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首先要明辨是非，而尊重基本事实，追求真相和真理，则是民主共和政体得以制约权力，保护权利的根本。对权力的有效制约，才能让公民享有表达和发明创造的自由，安全且有尊严地生活。

美国前总统特朗普遭枪杀不遂，震惊全球。不少评论认为事件反映美国的政治撕裂太深，甚至质疑美国民主制度生病了。但若回看历史，民主制度因失灵而导致暴力冲突，不但不是新鲜事，反而可能是制度基因之必然。《联合早报》7月15日的报道就指出，单在美国248年的历史里，遇刺的总统就多达10人，平均约每25年发生一起，其中四人死亡；最出名的莫过于1963年的肯尼迪，以及1865年的林肯。

特朗普被视为当下全球民粹主义崛起的代表人物。民粹主义一般被认为是民主的异化，因为应该代表民意的主流精英，逐渐形成排外的利益小团体，自私自利，丧失公心，让基层感到背叛，导致枭雄式的草根领袖应运而生。他们呼吁激进和全盘的改革，自然威胁传统精英集团的利益，必欲除之而后快。当矛盾白热化，政治暗杀就容易发生；若还无法化解矛盾，下一步就会是破坏性更大的革命暴乱。

著名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对民主制度就深不以为然。在柏拉图的历史哲学里，政治演变是一种宿命的轮回，政体从君主制演变到贵族制，再演变到民主制，最后被独裁制所取代，最终又回到君主制。柏拉图痛恨民主制，形容雅典的民主制代表了混乱的阶级对抗、文化堕落和道德败坏。以人数多寡决议的制度，最难以避免的弊端无疑是“多数人的暴政”，导致少数人的利益被牺牲。当年雅典的民粹主义者就鼓动“阶级斗争”，要通过在议会的多数来立法对富人加税，甚至暴力没收他们的财产以实现“均富”；精英和富人集团则联手顽抗，最终不惜开门揖盗，欢迎北方马其顿的腓力国王占领并实行独裁统治。

为了减少这一弊端，现代民主制度其实并非全然单靠多数决，而是更侧重权力的制衡，在遵循多数决的议会立法权之外，分设相对独立的行政权和司法权；美国还实行各州的地方分权来进一步分散和制衡权力。

无论是英国和英联邦国家的西敏寺制度，或者美国的三权分立制度，行政权和立法权都靠全民选举，本质上还是数人头的多数决；但司法权则超越党派政治，更强调法官的专业性。

当然，还有所谓的媒体第四权，监督任何违背司法正义和道德风俗的滥权行为。这一套环环相扣的制度安排，特别是对宪法精神的倚重，属于共和体制。

因此，有政治素养的美国人都会强调“我们的共和国”，只有媚俗的政客才会张口闭口满嘴“民主”。英国尽管实行的是君主立宪制，但实际运行的也是尊重法治和新闻自由的共和精神。欧洲大多数国家乃至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等经济发达国家，不同程度上都实行推崇法治客观精神的共和制。独立公正的司法权和监督权力的第四权，仰赖于从业者的专业性。这又体现在公民对真理和真相的绝对尊重和锲而不舍的追求。

美国民主近期的拙劣表现，除了两大党越来越丧失应有的妥协精神和民主风度，从政者不断煽动支持者敌视对手之外，第四权的堕落恐怕也难辞其咎。7月13日特朗普遭枪杀不遂，美国一些大媒体第一时间的报道，竟然有不少文过饰非，轻描淡写的标题，刻意隐去枪击这一重要新闻元素，只说现场“发生巨响”，特朗普“摔倒”后被特勤人员带走。这种因为意识形态偏见而丝毫不尊重事实真相的做法，美国很多新闻机构都是惯犯。

争取连任总统的拜登在6月28日首场辩论的表现，让超过5100万观看直播的观众大吃一惊。他多次前言不搭后语，口齿不清的老态龙钟表现，让美国选民惊觉他恐怕无法胜任总统重担；特别是若他已经出现老人失智症状，健康势必每况愈下，更不应在未来四年入主白宫。一直刻意隐瞒拜登心智健康的美国主流媒体，在纸包不住火后则纷纷跳出来呼吁他退选。很多美国人此刻才开始意识到媒体渎职的严重后果。

美国开国元勋对于所创建的新政治体制有深刻的意识。当富兰克林被问及美国要建立什么政体时，掷地有声地回答：“共和国，如果你能保住它”。这个“你”指的是构成政体的民众。因为共和制容易遭受腐败和暴政的威胁，所以必须有公民的持续努力和警惕才能保住它；而公民的天职就在于积极参与公共事务且问责政府，确保共和国免于暴政。换言之，公民的品德至关重要。

公民因而首先要明辨是非，而尊重基本事实，追求真相和真理，则是民主共和政体得以制约权力，保护权利的根本。对权力的有效制约，才能让公民享有表达异议和发明创造的自由，并安全且有尊严地生活。放眼当下，社会和经济发展最好的国家，大多集中在欧美，且多数实行民主共和制。这也是为何全球移民流动的方向，都是单程往欧美去。英国二战名相丘吉尔的名言：“民主是最糟糕的政治制度，除了那些我们早已试过不管用的制度”，至今仍然正确无误。欧美目前所出现的政治乱象，或许代表民主政治生病了，且病根子或许就出在公民美德的缺失上。因为毕竟制度是死的，人才是活的，再好的制度，还须有配得上的人来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