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华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时期，千百万海外华侨在抗日救国的旗帜下，团结一致，共赴国难，成为支持祖国抗战的一支强大力量。这是继辛亥革命后，广大华侨掀起的又一次爱国主义高潮。

宣传抗日救亡。九一八事变后，各地华侨纷纷创办报刊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以便争取更多国际正义力量的支持。根据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统计，1935年世界各地华侨报刊有84种，至1941年底达135种，是华侨报刊史上空前繁荣的时期。其中声势和影响较为突出的是东南亚各地华侨所办报刊。这些报刊及时报道了祖国抗战的情况，激发广大华侨投入到中华民族抗战行列中，也在国际上为祖国抗战争取到更多援助。

此外，海外华侨还组织各种宣传队深入侨胞宣传。戏剧方面，歌颂祖国抗战的文艺团体不断涌现，救亡歌曲、剧本广为流传。据统计，至1940年世界各地有侨办电影院、戏剧院、戏剧社97个。文学方面，关于抗战题材的小说、诗歌、散文等作品相继发表。有学者认为，1937年至1942年的抗战文学运动，是马来华侨文学运动史上最热闹、最壮阔的一场文学运动。

组织救亡团体。九一八事变后，海外各地华侨自发成立众多抗日救亡团体。根据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统计，截至1940年，海外华侨组织大型救国团体649个；抗战时期全球共有3900多个各类华侨社团，其中900多个专门从事抗战工作。

1937年8月15日，日军向上海发动进攻两天后，南洋800万华侨代表召开侨民大会，陈嘉庚担任大会临时主席，决定成立马来亚新加坡筹赈祖国伤兵难民大会委员会。9月，菲律宾的福建侨胞组织“福建救济会”，马来亚各地华侨也组织筹赈会。1938年10月，为了统一募捐和其他救亡活动，南洋华侨决定成立“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简称南侨总会），作为南洋华侨最高救亡领导机关，推选陈嘉庚为主席。在南侨总会的领导下，各地分支机构日益增多：新加坡、马来亚、北婆罗洲有20个筹赈分会，缅甸、泰国、越南、菲律宾有30个分支机构，苏门答腊、爪哇、望加锡和西婆罗洲有35个筹赈单位。另有间接接受南侨总会领导的其他筹赈机构。南洋华侨如此广泛地组织起来是史无前例的。

在其他各大洲，华侨救亡组织亦相继成立。在欧洲有“全欧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领导40多个华侨抗日救国组织。在美洲，有美国东部的“纽约华侨救济总委员会”，由54个侨团组成的“纽约华侨抗日筹饷总会”，有美国中西部有“芝加哥华侨抗日救国后援会”“旧金山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旅美华侨统一义捐救国总会”。在非洲和大洋洲，也有20多个华侨救亡组织。

这些抗日救亡团体担负起筹赈、宣传、组织华侨回国服务等，海外华侨组织在抗日救亡的旗帜下，“各尽所能、各竭所有，自策自鞭，自励自勉，踊跃慷慨，贡献于祖国”。

捐款捐物。募捐是华侨支援祖国抗战的主要形式，各地华侨救亡团体也以募捐为头等大事。华侨募捐分为捐款与捐物两种。捐款的主要方式有日捐、常月捐、特别捐、义演义卖捐、节日献金和以组织团体为单位的募捐等。广大华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为祖国抗日捐款，创造了惊人成绩。据国民政府财政部统计，华侨8年抗战期间捐款总数以国币计算达13.22亿元。抗战8年，仅旅美广东华侨支援祖国抗战捐款就达5000万美元。此外，自抗战爆发后，侨汇剧增，1938年以前，年均约3亿元左右，1939年增至12亿元，1940年达20多亿元。1937年至1943年，侨汇达到国币55.7亿元。华侨还承销当时发行的“公债”11亿元多。

为抗战救国，华侨还捐献了大批抗战物资。抗战期间，华侨捐赠的大量药品、衣物、粮食以及飞机、汽车、坦克、弹药等军需物资，源源不断运往祖国。1937年下半年到1940年初，华侨为祖国抗战捐献各种物资3000批以上，平均每月约100批。到1940年10月，共捐献坦克27辆，救护车1000多辆，卡车数百辆。

为加强祖国的空军力量，各地华侨发起献机救国运动。各地华侨献机数为：菲律宾50架，缅甸14架，印度10架，美国50架。1937年至1940年10月，华侨共计捐献各种飞机217架。印度侨胞得知祖国前线官兵伤亡情况严重，发起输血救国活动。1940年秋，先后由海员华工13人，输血1750立方公升，供救护伤兵之用。印度尼西亚华侨捐献专治疟疾的金鸡纳霜1亿多粒，够500万人服用；美国华侨捐药品1600万个单位，瑞士华侨捐药品1146包，医疗器材180件。

华侨捐助的款项与物资，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战时物资短缺状况，加强了祖国抗日的军事实力。

回国参军参战。抗战爆发后，广大华侨青年纷纷回国参战，各国侨团将之组织起来，分送回国。侨界社会出现过两次大规模回国参战热潮。一次是在抗战防御阶段，大批华侨青年奔赴正面战场参加国民党正规军，一同杀敌。一次是在抗战相持阶段，大批华侨青年奔赴敌后战场，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各地民族抗日武装力量并肩作战。

回国服务的华侨以各自专长投入各条战线，开展抗日救亡工作。在枪林弹雨的抗日前线，不少华侨青年成为抗战模范。马来亚华侨青年林大章入伍后随军见习，“送弹扶伤，昼夜不懈”。1941年5月23日，当日军逼近其所在阵地时，他取下烈士的枪弹，怒射敌军，旋又跃出阵地冲锋前进，受到上级嘉奖。爪哇华侨女青年李林率领游击队转战于晋绥边区，屡建奇功。1940年，遭敌人伏击，她奋起与敌肉搏，最后壮烈牺牲，年仅24岁。菲律宾华侨飞行员陈瑞铀、黄新瑞、刘领锡等不到一年击落敌机15架，光荣负伤。印度尼西亚华侨梁添成、蒙文森、陈镇和等空军战士，先后与敌机周旋，杀伤过半，最后以身报国。担任战地采访的华侨记者团，出生入死，转战各个抗日战场，及时向侨胞传送战况，并制作纪录片。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战斗在滇缅公路上抢运战略物资的大批南侨机工。当时国民政府新开辟的滇缅公路，成为抗战时中国对外唯一通行的“生命线”，日军对其进行昼夜狂轰滥炸。滇缅公路上急需驾车娴熟的司机和维修工人，华侨积极响应陈嘉庚发出的招募号召，先后有3200多人回国担任战地司机和汽修工。他们时刻冒着生命危险驰骋在中国西南海拔4000米的滇缅公路上，车队通过1160公里国际运输线，运入国内的军事物资平均每日在300吨以上。1939年7月至1942年7月，由滇缅公路运入国内的抗战物资达45.2万吨。

抗战时期，回国参军参战的华侨，据国民党广东省侨务委员会统计，仅来自东南亚的粤籍侨胞就有约4万人，美洲和大洋洲约1000人。

促进与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是中华民族取得抗日战争胜利的一大法宝。华侨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发展起了积极作用。特别是当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存在尖锐矛盾和斗争之际，华侨从中华民族整体利益出发，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共产党同妥协投降、反共分裂势力的斗争，维护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抗战爆发前，许多华侨为支持和实现中国共产党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做了有益的工作。旧金山中华总工会在九一八事变后，致电国民政府，要求抗击日本侵略。七七事变后，华侨更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号召。巴黎侨胞纷纷到国民政府驻法国大使馆请愿，呼吁迅速实行国共合作。统一战线建立的消息传到海外，爱国华侨“莫不踊跃欢呼”。许多华侨团体纷纷致电国共两党，热烈祝贺两党合作共同抗日

1938年底，汪精卫集团叛国投降及其发动的“和平攻势”，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造成极大危害。各国侨团及其领袖发表通电、宣言，谴责汪精卫集团的叛国罪行，要求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汪精卫等人。陈嘉庚领导的南侨总会发出《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通告第二一号——为揭发国贼汪精卫之罪恶请侨胞毋为妖言所惑事》，陈嘉庚还致电蒋介石，“敬给我公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八百万华侨拥护抗战到底”。

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皖南事变后，海外华侨表示强烈愤慨。司徒美堂代表旅美侨胞致电国共两党，主张“召集各党各派各界领袖，组织特别委员会调整国共关系，并及时召集真正代表民意之国民大会，奠定民主基础，巩固抗战大局”。数百侨团致电蒋介石，反对枪口对内，要求恢复新四军，释放叶挺军长，加强团结，抗战到底。各地华侨的同声谴责，从舆论上直接打击了国民党顽固派，声援和支持了中国共产党，对维护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起了重要作用。

综上所述，在祖国近现代民主革命过程中，华侨华人作出了特殊贡献。华侨华人和祖国革命进程紧密相连，如今又在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推进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发挥各自的特殊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