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与袁绍皆是汉末英雄，曹操一度属于袁绍的小弟，而袁绍曾是国内第一势力，最有可能问鼎天下。但是，在决定北方霸主的官渡之战中，曹操以少胜多击败了袁绍。袁绍的失败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是这位豪门出身，年轻时做作声价的袁本初，在拥有一定实力之后其用人、大事决断上的性格缺陷日益明显，最终败于多谋善断、善于用人的曹操之手。
建安十二年（公元207年)，曹操要北征乌丸。很多人加以劝谏，他们提出自己的反对意见：第一，袁尚只是一个“亡虏”，乌丸虽然曾得过袁绍的好处，但与袁尚无亲无故，不可能为他所用；第二，如果大军北征，后方空虚，刘备必定会劝说刘表攻打许都，万一有事变，将后悔不及。
此时，只有郭嘉支持曹操，后来的事实证明，那些劝谏者错了。曹操下决心出师，刘表并未攻许，而曹操则不失时机，征服了乌丸。
回师后，曹操询问有哪些人劝谏了他。大家不知道会有什么事，都很惧怕。不料曹操却一一厚赏了这些人。他说：“我这次出征，是冒着危险，有些侥幸，虽然成功了，但那是老天相助，所以不可以作为常则。诸位劝谏提出的，才是万安之计，所以我要重赏你们。希望今后你们不要不敢说你们的意见。”
出了错的主意，不但不予责备，反而给予重赏，曹操当然有他的考虑。情势错综复杂，不断变化，谁也很难料定其发展趋势和结果，何况这次出征，天寒且旱，二百里无水，军队乏食，杀马数千匹以为粮，凿地三十余丈乃得水，能够胜利而归，确如曹操自己所说，有点侥幸。实情如此，当然不宜责备人家。
更主要的，是他要广开言路，广纳谋策。这次的错谏者，又多是平时为他出谋划策的谋臣，他特别看重他们，因此，只要这些人能为他积极出谋献策，即使有失误之处，也要给以重赏。这是一个普通的例。还有很多例子可以说明，曹操对身边那些谋臣智士是很看重的，特别是在他势位未定的时候。
袁绍个人性格的缺陷。袁绍为人“外宽内忌，好谋无决，有才而不能用，闻善而不能纳”，这样的性格特点导致袁绍在官渡之战期间多次拒绝采纳正确的意见和建议，为自己的失败埋下了伏笔。
政治军事上遇到问题，曹操总要同谋士商议。一些重大的政治决策和作战方针，总要吸收、采纳这些人的意见。迎天子、迁都许、屯田、下徐州、灭吕布、平冀州、取荆州，都是这样。
有时，他没能采纳谋臣的意见，导致失利，事后他总要自责，向谋臣表示一点歉意。建安三年，他攻打张绣，荀攸对他说：“张绣和刘表相恃为强，但张绣的军食仰靠于刘表，刘表不能供给他，势必要分离。不如缓军以待，诱敌而战，如果太急了，他们反而会互相救助。”曹操不从，进兵攻张绣，刘表果然相救，曹操失利。曹操便对荀攸说：“不听你的话，以至这种地步。”承认自己错了。
而袁绍官渡败后，有人说田丰必受重用，田丰却说打胜了自己能够安全，兵败则必死无疑。袁绍回到邺城时怀疑田丰笑话自己，恰好逢纪报告说田丰听说袁绍战败高兴地拍手大笑，于是袁绍下令处死田丰。
采纳了谋臣的建策，取得胜利，曹操都要一一表明，反复称述他们的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他并不把这些谋划之功都据为己有。建安十二年，他回顾过去，说：“我起义兵诛暴乱，到现在十九年了，所征必克，这怎么是我的功劳呢？全是贤士大夫之力啊！”“幸赖贤人不吝啬他们的智谋。”
他经常称述的谋臣是荀彧。建安八年，他专门称赞过他的功绩，说有荀彧出谋划策，他才能得济大业，披于浮云，显光日月，并且说：“天下之定，彧之功也。”到建安十二年，他又专门上表称述荀彧在曹操平定冀州时的两次重要建策。一次是与袁绍战于官渡，这时兵少粮尽，大家都想退兵还许，荀彧却认为这是相持阶段，先退者势屈，情见势竭，必将有变，应该坚持进讨。后来战局果然发生变化，曹操一举击败袁绍。再一次是击破袁绍以后，曹兵粮尽，认为河北不容易攻取，想回师南向，转打刘表，又是荀彧力陈得失，使曹操平定四州。曹操评价这两次建策是“以亡为存，以祸致福，谋殊功异，臣所不及”。（但是，荀彧这样的高级幕僚最终还是死在曹操手中）
曹操的其他重要谋臣还有：荀攸，平定冀州，曹操上表称述他，前后克敌致胜，都是他的计谋。还有程昱，在兖州，程昱曾献计谋使曹操转败为胜，事隔多年，平冀州，征荆州，赤壁战，中原平定，都过去了，曹操提起此事，还抚着程昱的背说：“兖州失败的时候，如果不听你的话，我哪能有今天（当时如果不是程昱稳定了东阿、范县、甄诚，曹操的第一块根据地也就丢失了）？”还有郭嘉，郭嘉死后，他上表称述说，擒吕布，斩袁谭，平朔土，定乌丸，枭袁尚，这都有郭嘉的功劳。
曹操曾大封功臣，其中不少就是谋臣。和前线那些拼死杀敌的将领一样，这些谋臣智士也得到丰厚的赏赐封邑。建安十二年，夏侯惇的封邑为二千五百户，夏侯渊建安二十一年的封邑为八百户，曹仁的封邑当为一千五百户，曹洪的封邑当为一千一百户，这些都是曹操的亲信旧将，有的是自曹操起事就跟随曹操，身经百战，夏侯惇还为曹操成了半盲人。而荀彧的封邑也达到二千户，仅次于夏侯惇，比曹仁、曹洪、夏侯渊都高。其他一些谋臣的封邑也不低。建安十二年，荀攸封邑七百户，贾诩和程昱的封邑都各是五百户，郭嘉有一千户。曹操还曾对荀攸说：“当年汉高祖让张子房自择邑三万户，今天我也想让你自己挑选封邑。”（此话曹操自比汉高祖，是不是也昭示了其野心）
这些谋臣智士，还有一般野战之将难以得到的礼遇。曹操曾多次上表，举荐荀彧为三公。贾诩一投奔曹操，未等建策立功，就封为都亭侯。对荀攸更是极为礼重，曹丕在东宫时，曹操对曹丕说：“荀公是人之师表，你应该尽礼尊敬他。”荀攸生病，曹丕去伺病，竟拜于床下。
曹操称述郭嘉功绩时说过：“平定天下，谋功为高。”他还说过：“虑为功首，谋为赏本。”
当袁绍和曹操共同起兵的时候，他们曾有一次对话。袁绍问曹操：“如果这次事有不辑，你准备怎么办？”曹操反问他，袁绍说：“我南据黄河，北阻燕、代，兼有戎狄之众，南向以争天下，大概可以成功吧？”曹操却说：“我任天下之智力，以正道加以统御，就没有什么不可以办到。”
赏谏者，重谋臣，目的都为了“任天下之智力”。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这是曹操的一个基本思想。事实证明，他比袁绍之辈确实要高明得多。
袁绍人才使用政策很不成功。袁绍“所任唯亲戚子弟”，让自己的儿子、外甥各据一州，这无疑又重蹈了宦官当权时期的覆辙，堵住了其他士人的仕途之路；同时袁绍用人很重虚名，“高议揖让以收名誉，士之好言饰外者多归之”、“然好贤而不能用，故奇士去之”，使得不少智谋之士转而投靠了对手曹操。曹营第一谋士郭嘉就是先投袁绍，后归曹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