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劳东燕。

我与鲁迅先生是同乡。家中三姐妹，排行老二，加上自己也不属于漂亮而乖巧的女孩，所以相对比较容易受到忽视。

好在从小开始，我的成绩一直挺好，在学校还是比较受老师喜欢的。

从小到大所经历的教育体制，就是需要与人竞争，只有在成绩上胜过别人，好像才会获得承认。

所以，很长时间里，我都是比较敏感，容易患得患失的人。一直到大学都是如此。

大学期间，我的成绩在班里也是名列前茅的，民主测评分数也挺高，毕业时还被评为“上海市优秀毕业生”。

但内心里，我对自己并不满意。四年的本科学习，我好像仍然停留于中学时代的那种竞争层次，就像是读“高四”的感觉。

毕业时大醉了一场。除了离愁别绪之处，大概是因为，我认为自己的大学四年过得比较失败。

如果说大学四年我有所收获，那么，最大的收获在于，在离开校园之际，我终于意识到，不需要与他人相比，与过去的自己比就好；同时，与外在的名利与认可相比，自己内心的认可更为重要。

毕业后进入上海检察机关工作。我很快就发现，机关并不适合我。在机关里，我完全无法掌控自己的人生，就像一枚棋子。并且，我一眼就能望见，自己退休的时候是什么样子。

工作一年半之后，我就提交了辞职报告想要考研。我那时下了决心，要考北大刑法专业的研究生。

我一直对如何规制国家权力的问题感兴趣，大学时便是公法学得比私法要好得多。

大二那年，我旁听了郑伟老师的刑法课，他那时刚从德国帕萨大学拿了博士学位回来，才三十几岁。

在讲台上，他曾说：我此生最大的愿望，是死后能在墓志铭上镌刻上“中国刑法之父”。

那时我就想，能让一位年轻学者如此动情的学科，必定是极具魅力的。

大三结束的暑假，我偶然读到陈兴良老师的《刑法哲学》。这本书的理论深度，当时给我留下挺深刻的印象。

就在我想要辞职的那一年，听说陈老师从人大调到北大任教，我就义无反顾地选择报考北大。

我决定辞职时，家里人起初觉得丢掉稳定的工作，辞职考研有些冒险，但后来还是支持我的决定。

等辞职报告批下时已是10月底，离当年研究生考试报名的截止日期，就只剩十几天了。

辞职手续办完后，我即刻北上，住进北大蔚秀园的招待所，全力以赴备考。复习的时间只剩下三个月。

那三个月过得孤寂而充实。亏得有当时在北大读研的朋友相助，为我提供诸多的便利。这份相助之情，我一直铭记在心。

我没怎么想过，如果考研失败会如何。

有句话对我影响很大：如果你遇到一堵墙，基于畏惧心理，纠结要不要爬的时候，就先把帽子丢过去；这样的话，接下来就根本不是犹豫要不要爬过去，而是怎么爬过去的问题。

好在运气不错，复习的时间虽不算长，但还是顺利考上了。经我本科时的游伟老师引荐，成为陈兴良老师指导的硕士生。那一年，陈老师只招了我一个硕士。

陈老师温和而严谨，对学生极少批评，以鼓励为多。我以前并没觉得自己有适合做学术的特质，但陈老师认为我在学术上颇有悟性。

他也非常开放与宽容，允许学生发表和他不同的观点与见解。我那时看的刑法书很少，读研第一年对刑诉法特别感兴趣，还有过转专业的冲动。

不过，我很快觉得刑诉法过于技术化与操作化，我还是对有伸展与想象空间的理论更感兴趣。陈老师也不觉得有问题，他只是委婉地提醒我，在社科知识与专业功底两个方面，不要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在北大读研期间，我泡在图书馆里的时间比较多，书看得也比较杂。

从大学时候开始，我就一直对这样一个问题感兴趣：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在近代走向衰落，没有像西方国家那样顺利转型成一个现代社会？

对这个问题的关心，让我对社会学政治学与历史学等有不可遏制的兴趣。当时，我都把此方面的阅读理解为是业余兴趣，后来发现，原来是可以与本专业的研究相结合的。

社科知识的背景，让我看专业问题的视角变得开阔。

在此期间，我内在的自信也逐渐建立起来，开始敢于去表现自己的锋芒。

北大的氛围，长处在于比较容易培养学生的自我意识，包括批判精神与胸怀天下的视野。短处则在于，学生容易流于坐而论道，不够踏实，形成只见森林不见树木的局限。

那几年应该是我人生中自我感觉最为良好的时光，却也是年少轻狂的岁月。

2004年博士毕业后，我来到清华任教。虽然就在隔壁，但我之前很少去清华。清华比较讲规矩，尤其是对资历浅的年轻老师。

好长时间里，我都不习惯清华的氛围。包括对上课迟到的严重性过于强调，让我有一度经常做找不到上课的教室急得不行的那种梦。如果第二天一早有课，前一晚经常都睡不好。

不过，清华对踏实努力的强调，也治好了我读书时年少轻狂的毛病。同时，在专业功底的补强上，也让我获益良多。

我以前喜欢宏大叙事，学术文章的写法多少有点“剑走偏锋”。在刑法理论这块，扎实的、体系性的知识是比较欠缺的。

清华刑法学科的长处恰恰在这方面。以张明楷教授为首的几位老师，他们的研究风格与对解释论的强调，对我影响很大，促使我对自己的研究风格做出相应的调整。让我意识到，不仅要能写宏大叙事的文章，也要能做精细而微的研究。

法律始终是在社会的框架之中运行。在我看来，首先必须要能判断社会在往什么方面发展，并弄清一个良善的社会应当具备哪些价值，在此基础上，再来考虑法律制度究竟如何建构的问题。

对于这个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我始终难以平和，难以云淡风轻。

我期望自己，即便人到中年，还是保持必要的锋芒。以前我会有意无意地收敛自己的锋芒，因为比较顾虑他人的看法。

随着年岁的增长，在心态上慢慢变得放松，觉得没有必要通过收敛去掩饰自己。我不需要所有人或者大部分人都喜欢我、接纳我。总是顾虑别人的看法，未免活得太过小心翼翼。

我愿意展现真实的自己，无论是在私人交往的场合，还是在包括朋友圈在内的公共领域。

想通了这事之后，我的心态比以前要好得多，在公共场合比较拘谨的毛病也有改善。

我以为，作为法律人，如果按先前的理解，得出的是大家都认为很不公正的结论，这时候就应该去反思，是否这种先前理解存在问题，是否有必要对相应法条作重新的解释。

如果无论如何难以通过合理地解释法条而得出公正的结论，就说明很可能是立法出了问题，应当考虑去推动立法的变革。

当一个社会问题以通俗的方式被大众理解，从而得以将相应的呼声放大，或许就能获得改变的契机。

它也让我愿意相信，只要一起努力，一切皆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