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前

中国农业发源地黄土高原景象

农业发展前，人们为生计而狩猎，或从森林、草地或湿地中采集食物，对环境影响非常小。狩猎采集者也许会用火来清除森林中的矮树丛以让新草长出，吸引鹿群来觅食而更易于猎杀，但森林还是会保留下来。约一万年前，随着农业的扩张，森林开始让位于农田。新石器时代早期，人们种植黍类，同时捕鱼、狩猎和采集野生植物。在中国北方和南方，农业几乎同时出现，南方种植的是一年生野生水稻，北方则是两种稷。在8000至7000年前，稷的种植发源于黄土高原渭河流域的半干旱稀树草原，在农业生产之前，该区的原始植被是森林和草原，约有30%的土地是森林。黄土高原的黄土性质松软，在农业发展的早期，农耕器具笨拙而不坚利，黄土最易于耕植，所以黄土高原成为人类早期发展农业的主要地区。在华中和华南，水稻沿着河塘湖岸或在淡水沼泽里生长，在洞庭湖周边，野生水稻尤其丰富，为新石器时代人们所采集。在公元前5000年，水稻种植已广泛分布于长江流域、台湾和华南，定居式农业群落在中国中南部广泛存在并确立下来。

公元前6000至前5000年，关中地区农民开始烧地以耕种，人们不会一直耕种同一块土地，而是会在每一片土地上耕种几年，然后抛荒数年再来烧地耕种。由于土地资源丰富，村民可以长期休耕，毋需给田地施肥。农业耕作随着迁徙的人群先向北扩散，然后向东进入覆盖森林的黄河流域和华北平原。虽然人口稀少，但人类已减少了平原上动物的多样性。在关中以西森林覆盖的山区，动物的多样性显然高于平原地区。大型鱼类越来越少见，村民较多使用渔网而减少使用鱼叉。人口日益增长，开始过度开发可以狩猎或采集的资源，迫使人们更加依赖谷物。随着农业发展，人们学会种植更多植物，饲养和驯化更多动物。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前，野猪在黄河和长江流域被驯化为家猪。公元前5000—前3000年，即仰韶文化时期，黄河流域中部的人们开始大为依赖驯化的动植物，人们越来越依赖牛、羊、马等驯化物种，可以开发此前难以利用的旱地。农人一开始焚草开荒，使用石锄和石锹翻开土地，随着黄土高原农业日益发展，日益增加用火和耕作，导致水土流失，土壤侵蚀，增加了黄河携带的泥沙量，进而抬高了河床和河岸，导致华北平原的洪泛区范围更加扩大。

定居农业需要清除森林以便开荒种地。农耕增加食物供给，人口因而增加，需要开垦更多土地。仰韶文化的人们逐渐发展出一套清除森林、开垦农田的方法，起初在村落附近的森林开辟一块土地就够了，但时间一长，随着技术进步与人口增加的压力，更多的森林遭毁灭。用石斧伐木太费时费力，放火焚烧森林则既不可控制，也相当危险，当时人们运用一种通过环剥树皮来清除单棵树木的方法，即从树干上剥掉一圈树皮，阻此从根部吸取水分和养分向上输送，让树木自然枯朽。这种方法可以精确清除指定数量的树木。村民清理聚落周围的大部分森林，以备柴火和耕种，湿地也在减少。在长江流域和黄土高原，两个农业系统滋养了越来越多的人口，由于不进行休耕，用来畜养牲畜的牧场则越来越少。不过，新石器时代的农民始终没有大范围改变环境，到公元前2000年，中国北方村落的数量大概有1000个，村落一般只住有数百人，占地不大，分散在各处，为野生动植物留下充足的空间。

商代

商代时生活于华北的亚洲象

商朝具有广袤的领土和稠密的人口，聚落范围西北部的边界，与今天51厘米降雨量的地区边界一致。此雨量线以西以北的地区都是不适宜耕种的草原和沙漠。商文明所辖土地，从以橡树为主的落叶阔叶林，向南一直延伸至混合了落叶林与亚热带森林的长江流域，主要农作物包括两种稷、水稻和桑树，开始将华北平原转变为农田，但当时这里仍有大片的森林来提供各种猎物，老虎、象和犀牛都生活在森林中。中国北方大部分仍是茂密的森林，只是中间有些小块农田，当时约共有400—500万人口居住在华北平原，粮食产量大概每亩一石，意味着中国方应有约10,000平方千米至13,000平方千米的橡树森林被清除。被清除的土地通常会位于森林中间，以便于狩猎。至于安阳等大城市周围乡野的土地，基本都被清理用作农田。商朝人砍伐森林，方法是一棵一棵地清除，而非焚烧整片森林，以免引起危险和浪费燃料。甲骨文中也有焚林的记述，往往与狩猎相关。焚林可以清除天然植被，以便农耕；林火可以把野兽逐出森林，易于猎捕；焚林驱逐禽兽，耕种者获得安全，作物也免受野兽践踏。

商代人们建立了城池，并进入了青铜时代。铸造青铜需焚烧大量木材用以开矿、冶炼和铸造，大大影响周遭环境。当森林耗尽时，该座矿山也就被遗弃；铜和锡运抵都城的铸造场后，需要更多木材来提炼。殷商中心位于洪水多发的平原与太行山之间排水相对良好的地区，都邑常迁徒不定，因为殷人是游耕经济，每隔若干年后地力减退，产量下降。当时人民没有良好耕具，只能用火焚的灰烬做肥料，种植农作物，因为不用耜或犁翻耕土地，只利用地表一层的肥力，不出几年地力耗尽，产量下降，农民不得不迁徙另辟新田，这是原始农业的长期休耕制。商朝在泰山西部及南部有巨大的围猎场，商人不仅捕获鹿、狐狸、狼和獾等温顺的猎物，也能追到大象、老虎和犀牛等大型野兽。在人口较稠密的河南低地，农田和家养食草动物逐渐占据了大型哺乳动物的栖息地，人类的牧群逐渐取代了土生土长的动物群。家养畜群的扩大，减少了野生动物可用的土地，导致了原始牛和野马的灭绝，也导致当地成为东亚第一个大型动物永久消失的地方。在公元前1000年晚期之前，大型野生哺乳动物从华北低地消失，只在周围人口稀少的山区生存。

周代

西周

流经西周王畿的渭河今景

西周的核心区域位于渭河流域，这是中国旱地农业最先发展的地方。黄土易于耕作，可以年复一年地种植而毋须休耕。周人农业逐渐进步，不再迁地长期休耕，而在原耕地短期轮流休耕，多用三年一循环的休耕制，休耕二年，田中任由野草杂木生长，然后用火焚烧田中的次生植被，利用其灰烬为肥料，来年耕种，开始下一循环。这时所焚之林绝大部分是平地的而不是山区的森林。渭河为周人提供新鲜水源，而建造房屋和取暖用的木材则可以从南面的秦岭得到。封建制度下，在受封的土地上周人清除森林开辟农田，以城邑为中心点，一层一层地放火焚烧林地，按人口需要扩展农田，农耕带外围则任由其生长野草及次生灌木，作为牧区， 最外围则是未烧到的林地，留作防卫林及辖区的边界线。周人同时把黄土高原上的游牧民从草原驱赶出去，在那里开垦和耕种，当耕地不足时，砍伐丘陵地带的森林。

在周朝初期，华北平原以至渭河流域仍有大片未开垦的土地，清除森林的范围，从华北平原上商朝的核心地带向东、东北和西北扩展。在东面的黄河冲积平原地势平坦，森林茂密，由于黄河会定期泛滥，这里原本不适合于务农和建造城池，城池只能建在河道南北的高地上。周人用石犁或木犁来开垦土地，拉动石犁出于人力或牛只。黄土地极易受侵蚀，周人会在农田上起垄以减少土壤侵蚀。周人并不敬畏森林，也没有致力于保护森林。随着黄土高原上森林和草原的消失，泥沙流失量增多，黄河逐渐变成黄色。周人并渐渐发展出一种思想，认为人类应主宰和控制自然，正确的自然秩序应由人类来主宰环境，野生动物则应被驱赶。在公元前1000年左右，象的活动范围已不再遍布中国，而是向南退到了淮河流域。

春秋时代

早期封建制度下，封国占有一定的领土，其余的土地则不归任何人管辖，山林川泽原是公共开放的空间。到东周，随着国家控制范围扩张，政府任命官员对偏远地区的资源开发活动征税，为了富国强兵而独占山林川泽，设置关税。春秋时代，土地是统治者所有，在封建制度下，诸侯国中的名山大泽归天子所有。山林川泽资源的利用，有时间的限制而无使用者的限制，山林川泽之利是统治者与人民共有的，但使用必须在一定的时间。各诸侯国很重视山林保护，有严格的林政法规，而且因地多人少，人民破坏山林的动机并不强烈。春秋时代中期之后，君主把山林泽薮变成家产，向使用山泽资源的人征税，入山采伐林木的人要向政府纳税，等于寓禁于征。林政法令是防止滥伐，山林开放采伐有季节性。逾期入山采伐，或是斩伐不该斩伐的树木，称为“窃木”，要受处罚。有的山林是完全封禁的，违令者刑罚更重。南方楚国的森林比中原诸侯的多。在公元前6世纪，在今山东东北部沿海地区，森林已很稀罕了。公元前500年左右，铁器开始出现，很快用于农业和制造铁犁，而最初使用铁器农具的是吴国。

战国时代

指出牛山濯濯的孟子

到公元前4世纪，冶铁技术已在长江流域广泛传播，北方诸侯随之亦开始大量制造铁器。冶铁场需要木材烧成木炭，供给熔炉熔炼矿石，木材相对于矿石而言更为稀缺，大范围的森林砍伐和环境破坏相当常见。在人口稠密的地区，各城邑的外围林地已全部消失，各诸侯辖区农田彼此接壤。因过度砍伐木材，大国国都附近出现濯濯牛山。约前300年时，人们已经彻底改变华北的土地，孟子曾批评对牛山森林的采伐。为了增加收入，各国君主纷纷开辟荒地与森林为农田以招募农人，吸引移民，扩大农业人口的规模。在战国时代，挖掘灌溉河渠是常见的做法，如秦国建造郑国渠，从泾河注入洛河，长126公里，引水灌溉和冲刷淡化泾洛之间的盐碱地，使荒芜之地变成良田，完成了关中地区的农业垦殖。战国时期诸国争相控制森林、湿地和矿产，任用官吏管理和征税，以此增强国力。商鞅变法使山林川泽之利成为国君所专有，设有掌理山林川泽税的官员。国家占据了曾是共有资源的森林池沼，对领土内自然生态的控制远超以往。

关中盆地东部由于农业扩张，水土流失开始加剧。在华北平原人口稠密的地区，农耕区里的牧场越来越少，人口挤占了牛、羊等食草家畜的生存空间，只留下狗、猪和鸡之类可以生活在人类居住地的动物。周人开发河道沿岸和排水不畅处的湿地，使麋鹿和獐这两种在湿地栖息的动物最终从黄河流域消失。随着耕地的开发，低地上的鹿群越来越少，其他大部分土地被用来放牧牛、绵羊和山羊。到了战国末期，华北低地的大型野生动物已所剩无几，原始牛、野马和野生水牛最终都灭绝了。从此华北低地的大型动物仅见于国君的苑囿。北部的秦、赵、燕三国向北方拓展领土，占领了北方的半干旱农牧区，然后向游牧区进一步推进，将游牧民族赶出牧场，并筑起长城防御他们的攻击。中原国家需要草原上的资源，尤其是骑兵所需的马匹和放牧用的草场。面对中原的进犯，匈奴结成联盟加以反击。

战国时代人们逐渐认识到，自然的恩惠不是无止境的，需要适时维护以防止耗尽资源与食物。孟子着重土地管理，认为应实施保持水土的措施，主张王室和富人应过一种有节制的生活，以免耗尽资源。约在公元前250年编成的《管子》指出自然资源是有限的，成功的国君应严格规限资源开发，以免枯竭。不过出于战争的压力，保护资源的政策在各国难得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