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件回顾：
2020 年 8 月，一名 84 岁的男子在巴黎被捕，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巴黎检察官办公室宣布，这名老人是被国际刑警组织通缉了25年的卢旺达男子费利西安·卡布贾，他是1994年震惊世界的卢旺达大屠杀的主要嫌疑人。在逃亡的 25 年里，卡布贾以假身份住在巴黎的一间公寓里。
随着卡布贾的落网，卢旺达的惨绝人寰的种族屠杀仿佛又回到了人们的面前。
卢旺达两大民族冲突
卢旺达是中非的一个内陆小国，人口刚刚超过800万，如果没有这场大屠杀，很多人根本不知道这个国家。但1994年4月至7月短短100天，这个素有“千山之国”之称的国度，却有超过100万人被屠杀，酿成一场人间悲剧。
卢旺达人由胡图族和图西族组成，分别占该国人口的 85% 和 14%。历史上，这两个民族在卢旺达境内共同生活，说着共同的基尼亚卢旺达语，信仰相同的宗教，拥有相同的文化。但由于居住环境不同，胡图族多以农耕为主，而图西族则以畜牧业为主。
公元17世纪，图西族在这片土地上建立了尼津亚王国，成为卢旺达的统治者。尽管如此，两个民族并没有立即表现出明显的优劣关系，仍然相处得比较融洽。
19世纪末尼津亚王国沦为德国和比利时的殖民地后，德国人和比利时人为了更好地实施殖民统治，极力捍卫、设计和实施了包含种族主义概念的“哈米特”理论。卢旺达。身份系统承认图西族是高贵的“哈米特”种族，培养了一批图西族精英帮助他们统治；
同时，胡图族被视为低级土著种族，只能担任种植园农奴、修路工等低级角色。
二战后，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一批受过西方教育的胡图族精英开始觉醒。他们宣布胡图族占卢旺达人口的大多数，高举革命旗帜，按照民主的方式，胡图族应该统治卢旺达。
1957年3月，9名卢旺达胡图族知识分子联名发表《胡图族宣言》，向世人阐述胡图族的困境，谴责剥削、压迫胡图族的制度，要求结束卢旺达的“图西族”。垄断”。
1959 年 11 月 1 日，一名胡图族社会活动家被图西族人谋杀，激起了胡图族的愤怒。他们自发集结进攻图西族，但被国王的军队镇压，约有300人阵亡。
虽然起义没有成功，但对于胡图人来说，这象征着胡图人试图将他们从图西族的压迫中解放出来。
1961年1月，胡图族领导人凯班达决定在吉塔拉马省召开国民议会，废除君主制，建立卢旺达民主共和国。比利时这次为了自己的利益选择了站在胡图人一边，承认了新建立的政权。
In July 1962, Rwanda officially became independent, and Kaybanda from the Hutu ethnic group was elected its first president.由于过去图西族对胡图族的长期奴役和压迫，胡图族政权怀着报复心对图西族采取歧视政策，双方矛盾更加激烈。
由于80年代后期卢旺达主要财政来源咖啡的全球市场价格大幅下跌，卢旺达陷入严重的政治和经济危机，整个国家陷入动荡。与此同时，流亡乌干达的图西族“卢旺达爱国阵线”迅速崛起，打破了卢旺达微妙的民族政治平衡。
1992年，来自卢旺达的胡图族总统哈比亚利马纳不得不与图西族势力签署协议，同意组建由一名图西族人担任总理的联合内阁。
这一协议引起了激进的胡图族支持者的反应，不少胡图族人还认为，如果协议实施，将有2万多名胡图族士兵退役，在当时的经济环境下，退休就意味着失业。此外，胡图族人种下的许多土地都是从图西族人手中夺走的，如果组成联合内阁，恐怕图西族人会夺回这些土地。
正是这些棘手的矛盾预示着两年后的卢旺达大屠杀。
残酷的屠杀
1994年4月6日，一群身份不明的武装分子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上空击落了一架载有胡图族总统哈比亚利马纳的飞机，机上人员全部遇难。这一事件彻底点燃了屠杀的导火索，悲剧正式上演。
哈比亚利马纳遇害后，胡图族控制的电台声称图西族领导的“卢旺达爱国阵线”是刺杀总统的凶手，宣布在卢旺达成立“危机委员会”，并公布名单，要求胡图族总统卫队迅速逮捕并处决名单上的人。
名列榜首的是卢旺达女总理乌维林吉·伊姆扎纳 (Uwiringi Imzana)，她是图西族人。
在胡图族控制的媒体和电台的怂恿下，卢旺达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变成了“人间地狱”。超过一百万图西人在胡图族士兵和平民的枪支、砍刀和削尖的木棍下惨死； 1/8 的卢旺达人口消失，另有 25 万至 50 万卢旺达妇女和女童被强奸致死。
大屠杀开始后，许多胡图人拿着砍刀冲进图西族邻居的家中，杀害他们并抢劫他们的财产。能搬动的东西都被一扫而光，包括笨重的沙发和衣柜，都被胡图族人搬回家了。
为了杀死更多的图西族人，不少胡图族民兵也争先恐后地开设图西族药店，从药柜里抢夺刺激肾上腺分泌的药物，因为他们听说有人在买图西族人头，任何图西族人头都可以。兑换了 50 卢旺达法郎。
所有者的种族身份被标记在卢旺达身份证上，这也导致图西族逃亡到某处。虽然胡图族和图西族长相相似，但胡图族人在街道上设置路障，进屋搜查居民的身份证，只要身份证上辨认出是图西族人，就统统成为屠杀目标。
即使你有胡图身份证，也不能保证绝对安全。由于不同民族之间长期通婚，许多胡图族都有图西族伴侣。在那场大屠杀中，这样的异族通婚被称为“种族灭绝的强奸和受孕”。
胡图族激进分子认为，嫁给图西人的胡图族女性都遭受了“种族灭绝式强奸”，图西人就是想让胡图族女性替图西人生孩子，达到灭亡胡图族的目的。
种族灭绝强奸的概念
基于以上观点，一些激进的胡图族人在胡图族与图西族相互影响而诞生的“混血儿”面前并不下手。
很多嫁给胡图族的图西族妇女，都被胡图族人以“种族污染”的罪名残酷迫害，甚至被自己的胡图族丈夫残忍杀害。即使胡图族妇女怀了图西族男子的孩子，一些胡图族人也会残忍地剖开妇女的肚子，取出里面的胎儿，以确保所谓的“种族纯洁”。
Mhaimana 是一名住在基加利的学生，在大屠杀后被一群胡图族民兵俘虏，并与一群图西族妇女一起被关在一所废弃的学校里。
据麦海玛娜回忆，在她被捕后的三个月内，就有10多名胡图族民兵轮流对她实施强奸，这也导致麦海玛娜怀上了孩子，但孩子的父亲不详。 .
卢旺达图西族部队后来在对一所废弃学校的突袭中营救了 Mhaimana。当他终于找到被烧毁的房子时，他发现他的所有家人都在大屠杀中丧生，而且他还感染了艾滋病。
大屠杀之后，她生下了一个男孩。即使 Mhaimana 知道孩子的父亲是屠杀图西族的凶手，她还是决定抚养这个男孩。
一年后，她离开了卢旺达，嫁给了一名刚果男子，并生下了一个女孩。但直到现在，他还没有告诉儿子他父亲和其他人对图西人做了什么。
谈到这个孩子，Mhaimana说：“是的，我带着仇恨生下了他，但我仍然爱着他。如果上帝没有给我这个孩子，我永远不会忘记屈辱。”历史。”
穆拉比是位于卢旺达首都基加利西南166公里处的一个小镇。大屠杀之后，在这个小镇上发现了27,000人的白骨。所有的骷髅都堆在一起，嘴巴张得大大的，可想而知他们有多害怕，承受了多大的痛苦。
许多年轻人的骨头都少了一条腿，在他们被杀之前很久就被胡图人砍掉了——所以他永远无法逃脱。
这些骨头大部分是裸露的。杀了他们之后，凶手脱掉了他们的衣服。据说，凶手偏爱他们的衣服。尸骨中不时可见年轻女性的裙子和胸罩被撕裂，任谁看到都可以想象这些女性在被杀之前经历了什么。
外国人眼中的大屠杀
琳达波尔曼是一名外交官，大屠杀发生时她正在卢旺达首都基加利，是大屠杀的目击者。大屠杀后，他写了《碟中谍》一书，揭露了大屠杀的许多骇人听闻的内幕。
大屠杀几周后，琳达波尔曼抵达基加利的联合国维和部队营地。他看到 150,000 名胡图族难民聚集在一个有三个足球场那么大的空地上的营房周围。
由于人多，这些人根本坐不下，更别说躺下了，只能挤在一起站在那里。有的老人小孩累得站不起来，一摔倒就被踩死了。
几名津巴布韦维和士兵在人群中看到了琳达，其中一名士兵告诉琳达赶紧离开人群，否则他们会被压死。士兵还好心提醒琳达：你现在要想办法深呼吸几次，否则连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
听到士兵的话，琳达顿时紧张起来。士兵们让瑟琳达紧紧搂着她的腰不肯松手，而是让他们带着她走出人群。据琳达后来回忆，敲诈人群的过程“感觉就像在人海中游泳”。
克莱曼是一名驻卢旺达的德国记者，在大屠杀期间与许多外国记者和少数图西族知识分子一起躲藏在胡图族经营的旅馆中。他回忆说，那时候，他们会看到胡图族民兵手持枪支或砍刀在街上跑来跑去。
科尔曼说，如果不是旅馆胡图族经理的好意，躲在旅馆里的图西族知识分子早就死了。因为在大屠杀期间，胡图族民兵几乎每天都赶到酒店，查看那里有没有图西族人。
这些民兵进入旅馆后，胡图族经理向他们保证这里没有图西人，还给他们倒烈酒，有时还给民兵钱。大部分受惠的民兵喝完酒，拿了领导的钱就走了。
保罗告诉菲利普，不管是什么凶手来访，我都可以和他搞好关系，我有他们需要的，只有一个结论：我不能让任何人从我的旅馆里被带走。
一天，一名浑身酒气的胡图族军官带着士兵闯入旅馆，让经理把旅馆里的人全部召集起来，要查清楚这些人的身份。司机试图给警察钱让他离开，但被拒绝了。
管事见胡图族军官身上带着酒气，就知道他听不懂，于是一边说着，一边悄悄叫了一个他以为是胡图族少将的电话。
过了一会儿，少将派人到旅馆，把醉酒的胡图族军官踢了出去。科尔曼清楚地记得，这名军官离开时，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把被血染红的弯刀。
大屠杀本来是可以避免的。大屠杀发生前三个月，联合国卢旺达援助团指挥官达莱尔将军已向联合国报告。
根据他收到的消息，胡图族人正在策划屠杀图西族人，并要求联合国尽快采取行动。同时，达莱尔将军向比利时、法国和美国驻卢旺达大使馆通报了有关情况。
不幸的是，达莱尔的情报并没有受到重视，三个月后，胡图族极端分子按计划向图西族人举起了屠刀。
卢旺达大屠杀后，联合国曾试图做点什么，但因美国阻挠而未能成行。面对大屠杀，联合国秘书长加里曾想向卢旺达派遣更多维和部队，但美国的态度是否定的，美国国务卿马德琳·奥尔布赖特甚至在安理会发言。
在许多问题得到解决之前向卢旺达派遣更多军队并同意在基加利仅保持“最低限度”存在以进行调解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是一个愚蠢的想法。
当胡图族人的鲜血染红了湖水，当媒体向全世界讲述了卢旺达种族灭绝的消息时，美国的态度开始转变，但为时已晚。
1998年3月，美国总统克林顿访问卢旺达时，在基加利机场向大屠杀幸存者发表讲话时，也委婉地向卢旺达人道歉，但问得太晚有什么意义呢？
大屠杀的后果
在这场大屠杀中，约有 95,000 名儿童成为孤儿。现在这个特殊群体已经长大，他们中的许多人仍然不知道自己的生日是什么时候，或者不记得他们的父母长什么样。这些孤儿常常感到孤独和绝望。
在慈善机构和爱心人士的帮助下，这些孤儿努力忘记过去，融入社会，但内心的伤口却始终无法愈合。
毕竟，亲人的尸体还没有找到，许多凶手仍然逍遥法外。孤儿说：“我希望他能来我家，向我解释他为什么这样做，并请求我的原谅。”
2001年，卢旺达通过一项法律，将原来国旗中的红色去掉，改为由蓝、黄、绿三色组成的新国旗。从国旗上去掉红色的原因是因为它与鲜血和 1994 年的大屠杀有关。卢旺达的胡图族和图西族似乎学会了和睦相处，忘记了过去的仇恨和杀戮。
35 岁的 Ebifanil Muttli 在大屠杀发生时还很年轻。他只记得那伙胡图族民兵闯入他家，夺走了他的父亲、母亲和两个哥哥的生命。在这些人闯进来的几秒钟前，Muttli 的父亲把他推到床底下，这样他就毫发无伤地逃了出来。
Muttli 长大后，有人告诉他，他的胡图族邻居 Evariste Amana 是杀害他全家的幕后主谋。后来，这些邻居还住在穆特里住的村子里，就好像什么都没发生过一样。因为大屠杀发生后，卢旺达政府颁布了特赦令，这些杀人犯只要认罪悔改就可以无罪释放。
阿马纳受益于这项政策，没有受到法律的惩罚。穆特利不愿提及这个人，他说：“我去市场时，经常能看到他。有几次他想和我打招呼，但我看都没看他一眼就匆匆离开了。政府赦免了他，我永远不会原谅他。”
只有少数胡图人承认他们的所作所为是犯罪，穆希吉拉就是其中之一。 1994 年 4 月 25 日，Muhijira 残忍地杀害了他的图西族邻居 Peetri。大屠杀后，他向彼得的孩子们坦白并请求他们的原谅。
许多大屠杀的组织者和骨干在大屠杀后逃往国外。卢旺达将他们的名字列入通缉名单，其中大部分是在未来几年被捕的，其中代表之一就是文章开头提到的Felician Kabuja。 2020年6月3日，法院判处卡布贾无期徒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