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熙增币又叫庆历增币，是公元1042年辽兴宗重熙年间（宋仁宗庆历年间），辽借由北宋内外交困，迫宋增加对辽岁币。

公元1005年宋辽两国签订澶渊之盟以后，宋辽之间实现了长久和平。辽兴宗亲政以后，地位并不稳固，主要由于辽朝内部发生权力纷争，直至迎回法天太后，兴宗的地位仍不时受到威吓；另一方面，宋朝于庆历年间(1041年─1048年)，内部财用匮乏，盗贼蜂起。外部方面，自李元昊称帝，宋与西夏爆发长达三年的战争，三川口、好水川、定川等三战皆败，辽又借故迫使宋增加对辽岁输的金帛。最终宋在澶渊之盟所议定的输辽岁币基础上（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增加了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

交涉过程

辽兴宗决定图谋关南十县地，听从张俭的建议，于辽重熙十一年（1042年）正月，辽一面在边界重兵压境，一面派遗南院宣徽使萧英和翰林学士刘六符与北宋交涉，他们带去了辽兴宗致宋仁宗的信函，就以下四个问题对宋朝进行指责。

一，周世宗不该夺取瓦桥关以南十县地；二，宋太宗进攻燕蓟，师出无名；三，李元昊与辽有甥舅之亲，且早己向辽称臣，宋兴师伐夏，不应不事先告知；四，宋朝不应在边界上增筑工事，添置边军。

在提出各项指责后，还提出府将原辽的藩属北汉的领土及关南十县地归还，只有如此，才能“益深兄弟之怀，长守子孙之计。”

辽本想对宋发动一场突如其来的外交攻势，但在辽使到来前一个月，北宋却早已取得辽兴宗致书提出各项要求的底本，同时对辽聚兵幽蓟、准备入侵也早有洞察，使宋有较充足的时间商量对策，但宋仍然处于被动。辽使刘六符在开封期间对宋朝官员口出狂言，声称宋经营塘泺（塘泺即在泺水边构堤设防，泺水在今山东境内）毫无用途，“一苇可航，投棰可平，不然决其堤十万土囊遂可逾矣。”宋朝翰林学士王拱辰指出：“兵事尚诡，彼诚有谋，不应以语敌，此六符夸言耳。设险守国，先王不废，且祖宗所以限戎骑也。”宋仁宗即命其复信，对辽方的指责予以驳斥：

一，指出景德元年（1004年）双方已确认前此诸细故“咸不置怀”。二，宋太宗进攻燕蓟是因辽援北汉、阻挠宋朝统一所致，曲不在宋。三，瓦桥关南十县地，乃异代之事，故不应重提。四，西夏问题，宋方认为元昊先人早己“赐姓称藩，禀朔受禄”，现在僭号扰边，理应讨除，且事早先闻达于辽。五，关于辽朝指责宋“备塞隘路，阅集兵夫”，认为这是“边臣谨职之常”。六，最后提出，双方应令“缘边各守疆界，折书之外一无所求”。

由于宋仁宗缺乏坚定、明确的立场，他选定右正言知诰富弼为回谢辽方信使，除了复信外，又带去了妥协退让的口信。后富弼赴辽途中他怀疑国书与口信不一致，发书视察内容，果然不同。又驰还见仁宗。仁宗同意惠换国书。

六月，富弼与副使张茂实至辽朝，由于更换了国书，因此他们的使命不是回应辽朝的各项指责，而变成对辽表示妥协和退让。他们提出宋可与辽联姻，也可增加岁币，二者可择其一。辽方坚持割地，富弼不与。富弼劝辽兴宗与宋保持和好，说“虽虏获金币，充牣诸臣之家，而壮士健马物故大半，此谁任其祸者？”“胜负未可知，就使其胜，所亡士马，群臣当之欤，抑人主当之欤？若通好不绝，岁币尽归人主。”[4]他的话打动了辽兴宗，于是他又提出“议婚即不增岁币，不如增币对辽更有利。辽如能令夏国对宋臣服，则岁币增金帛二十万，不然则只增十万。”

八月，富弼等人再次使辽，辽兴宗要求宋对辽输送岁币应称“献”，富弼认为此乃下奉上之词，不可用于两个对等的朝廷之间，且宋为兄，辽为弟，岂有兄献于弟之理。辽退而求“纳”，富弼亦坚决不从。兴宗见他不肯让步，再遣耶律仁先及刘六符使宋。富弼上奏不可答应辽方。但宋仁宗求和心切，听从晏殊的主张，许称“纳”。

结果

辽国在经济与政治方面皆有巨大的收获。后辽兴宗为了实现答应宋朝增币以约束西夏的条件，于明年正月派遗同知析津府事耶律敌烈、枢密院都承旨王惟吉谕令西夏与宋讲和。

不过夏方面就十分嫉妒，影响了两国外交恶化，李元昊不满辽借宋夏战争牟利，开始侵扰辽朝边境，招诱部落，同时向宋称臣求和以避免两面受敌。而辽朝于1044年、1045年、1049年对西夏发动三次战争，皆败。增币之后，宋辽关系趋向缓和，而辽夏却不时出现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