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家中国企业在印度遭遇毒手了。这两天我在上网的时候刷到了一条新闻，说是印度政府机构执法局(ED)近日以所谓的“反洗钱调查”为由，对VIVO印度公司的多名高管，包括VIVO印度公司的临时首席执行官特里、首席财务官达希亚等人，实施了拘捕。

据了解，印度执法局此前曾援引该国的《防止洗钱法案》，向VIVO印度公司提交过一份指控书。而按照指控书上的说法，VIVO计划借助空壳公司，“非法”向境外转移资产，以此来逃避其在印度应纳的税款。印方宣称，VIVO共向印度境外转移了大约6247亿印度卢比的资产，约合人民币637亿元，这些钱占到了VIVO过去多年在印总营业额（超过1.25万亿卢比）的一半。

值得一提的是，这已经不是近段时间来VIVO第一次遭到印度执法机构的针对了。早在今年10月，印度执法局就曾以所谓的“涉嫌洗钱罪”为由，拘押过4名VIVO员工。虽然被拘的4人之中最后仅有一人被捕，但这名VIVO员工“恰好”就是一名中国公民。

尽管关注中国企业在印度动态的同志和朋友应该都知道，VIVO在印度的遭遇绝非唯一。12月25日，就VIVO印度公司高管遭到印度执法机构野蛮拘捕一事，《环球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对印度行为“深感震惊”的，不会只有VIVO》的社论。这篇社论援引了印度官方此前披露出来的数据称，在2014年到2021年的这7年时间，全印范围共有大约2800家在印注册的外资企业，因为“种种原因”而不得不叫停了在印度的业务。

这些关门大吉的外企数量，大约占去了同期印度跨国公司总数的六分之一，而且其中不乏在国际上都有头有脸的500强企业。仅以深耕电子科技领域的外企为例，除了最近被印度执法机构反复折腾的VIVO之外，华为、小米、OPPO、苹果、谷歌、IBM、微软和高通等国际知名企业，都在印度碰过不止一鼻子灰。

无论这些外企在印度的日常经营有多谨小慎微，印度执法机构似乎总能变着法子找到各种理由对它们兴师问罪。要么是给它们扣上泛安全化的政治高帽，三不五时就对这些外企发起各种“突袭调查”；要么就是巧立名目罗织各种奇葩“罪证”，动辄抓人封司查抄资产，最后再处以高额罚款。

在莫迪当局无规律、不间断地“运动式治理”下，大量在印外企先后沦为了印度执法机构镰刀下的肥嫩韭菜。而且越是那些在印经营得红红火火的外资企业，到头来就越有可能成为印度政府刀俎下的鱼肉，并且可能还要挨不止一次宰。在对待外资这一块，如果说其他国家的营商环境是“雁过拔毛”的话，那么印度的营商环境就妥妥属于是“连毛带雁”都得一块留下。

从这一点上来说，莫迪政府治下的这个印度给我的感觉，还真就有点像是徐锦江在《九品芝麻官》里头饰演的雷豹一角。如果把在印外企雇佣的印度高管比作是包龙星、三姑和如烟的话，那么他们之间围绕着在印外企展开的对话就应该是这样的：

雷迪：“你一定是暗通曲款，勾结外企，转移国家资产，意图危害印度的国家安全！”

包象星：“我靠，你冤枉人的本事都快赶上我了。不如这样吧，既然大家都是印度人，无论从这些外企身上敲下来多少竹杠，我们统统分成两份好了。最多我拿小份，你拿大份。”

雷迪：“不行，我全都要！”

包象星：“都打点好了，他们说一个小时内会筹集500亿卢比给我们送过来。要不，我们先去街边冷饮摊上，点两杯干净又卫生的芦荟汁来解解渴如何？”

雷迪：“哼！两杯怎么够？我要喝二十杯！”

三姑：“你这怎么行啊？我们公司说好了在印度卖产品不卖股权的嘛。”

雷迪：“我直接把你们公司的家给抄了，不给补偿，那你们不就不算卖咯？”

如霾：“总理，你不要这样！你再这样我要走法律途径控告你了啊！”

雷迪：“你去告吧！你把喉咙喊破了都没用，没有人会理你的！”

印度的营商环境对外企，尤其是对中国企业有多友好，这一点相信不用我多加描述，大家应该也有所耳闻了。VIVO人被抓、钱被罚这事对我而言其实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奇怪的地方，这倒不是说我认为VIVO在印度那边真是犯了什么事了，而是说这类新闻此前实在是看得太多了，都看吐了。所有在印度投资设分公司的外企，早晚都会有这么一天的。而且越是早动把在印度市场上挣到的血汗钱汇出印度的想法，这一天就越是会早早地降临。这就是印度，挣卢比就花卢比，一分也别想带回家；这才是印度，一个你来了就走不了的神奇国家。

虽然今天这期节目是以“中国企业在印惨遭毒手”的话题展开的，但我想探讨的重点其实并不是“它都这样了，咱们做什么还要上赶着去给他送人头？”这个在国内互联网早已是老生常谈的话题，而是另外一个虽然讨论热度要低不少，但是同样富有深刻现实内涵的话题：明明大家谈论的都是“外资外企”，都是“国内环境”，为什么他们那边就没有人担心，印度的外资会因为莫迪政府的“钓鱼执法”“运动治理”以及“杀雁拔毛”式的粗暴手段而流失，而我们这边却老有人生怕中国政府今天才出台了一些个调整措施，隔天那些在华早就赚得盆满钵满的外企一下子就“惊诧”了，就“拂袖而去”了呢？

关于这个问题，我觉得我们的网友@2049年的世界的一席话说得就特别好：纵观媒体关于中印两国对待外资外企的报道，我常常会产生这样一种感觉：我们中国必须要非常小心，时时刻刻都得如履薄冰、如临深渊，才能确保那些在华资本不离开中国。我们不仅为它们建设最好的基础设施，而且还得提供最优秀的人才资源，而且还不能出台任何可能妨碍资本扩张、挣钱，甚至是让它们觉得不太舒服的政策。

在国内一些媒体和一些人的嘴里，外资仿佛成了我们中国的掌上明珠，口中蜜糖，捧着含着都还生怕不够，因为捧在手里他们会说怕碎了，而含在嘴里他们又会说怕化了。多年PUA下来，闹到最后，甚至就连我们普普通通的中国网民在网上说两句话，都不得不谨小慎微。

因为按照那些笃信“友商惊诧论”的新自由主义信徒们的说法，要是我们在自己的社交媒体上发表了让外资看到之后感到不高兴的内容，人家可能一气之下，马上扭头就走了。由此所产生的一切后果，无论是减少的税收还是流失的岗位，均由我们中国政府和人民来承担，它们外资外企没有任何损失。因为所有这一切都是它们“施舍”我们的。

而且，在那些笃信“友商惊诧论”的新自由主义信徒们的口中，来华赚钱的外资外企还普遍都有过人的记性。一旦我们中国让人家感受到一点委屈了，哪怕这种委屈只是那帮笃信“友商惊诧论”的新自由主义信徒们自以为的，外资外企也会永远记恨我们，然后就再也不会“施舍”我们了。

至于印度呢？和中国舆论场上对待外资外企时的拧巴态度比起来，印度那边的情况就显得简单粗暴多了。只要莫迪政府想，人家爱出台什么政策就出台什么政策，就连废钞这么大的事也是说干就干，压根儿不和你外资外企商量。人也不用给你什么特别具有吸引力的基础设施、人力资源或政策扶持，不光不给，而且还动不动就宰你一刀。说罚你就罚你，说抓你就抓你，你外资外企别说是跟印度政府把这事闹到法庭上去打官司了，你哪怕就是喊一声委屈都不行。你敢多喊一声他就敢多宰你一刀，直至宰到你再也不敢喊冤叫屈为止。

但是那又如何呢？就算印度政府的态度都恶劣到这种程度了，你们外资外企又能把人家怎么样呢？别忘了，印度可是当今世界第一人口大国，泱泱14亿之众，而且很多还是有待开发的处女地，和市场竞争早已趋于白热化的中国市场还不是一回事。这么广阔的市场前景，这么巨大的投资商机，谁能等闲视之？谁敢轻易退出？所以不管印度政府如何折腾，还是会有满坑满谷的外资外企前赴后继地蜂拥到印度来，而不是离印度而去。

而且最神奇的是，不管印度政府怎么折腾，印度媒体口中的外资外企似乎都是错的那一方：这里是印度，不可思议的印度，万事皆有可能，所以用不着大惊小怪。你们外资外企到我们印度来投资，本来就应该是你们迁就我们。搞不清楚我们的营商环境和相关政策那是你们的问题，要怪就怪你们没有提前做好功课。严是爱，宽是害，抓你罚你那都是印度政府对你们外资外企的爱护，是提醒你们下不再犯，是劝诫你们应该继续加大投入，应该积极搞好与印度政府的关系，这样你们在印度才能长久地经营下去。

是啊，我也想不明白了，为什么在一些媒体和自媒体口中，这在中国和在印度的外资外企，一个都当了3、40年趾高气昂的婆罗门了，还犹嫌中国政府对他们的优待不够；一个连朝不保夕的达利特都当得战战兢兢，却得感谢对他们横征暴敛的印度政府“天恩浩荡”。中国这边都还没来得及做点什么呢，他们就已经急着按下14亿中国人的脑袋，替我们向外资外企哭喊：“都是我们的错？我们改还不行吗？”印度那边随便罗织一条罪名就害得你家破人亡了，他们却嘲讽你：“菜就多练，输不起就别玩。”

贱不贱呐？

《“友邦惊诧”论》是鲁迅在1931年写的，距离现在都快过去一个世纪了，我们中国人应该从过去那个画地为牢的桎梏里头走出来了。很多人说现在中国舆论场上的民族主义氛围过于浓厚了，我看恰恰相反。这都2023年了，美国对我们的制裁延续到现在都6个年头了，“友商惊诧”论这种奇谈怪论居然还能有市场，这不正说明了我们的民族主义氛围还不够吗？但凡我们舆论场上的民族主义氛围能有印度的一半那么浓厚，中国人现在也不至于因为各种牛鬼神蛇和阿猫阿狗的PUA而老是陷入自我怀疑了。

从这个角度来说，我反倒是觉得，很多公知恨国党口中所谓的中国舆论场上的“小粉红”群体，连我这个大妈在内，究其本质可能并不是什么战狼，而是一种白细胞。这是一种防御机制，在我们的舆论免疫系统长时间支棱不起来的情况下，可以帮助我们抵挡一部分来自内外的细菌病毒的侵害。

但是想要我们的舆论环境彻底免除“友商惊诧论”这种有害病菌的困扰，光靠“小粉红”们来扮演白细胞是不够的，远远不够的。中国舆论的免疫系统必须变得强大起来，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治本之策。我们已经和入侵中国舆论肌体的有毒言论与意识形态“共存”了好多年了，中国人民不能够，也不应该再和它们继续“共存”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