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8月红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沙窝会议，中央为何戒备森严？

红一、四方面军会师（油画）

1935年7月，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懋功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和红一方面军大体相处得还好，但也难免会发生一些纠纷和争执。比如，因为当时最紧缺的粮食问题，一、四方面军之间就曾发生过争执。7月18日，红一军团驻地转移，1师在毛儿盖存的一批粮食由30军88师接管。一军团政治部主任刘晓前往要粮食，但遭到拒绝。

一军团政委聂荣臻立即发报向总部反映此事，朱德、某某人接到电报后，很重视，第二天立即致电30军政委李先念，要他处理此事。而李先念在接到朱德、某某人的电报前，已经于19日早致电聂荣臻，解释了其间的误会。说是因30军各团仅有2、3天余粮，所以和一军团同志发生争执。他还表示已经批评了部下，此事引起的风波就这样解决了。

从这件事情来看，虽然一、四方面军之间也难免会因为某些问题发生争执，但红四方面军领导人总体是顾大局、识大体的。但红一方面军的领导人对某某人和四方面军的人，仍保持着相当高的警觉。比如彭德怀就对某某人警惕性极高，一次，某某人派秘书黄超来拜访彭德怀，送来几斤牛肉干和几升大米，送点吃的倒是合情合理，彭德怀也觉得挺正常。

但黄超还送给彭德怀二三百元银洋，引起彭德怀很高的警惕了。更让彭德怀警惕的是，黄超竟然询问彭德怀有关会理会议的情形，又说某某人很知道彭德怀。接着又说起当前的战略方针，要害就是“欲北征必先南征”，其实就是某某人“南下”那一套说辞。彭德怀听了就知道黄超是受某某人所托来当说客，想拉拢彭德怀，但彭德怀对这种破坏党内团结的阴谋很反感。

某某人派出的说客还不止黄超一人，陈昌浩也奉他之命到找聂荣臻，当时聂荣臻和林某在一起，陈昌浩叫林某先走，把聂荣臻留下来谈话。陈昌浩更是单刀直入，直接问聂荣臻对遵义会议的态度如何，对会理会议的态度如何？聂荣臻明确表示，这两个会议他都赞成，都拥护。很显然，林某已经被他们做过工作了，他们现在就是要动员聂荣臻来反对毛主席。

一直谈到晚上10点，都是陈昌浩在那里高谈阔论，聂荣臻说明天还要行军，我得回去了，陈昌浩才放他走了。聂荣臻在路上非常警觉，只带了两名警卫员，牵着一匹骡子，聂荣臻没敢骑骡子，让一名警卫员牵着走在前面，他在中间，一名警卫员殿后。而且，聂荣臻和两名警卫员都把枪里的子弹上了膛，怕陈昌浩发难，也怕路上遇到藏民中的坏分子打冷枪。

7月下旬，因某某人蓄意消极避战，导致进攻松潘失利。红军由大路去陕甘的机会已经丧失，数部敌人对红军形成包围态势，企图把红军围困和消灭在岷江以西、懋功以北地区。形势恶化让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非常焦急，他恨不能迅速北上，离开这个危机四伏的地方。于是，中革军委在朱德主持下又拟订了《夏洮战役计划》，红一、四方面军分左右军行动。

红一方面军的一军团、三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4军、30军组成右路军，由中央直接领导，以毛儿盖为中心集结，向班佑、巴西地区开进；以红一方面军五军团、32军（原九军团）和红四方面军的9军、31军、33军组成左路军，由朱德总司令和某某人总政委（周恩来让出来的职位）率领，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

朱德和毛主席

但某某人仍然有意懈怠，不立即执行中革军委的《夏洮战役计划》，却故意忙着要与中央把政治路线问题搞清楚，要求召集中央政治局会议，检讨党的全盘工作和当前军事问题。中央给足了某某人面子，立即发出开会通知。于是，8月4日至6日，中央政治局在毛儿盖南的沙窝召开会议，史称“沙窝会议”，一是讨论形势与任务的决议案，二是解决组织问题。

会议还没召开，但已经显露出紧张气氛：张闻天迎接某某人进村开会时，某某人发觉，沿途要通过好几道岗哨，哨兵使用特殊口令，戒备森严。中央还另设了一个中央纵队司令部，负责保卫中央机关的安全。当晚全村周围警卫密布，如临大敌。很显然，中央这么做是防谁？不就是防某某人吗？因为毛主席等中央领导人已经知道某某人此次开会就是向中央要权。

毛主席后来说，这次会议就成了某某人要开的“督军团会议”，他仗着人多枪多来压迫中央，某某人自己心里也很清楚，这次会议就是他与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新一轮较量。会议先由张闻天报告一、四方面军会师后的政治形势与任务，他强调创造陕甘根据地和加强一、四方面军之间的团结。然后是大家讨论，毛主席第一个发言。

毛主席在发言中分析了为什么要全力实现在西北首先是甘肃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为什么要在这里领导全国革命，把党中央放在这里。接着，毛主席又谈到一、四方面军的关系，他说，我们的第一个任务是要使一、四方面军和兄弟一样。我们要经过一个时期耐心工作，克服两支部队的差异，两支部队要互相了解，以诚相待。

朱德在发言中说，两支红军主力会合后力量增强了，创造川陕甘苏区是有把握的，要提高自信心，克服各种困难去战胜敌人。朱德还强调，对一、四方面军不能轻率说谁好谁坏，存在的缺点是可以改进的。某某人在发言中口气就有点冲，言下之意直指一方面军有失败情绪、疲劳现象、纪律松懈，要抓紧整顿。

某某人特别意味深长地表示，政治局的同志对一方面军了解清楚些，同四方面军会合有些地方或许不融洽，但不能说四方面军干部是反党。他强调，四方面军干部是党的柱石，应当吸收到中央工作。这就是某某人说话的最终落脚之处，向中央明目张胆伸手要权。接下来是陈昌浩发言，他的话都是配合着某某人说的，煽风点火、咄咄逼人。

周恩来发言时强调，我们力量增强了，可以依靠这个力量来消灭敌人、建立苏区。我们整个路线是正确的，在政治上我们是进攻的，在战略上有时是防御，现在则进入反攻了。周恩来强调，某某人和陈昌浩对一方面军的估计过火了一些，虽然出发点是要整顿我们的部队，但要注意对下面的影响。他提出我们的最高原则是作战胜利，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持一致。

从当时沙窝会议的记录来看，当年与会者心态都是微妙的，双方都知道，双方存在巨大分歧与隔阂，但谁都没有把这些摆到桌面上来辩出个是非曲直，而是都谨慎地字斟句酌地说些对方能够接受且不刺激人的话，因而都是半吞半吐、闪烁其词。最后的沙窝会议决议是由张闻天起草的，透露出中央与四方面军领导人的分歧所在和基本立场观点。

陈昌浩

决议说，必须加强党在红军中的领导，维护党中央的威信。决议认为，遵义会议纠正了党中央在军事上所犯的错误，此后在军事领导上无疑义地是完全正确的，因为遵义会议后，一方面军取得了许多伟大胜利，完成了中央预定的战略方针。决议一再强调，一、四方面军只有阶级的友爱与互助而没有分歧和对立，要融成一片去消灭阶级敌人。

在这个决议中，中央领导人对某某人作了巨大的让步，说了很多赞扬四方面军的话，还承认了一方面军的失败和挫折，并作了有限的自我批评。但在重大原则问题上，一、四方面军的分歧和差距并未消除。比如，中央认为政治路线是正确的，错误的只是局部、个别的；但某某人认为中央的路线是错误的。对某某人的这种看法，张闻天、博古和凯丰都坚决反对。

当然，博古、凯丰等人把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硬说成是胜利，把退却说成是进攻，这无疑是没人信服的。但某某人对革命前途作了悲观的估计，也不能提升红军的士气，不能把革命引向胜利。毛主席是最务实的，他清楚以红军当时的实力是不能与国民党军队硬拼的，不能再按“左”的一套走下去，不然会彻底断送红军。

但革命要继续下去，如果听从某某人的意见在这荒凉的少数民族地区长住下去，肯定也是没有前途的。因此，毛主席在决议和两次发言中都坚定表示，一定要北上去开辟西北的陕甘根据地，并派一支部队去新疆或宁夏打通国际路线，背靠苏联坚持革命。毛主席曾对刘伯承表示，这个根据地要在黄河以东，不能在黄河以西，这样才好和群众结合。

刘伯承后来回忆，毛主席提出根据地放在黄河以东，以后抗日东进，就看出毛主席提出的是一个卓越的预见。当时某某人反复和中央纠缠政治路线问题，中央领导人都明白，某某人就是要在党内树立他的权威。尤其是当时他处于人多枪多的优势地位，中央对此更是深感忧虑。因此，沙窝会议在讨论第二个议题——关于组织的问题时，双方的较量就无法避免了。

某某人态度强横地要求把四方面军的9名同志都弄进政治局，当时，包括某某人在内，中央政治局共有8名政治局委员，2名政治局候补委员。如果按某某人的意见办，四方面军一下子就有10名政治局委员，这么一来，四方面军在中央政治局就占据了多数，结果就是，中共中央就成了某某人说了算了。所以，毛主席等人委婉却又坚决地拒绝了某某人的要求。

但极富斗争艺术的毛主席还是对某某人作了部分妥协，这种妥协也是最大的让步，陈昌浩和周纯全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某某人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同时又是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委员（周恩来让出来的），陈昌浩成为总政治部主任，周纯全为次于杨尚昆的总政治部副主任。

即便以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对某某人作出了最大的让步，某某人仍然对中央尤其是对毛主席恨意难消，因为毛主席和党中央没有全部满足他的无理要求。于是，9月9日某某人致电陈昌浩，企图要陈昌浩挟持毛主席南下。所幸的是被机警的叶剑英提前察觉，毛主席果断率部先行北上，才摆脱了危机。毛主席后来跟美国朋友斯诺说，这是他人生中的至暗时刻。

毛主席

后来，某某人更是在闹分裂的邪路上越走越远，最后竟公然另立中央，把分裂党、分裂革命的罪行推到高潮。所幸的是，在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与某某人同行的朱德总司令和刘伯承的坚决抵制和耐心劝说下，在驻共产国际代表张浩的敲打下，某某人不得不宣布取消他另立的中央。很显然，某某人仗着人多枪多想要“枪指挥党”就是他闹分裂的要害所在，他也因分裂主义行径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