州报考了黄埔军校。
黄维在两次考试中发挥都十分出色，他也被录取为黄埔一期生，并成为了陈赓的同班同学。
黄埔军校是中国近代军官的摇篮之一，其培养的一众军事人才对中国近代史影响颇大，而黄埔一期生则以讨伐陈炯明叛乱和北伐为契机，正式踏上戎马生涯。
因为其黄埔出身，且在战场上变现突出，黄维在受到提拔的同时也被蒋介石因为心腹。
蒋介石是很看重自己的这批学生的，对他们极尽拉拢，而看不清蒋介石反动本质的黄维等人被这些小恩小惠所蒙蔽，走上了和陈赓完全不同的道路。
再后来，黄维又受到陈诚的器重，成为“土木系”的得力干将，他也在三十四岁那年就接替陈诚的十八军军长之职。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黄维也曾参与了围剿红军的作战行动。抗战前夕，黄维又被派到德国留学，但因为抗战的爆发而被提前召回国内。
而回国之后，黄维就被任命为十八军六十七师师长，率部抵抗日军。在淞沪会战中，黄维所部的官兵顶着日军的猛攻英勇作战，坚持作战一个星期。
在这一个星期的作战中，黄维所部承受了大量伤亡，他手下仅三个团长就一死两伤，营连级军官更不要说了。
打到最后，因为兵力短缺，连师部的炊事兵和电报员都上了前线，可谓战至力竭。
在战后的整编过程中，黄维所部清点了人数，发现剩下的人连一个团都凑不齐了，可见其作战之壮烈。
不过，壮烈是一方面，也有人对黄维的呆板指挥很是不满，黄维由此落下了一个“书呆子”的称号。
这之后，黄维升了官，又成了十八军军长，蒋介石还将他的号从“悟我”改为了“培我”，以示重视之意。
等到武汉会战爆发，黄维率军截击日军第九师团一部，与日寇血战马回岭，粉碎了日军的迂回企图。
再后来，黄维又以国民党中央军精锐五十四军的军长身份来到云南，迎战企图攻占我云南国土的日军。
只不过，因为黄维与关麟征素有龃龉，蒋介石为了避免将帅不和，把黄维调回了参谋部，这也使得他在后期没有机会建立什么功勋。至此，黄维的军事生涯告一段落，而他下一次出场就是解放战争了。
等到解放战争爆发后，蒋介石又想起了被雪藏的黄维，想让他挂帅出征，哪知这时的黄维对打仗却没了什么兴趣，一心只想当老师。为此，老蒋还怒气冲冲地臭骂黄维一顿，黄维不得已，只好再次出山。
在淮海战役中，陈诚将最精锐的第十二兵团交给黄维带领，对他寄予厚望。但到了这个时候，已经有些为时晚矣了。
黄维带领十二兵团匆匆赶到徐州，却愕然发现战场形势对国军已经十分不利了，他在权衡利弊后选择驻军双堆集。
不久后，蒋介石又给黄维下命令，要他去救援黄百韬，黄维几次突围未果，最后被击溃，自己也被活捉。
关于黄维军团的覆灭，多方都有说法。首先是蒋介石搁那放马后炮，他写信给杜聿明说：“第十二兵团此次突围失败，完全是黄维性情固执，一再要求夜间突围，不照计划在白天空军的掩护下突围。到十五日晚，黄维决定夜间突围，毁灭了我们的军队。”
第十二兵团十八军十一师的师长王元直对战败则总结了八个字，即：“主官犹疑，良机坐失。”
而其他国民党将领则批评黄维说：“色厉而内荏，志大而智小。”
这话很有可能就是一直对黄维不服气的胡琏说的，当时他是十二兵团的副司令，也是整个军团为数不多逃脱的高级将领。
事实上他们也没说错，黄维的能力确实一直饱受诟病，他性格执拗、做事呆板，太容易被抓住规律，又太过勇战，总之能力远逊色于胡琏等人。
黄维自己倒是也有自知之明，他就曾对手下说：“我这个司令是过渡用的，六个月后就会让给胡琏。”只不过，他把形势想的太乐观了，解放军根本没给他六个月时间来过渡。
等进了功德林，黄维就只剩下煮熟的鸭子嘴硬了，他说：“兵团覆没，我这个司令有责任，但蒋总指挥的责任更大。但是，对手是我的老同学陈赓，在军校的时候他就比我强，输给他我心服口服。”
在这里我们似乎也就理解了，黄维在功德林监狱里的拒不合作态度，可能有着两层意思，一是对蒋介石的愚忠，二则是嘴硬，后者的成分还要更大一些。
比较有意思的是，黄维自己留着一副长胡子，说这是吃蒋介石的饭长出来的，坚决不剃。结果他的这一行为遭到宋希濂的挖苦，宋希濂就说：“贪生怕死战败被俘，还装什么硬骨头。”
宋希濂当初兵败是要举枪自杀的，最终枪被卫士夺了，而黄维则是束手就擒，这就让宋希濂很瞧不上。
最后，宋希濂偷摸着把他胡子给剃了，这件事也让黄维记恨了宋希濂后半辈子，堪称老死不相往来。
不过再怎么说，黄维能够嘴硬二十多年，这也算是一种本事了。他本人即便在晚年也还是说，他这一生最感谢蒋介石和陈诚。
但纵然是嘴硬，黄维在出狱后的时间里，态度还是有了很大的转变，他曾在参观淞沪会战旧址后感慨说：“中国的老百姓有多好，国民党最终失败，那是它自身腐败无能，丢了老百姓。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千真万确啊！”
从这里就能看出，愚忠了大半辈子的黄维其实最后还是服软了，而他也在接下来的日子里积极投身两岸统一的事业，做了不少实际的事情。在晚年的时候，黄维也拒绝去台湾，而是选择了留在大陆。
人生的最后，黄维与沈醉、文强、杜聿明等人一起作为文史专员兢兢业业地工作着，在当年因为表现积极最先出狱的周养浩等人再次投奔台湾的背景下，他们宁肯拿着那一二百元的工资过着普通职工的生活，倒也轻松自在。与黄维一样，态度死硬的文强也服软了，并为两岸统一而奔走。
后来，黄维于1989年因病去世，组织上还为其组织了追悼会，并将其安葬在了八宝山。事实上并非只有黄维获得了这一资格，像卫立煌、张自忠、傅作义、杜聿明、郑洞国等人也都安眠在此。
另外，黄维其实还有一个特殊，那是在1976年毛主席逝世后，在被俘的国民党军官中，他第一个获得了为毛主席守灵的资格。
这种种事情都说明尽管黄维一直态度顽固，但组织上还是选择了相信他，而这份信任也没有被辜负。
应该来说，国家始终选择相信并优待黄维，最主要的原因还是他抗战有功。我们的党向来是爱憎分明，功是功，过是过，不会放过一个恶人，但也不会冷遇一个好人。就实际来看，黄维长期以来心向蒋介石，无非是不敢忘怀蒋介石的知遇之恩。
而他一直抗拒改造，则更多地是因为性格上的执拗与死板。而最后，随着时间的磨砺，黄维也还是看到了组织的诚意，也彻底认清了现实。
这一结果有着很重要的意义，毕竟我们所有的努力都是为了早日实现国家的统一，而黄维等人的存在对这一事业有着莫大帮助。即便是到今天，一切都已物是人非，两岸儿女对团圆的呼唤却始终不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