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本没有茶具，茶喝多了就有了茶具。鲁迅的“路”梗同样适用于茶具。先民饮茶最初肯定没有专用的茶具，而是与其他食具、酒具混用。到汉代便有了专用茶具的记载。西汉文学家王褒一篇游戏文字《僮约》中有“烹荼尽具”，那时像杨寡妇这样中产之家就有专用的“具”用来煮茶。近年，浙江湖州一座东汉墓葬出土一只瓷瓮，瓮口颈部有一“茶”字，这是一只用来贮藏茶叶的专用器具（现藏湖州市博物馆）。西晋左思《娇女诗》“心为茶荈剧，吹嘘对鼎(钅历)”有“鼎”和“(钅历)”的专用茶具，同时期的杜育《荈赋》:“器泽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则已经重视茶具“陶”的产地和“匏”的款式。

东汉许慎《说文解字》释：“具，供置也”，本义就是备办酒食的意思；字形下部为手，上部为鼎，会意为用手捧着鼎器；上部鼎字在篆文讹变为贝字，所以作者误释为“从贝省”。“器”是所有用具的统称，四个“口”意指排列众多用具的意思。器字的本义古今变化不大，金器、木器、陶器、兵器等等都称之为器。

“水为茶之母，器为茶之父”，古人强调器具对饮茶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所谓的“器具”，在陆羽《茶经》中是有区别的，“二之具”中是指采制茶叶的“造具”20种，“籝、灶、甑、杵臼、规、承、檐、芘莉、棨、扑、焙、贯、棚、穿”等；而“四之器”中的“煮器”28种，“风炉、炭挝、夹、纸囊、碾、罗合、则、水方、碗”等指煎茶、饮茶的用具。《茶经》“九之略”则是上述“造具”和“煮器”的简省版，但是“城邑之中，王公之门，二十四器阙一则茶废矣”，也就是都市喝茶族必备24种茶器，缺少了就不能称喝茶。去年，杭州旅游宣传片中有一个几秒钟的茶艺表演，因为“茶则”和“茶夹”混用就遭到爱茶者向政府热线强烈投诉，可见正确选用茶具的重要性。唐陆龟蒙、皮日休和诗《茶具十咏》中有“茶籝”“茶焙”“茶鼎”“茶瓯”4种茶具，宋蔡襄《茶录》中有9种茶器,都包括了茶叶采制和饮用两方面的器具，所以历史上茶具、茶器也不是像陆羽这样严格区分。直到宋咸淳五年(1269)，审安老人《茶具图赞》所载的12种茶具都是品饮茶的用具。也就是说，到了宋代晚期，茶具的概念才与今人所指相同。

唐皮日休《茶瓯》诗：“邢客与越人，皆能造兹器。圆似月魂堕，轻如云魄起。”唐代瓷器有“南青北白”之说，指河北“邢窑”和浙东“越窑”为代表的瓷器。陆羽在《茶经》中明显抑邢扬越。他说：“若邢瓷类银，越瓷类玉，邢不如越；若邢瓷类雪，则越瓷类冰，邢不如越二也；邢瓷白而茶色丹，越瓷青而茶色绿，邢不如越三也”。这是由于越瓷本身有类冰如玉的质地，更在于越瓷的“青色”能助茶汤的“绿色”。他极力为越窑“带货”，认为“碗，越州上”，居当时全国“七大名窑”之首，还比较了瓷碗釉色与茶汤色泽的关系：“越州瓷、岳瓷皆青，青则益茶，茶作白红之色；邢州瓷白，茶色红；寿州瓷黄，茶色紫；洪州瓷褐，茶色黑。悉不宜茶。”

陆羽在《茶经》中推广的器具相当于全国标准化茶具系列，以后茶具的制造和发展基本以陆羽提出的这套茶器为范本。从出土文物中我们仍旧可以看到陆羽《茶经》中的类似茶具实物。1987年4月，陕西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了唐代金银茶具，这是唐僖宗李儇供奉的宫廷所用。大致上相当于陆羽《茶经》中的“豪华版”实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