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朝廷没钱了。

可辽东要跟清军作战，需要钱；国内的起义军在陕西、山西、河南、湖广、四川等省肆掠，派大军镇压，需要钱。

不拿钱，清军要打北京，起义军也要打北京。

眼见情况紧急，那就找国内的有钱人借一些吧。

这样的事情是有先例的。

明熹宗时期的富商吴金薄，富甲天下，其慷慨解囊，给朝廷借了200多万两，朝廷最终不仅没有还钱，而且找了借口，把他搞得家破人亡，然后这笔钱也就不用还了。

当时的徽商吴养春，以贩盐起家，在江南等地都有产业，其先后向朝廷捐助饷银50多万两，不久朝廷对其加罪，追索“赃银”60万两，吴妻被迫自杀，吴家父子三代俱死于狱中。

对于朝廷来讲，任何一个有可能搞到钱的方式都是不会放过的。如此整治富商，当然不会再有愿意拿钱出来。

不仅富商不拿钱，就连官僚、皇亲国戚也不愿意拿钱出来。

道理很简单。

崇祯九年，崇祯帝下令向武清侯李诚铭借40万两，发往关宁前线；借驸马都尉王昺、万炜、冉兴各自10万两，发往大同、西宁；又让工部借太监田诏10万两，借太监魏学颜色5万两治营铺。

捐助并非只有这一次，后来逐渐成为常态化。武清候的李诚铭死后，继承他爵位的儿子李国瑞也遭到崇祯帝的“借款要求”。崇祯的这个想法被首辅薛国观觉察到，果然是应了那句古话：英雄所见略同！

薛国观就对崇祯说，向百官借款由我这边来处理，但是向皇亲国戚借款，还是得皇上您来。崇祯一听，觉得有到底，而恰好此时有武清侯李国瑞撞到了枪口上。李诚铭死后，几个儿子家产分割不均，发生了争吵。李国瑞庶出的亲哥要求分一半家产，也就是20万两，李国瑞不干，两人吵了起来，这架一直吵到崇祯这里来了。

李国瑞的亲哥一怒之下，要把自己的20万两捐给崇祯。崇祯帝没有同意，因为他听了薛国观的话，想要将武清侯家的40万两全部借来。

李国瑞哪里肯干，哭天喊地说自己没有那么多钱。把钱藏了起来，又是拆毁房子，又是当街卖家当，演了一场好戏。

崇祯当然不会信，派太监们去搜查，并褫夺李国瑞武清侯位。但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李国瑞死掉了。

此时太监们此时也感觉到了危险，因为他们手中的钱并不比权贵们少，连皇帝的亲戚都被逼死了，那自己还有活路？他们就开始想歪点子，暗中下黑手。崇祯的第五个小儿子，在此时病倒了，不久就死去了。这个儿子在临死前还说，九莲菩萨来看他。万历的妈李太后，死了以后宫里都尊称她为九莲菩萨。

崇祯帝一生十分迷信，被吓坏了，他得罪了李太后的后代，李太后找他算账来了。于是，立即停止追缴，恢复武清侯爵名位，并安排厚葬，还把钱退了回去。

这一次捐助的失败，并没有打消崇祯帝继续要求权贵、宦官们捐助的想法。

崇祯十六年（1643）三月初八，崇祯帝召见主持户部工作的户部侍郎吴履中，问他现在库内还有多少钱银两‚吴履中回答：仅存八万两。这么一点银两什么都干不了，内忧外患之下，各处的军队皆需要饷银。绝路之下，崇祯帝只得向勋贵、太监、群臣们开口要钱，美其名曰：助饷。为了达到效果，得先拿两个典范出来，崇祯帝选中的是太康伯张国纪和嘉定伯周奎。选中这两人当然是有原因的，张国纪是天启帝张皇后的父亲，周奎是崇祯帝周皇后的父亲，两人都是国丈。

议饷之时，崇祯帝说想让国丈周奎起一个带头作用，派司礼监太监徐本正到周奎府上去劝说，周奎则一脸为难地说自己根本没多少钱，徐本正哭着再三请求，但周奎不为所动。徐本正最后大怒曰：“老皇亲如此吝啬，朝廷万难，大事必不可为了。您积蓄那么多财产‚又有何用？”

最终张国纪捐银2万两，周奎则只捐银12000两‚而其余的勋戚没有一个捐银超过万两的。崇祯帝开始下令助饷，并按照捐款多少授予爵位，助饷过万者立牌坊。捐助的命令下达之后，众人都说前任司礼监掌印王之心很富有，家里藏有30万两。此时王之心已经离任，在家闲住，已经没了昔日的权势，众人把他推出来做挡箭牌，崇祯帝亲自召见他，让他做表率，王之心第二天捐了1万两。太监王永柞、曹化淳共捐银5万，魏藻德捐银500两，前首辅陈演现在已经去职，也被崇祯帝召回来助饷。陈演极言自己清苦‚一分都没有捐。其余的官员们或以衙门、或以省直，汇集助饷，如浙江捐6000两、山东捐4000，前后合计得到捐银20多万两。而为了避免出钱，很多官员上疏请求告免，不再担任官职。

为很么会这样呢？

讲国家义务的时候，人人有责；讲权利的时候，一个人说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