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人大新闻学院博士生、探村博士联盟发起人  刘楠

编辑/宋建华

▷亲人们在大表哥俊杰坟前烧纸

▷大表哥俊杰生前照

2019年春节前，我终于回到自己的家乡。刚到家，妈妈就说，走，一起上坟去。

腊月二十五，是大表哥俊杰的忌日。

没有墓碑。刚拱出土的小绿苗，环绕着他的坟地，灰白砖围着的土堆上，覆盖着荒草枯枝，潦草而萧索。旁边，是我姥姥姥爷的坟墓。姥姥、姥爷哺育了四女两儿，子孙满堂。没想到，最先去陪他们的，是相貌堂堂的大孙子。

鞭炮噼里啪啦响着，祭品从纸箱里掏出，有苹果、香蕉、饺子、白肉，摆了五个瓷盘。

我姨一边烧着纸钱，一边喃喃自语：“过年了，俊杰记着开汽车去带爷奶出去玩玩。你别愧疚欠钱的事，今年担保公司返还有消息了”。

亲人们陆续分批赶来，祭奠着这位亲人，也是“家族的罪人”。几十名亲戚、战友，上千万元的积蓄，被俊杰介绍的担保公司“蒸发”了。

三年前，俊杰是内疚悔恨而死的，短短几个月，他腹部长出拳头大的肿瘤，患癌去世。

他没能等到2019年初的消息。

▷母亲讨回的欠款：一箱酒抵2800元债

500元酒抵2800元债

2019年1月，我妈三年来第一次接到通知：“一家担保公司开始按6%的比例还债。另一家公司是领一箱酒可以发1000元，一箱酒抵2800元债。不领酒，也不发1000元”。

网上一查，同样品牌的一箱酒，价值不过500元。

从2015年至今，亲人们一直没能等到进展，这个消息，听起来不坏。

表哥俊杰去世，已经三年。之前，他住豪宅，有专车司机，是担保公司的业务经理。

俊杰从小相貌英俊，为人正派，深得亲人们喜爱。部队转业后，他被分到房产局，娶妻生子，后来下海经商。人精明能干，在三线城市，生活过地幸福安逸。

2014年左右，河南各地的投资担保公司如雨后春笋般涌现。高提成，高收入，发现商机的俊杰，成为业务经理，开始给亲人们介绍投资担保公司的高回报项目。

的确很诱人，月息一分五，几乎是银行利息的十倍。

俊杰动员我妈等亲人：“绝对保险，我爸都放了几十万，你想我还会坑我爸，坑亲人？”出于对他的信任，我妈放了十来万，我在深圳做生意的二舅放了近百万，亲戚们很快就在他推荐的几家公司放了近千万元，都是多年辛苦攒下的存款。

一开始，按时发利息，利润可观。到2014年底，公司停止支付投资人的本金和利息。2015年2月，《中国之声》报道了此事，标题叫“河南公司涉非法吸储 当地政府：仓促承诺是工作失误”，其中提到，区政府曾签红头文件，承担因监管缺失造成的风险防范和处置责任。区干部说资可抵债。

希望还在，俊杰一家家赔礼道歉，四处去找律师咨询。

俊杰曾给在北京的我寄了大包资料，那年，河南很多担保公司接连出事，这一家已不是新闻。那个夏天，在新华社发出相关报道后，我采访了河南农民陷非法集资案自杀的新闻，节目叫做《农民想理财，就该被骗吗？》。

节目中，河南农民赵作海，20万冤案赔偿因涉嫌非法集资被骗，追讨中摔倒住院。河南一担保公司涉嫌非法集资，3500多农户2亿资金无法兑现，两名农民不堪压力相继自杀。白岩松用“三聚氰胺”形容农村非法集资的危害。

当地成立了打击和处置非法集资及投资担保公司清理规范工作组，开始核查确认登记。一些担保公司负责人被抓，却拿不出钱抵债。

老家的一些人，开始走法律途径。起诉担保公司介绍人，要求变卖房产赔偿。可是，都是血浓于水的亲人，俊杰的一双儿女都在上学，家族心照不宣的选择是：不起诉俊杰。

然而，又过了半年，钱还是没有着落。等待无望的俊杰，很快，查出得了癌症。

在生命最后几个月，他在山下租了一块地，每早开车去种蔬菜，晚上回来。他拍在农地站军姿、踢正步的视频，发在亲人微信群。发笑脸说：“我恢复的很好呢”。

2016年初，俊杰病情危重，在医院治疗。腊月二十五，他离开了人世。

“他说太疼了，自己拔了管子。他想着让亲人好好过年，不要再照顾他”，我妈回忆，“他觉得把亲人们都害了，自己过不了这个心坎，活不下去了”。

▷扫黑除恶的宣传语在村头随处可见

▷警方出动千人警力抓捕黑恶势力团伙

邻村“村霸”的红与黑

出事三年多后，担保公司还债问题开始有眉目，得益于家乡的扫黑除恶行动。

“担保公司造成多少家庭悲剧，这两年全民扫黑，那些转移财产不还债、有黑恶势力做靠山的老板，都怕了”，一名亲戚对我感慨。

确实，我下火车转乘汽车回乡，座位靠背上，就印着扫黑的标语和举报电话。

回到家乡，“黑恶必除”、“打早打小露头就打”，“坚决铲除黑恶势力关系网、保护伞”的标语，一直在眼前晃动。楼房、农舍、工厂，从城市到乡村，从机关到酒店，挂放之密集，气势之坚决，满满的震慑力。

当地的媒体，滚动播放着新闻：“市公安局在全市范围内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并动员和鼓励广大群众踊跃检举揭发黑恶势力违法犯罪线索。”

亲戚们议论，今年春节第一次发酒抵债的这家担保公司，有多家实业公司，原来很“硬实”。如今在全民扫黑的大环境下，也不敢再做老赖了。

在郊区的一个村，为了不打草惊蛇，2018年夏天，当地公安局抽调1000余名警力，包括刑侦、特警，突击逮捕“重大恶势力犯罪团伙”，15名团伙成员一次落网。

在我老家陈村，乡亲们热议的是：“隔壁S村曾经的红人李支书被抓了”，“被村里企业联名举报的”。

在网上，很容易查到S村企业代表在很多论坛发出的联名信，详细列了举李支书非法占用耕地开发牟利、以治安卫生费名义向当地企业强收保护费等问题。

当地纪律监察机关通报，这位李支书曾经虚造铁路和快速通道征地户名单，领取村集体土地补偿款，向违规建房群众收取设施配套费和场地使用费。

如今，李支书已停职被查。值得注意的是，恶行凿凿的李支书，也经历了从“红”变“黑”的过程。退伍后外出打工，1997年回乡被选为村委会主任，他带领村民实现水、电、路三通，吸引企业入驻。十年后，出了名的穷村、乱村人均收入突破了5000元。

这不是孤例，据媒体根据公开判决书对涉黑村官状况进行统计，67.5%的涉黑村官属于由红变黑型，甚至连“国家级文明村”、“人大代表”担任的村官也坠入涉黑案件，而争夺公共资源和利益是村官涉黑的主要动力，S村被抓的李支书正符合这两点。

《新乡土中国》一书中提到，在没有受到足够约束的情况下，强人容易向恶人转变。李支书这样的昔日“强人”，在为村庄创造公共收益时，却又为了私利捞取金钱，损害公益。

村民李永说，“李支书做出的贡献有目共睹，但是慢慢的，个人私欲膨胀了”。还有村民说：“李支书向企业要保护费时，无法无天，后来那些浙江企业的老板忍无可忍，直接把材料递到了扫黑除恶工作组”。

▷S村工业园里入驻的外来投资企业

▷陈村村民向作者反映乡村建设问题

资本下乡后的村庄

我的老家陈村，和隔壁2000多人口的S村，原本隔着一个河沟。

陈村的村民，一直对李支书的“霸沟”有意见。

“两村河沟是共用的，那个李支书不打招呼，河沟填平也租给工厂了，咱村人都很气愤”。

不过，“铁腕”治理下的S村，倒是处处显露着“明星村”的不凡气场。宽阔的村民广场、林立的居民楼，四十多家企业入驻村里的工业园，厂房延展，望不到边际。

在S村文化广场旁，社区警务室、居民委员会、防范和处理邪教办公室、村委办公室，一字排开。进了S村委会办公室，奖状奖牌挂满了一面墙。李支书被抓后，如今新的代理支书在负责村里工作。他坦陈，自己在“村霸”风波后思考了很多。

“村里的外来企业富裕了，村干部怎样带领村民富裕？很多企业在优惠政策下引进来了，享用村里的公共资源，却不愿招聘本村村民该咋办？村民和企业的矛盾，积少成多，如何能够化解？”

学者认为，村庄共同体由自然边界、社会边界和文化边界构成，现代化建设中要警惕边界的解构，维护好村庄共同体。

如今，资本携资金、技术、劳动力进入乡村，获得经济效益，占用着公共资源，却经常会出现游离在村庄共同体之外的情况。

从S村回来的路上，碰到我村的赵支书，他和几名干部正从一家村企业出来，笑说自己在“化缘”。原来按照风俗，年底村里要请当地百姓喜欢的豫剧团来唱戏，丰富大家的文化生活。包一天戏需要六七千元，村里的企业大多会赞助。

我村的赵支书说：“村里十几家企业，大都主动乐意出钱，和村民沟通感情，也是社会责任感嘛。”村委会门口，海报贴出企业的捐款数字，也在传递着某种文化和情感的融合。

村庄和外来企业的文化融合问题，是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新问题，从费孝通《乡土中国》中差序格局的熟人社会，到贺雪锋《新乡土中国》说的半熟人社会，被工业化进程裹挟的村庄，面临社会转型的新乡土形态。

企业工厂入驻村庄，原本是好事，然而，如今村民们抱怨不断。

大卡车压坏了村民自修的道路，外来工人与村民争用健身器材，个别会偷玉米瓜果，甚至乱倒垃圾，污染环境。乡村熟人社会的构成、人们之间的互惠原则都面临挑战，村民和外来企业如何凝聚整合村庄共同体？

一个值得对比的信息是，“村霸”被抓的隔壁S村，工业园区很多是江浙等地的外来企业，工人构成中本地村民较少，相互依存程度差。

而我村的企业规模小，多是本村村民开办的陶瓷厂等，同乡间提供更多工作机会。在请剧团唱戏等村庄文化事务上，同乡企业主更有“家乡情怀”，捐款最积极的正是这些土生土长的企业主。

农历十一月初八，陈村请戏班子来唱了三天戏，很是热闹。戏台旁的村委会，贴出了企业捐款的红纸海报。1000元，2000元，唯一没有捐款的企业，是一家国有的变电站。

村民有点遗憾地说：“这是大厂，征的村里地，从没给村文化活动捐过钱。”

赵支书说：“捐献是自愿的。问题是，村企业发展好坏，往往跟村民没关系，我们现在想着能发展集体经济，如果大家入股办工厂，企业效益也能造福村民”。

曾经，大卡车轰鸣穿过村庄，压坏了大家集体修建的道路，今年春节前，陈村的村民坚决地做了一件事。两个大石墩在村口竖起，只能容纳小汽车通过。

没有传说中的“村霸”，村庄安宁了，新的问题还在考验着乡亲。

站在表哥俊杰的坟地前，站在田野的泥土上，我眺望着熟悉而陌生的村庄：车水马龙的乡村公路，一家家拔地而起的工厂，我心里默念：哥，保重。

上完坟，亲人们聚在一起商量，500元酒抵用2800元欠债要不要。这个事讨论了很多天，大家都知道，实在不合理。而最后，每个人还是同意了。

在多年的等待后，在这个春节，我的妈妈终于要回了一箱酒和1000元欠款。

★春节系列报道《博士返乡记》由新浪新闻、北京青年报、头条新闻、探村博士联盟联合出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