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统特务被捕，指认一名新四军女兵：她是我的上级！

1941年春，新四军一师锄奸科在一次例行检查中抓获了一名可疑人员。这名叫黄特的人起初对审讯毫无反应，然而在被关押一夜后，他突然主动要求见锄奸科的工作人员。令人意外的是，黄特不仅承认了自己军统特务的身份，还指认了一位在部队中颇受尊重的女兵田青是他的上级。田青在新四军中担任文艺队队长，负责部队的文化教育工作，平日里工作认真，深得战士们的信任。这个突如其来的指认引起了轩然大波。究竟真相如何？田青是否真的是潜伏在新四军中的军统特务？又为什么会有人对这位受人尊敬的女兵做出如此严重的指控？让我们走进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揭开这个惊人案件的真相。

一、特务黄特的突然指认

1941年3月的一个清晨，新四军一师锄奸科在例行检查中发现了一名形迹可疑的人员。这名男子在审查时自称是江苏省泰州人，化名黄特，声称是跟随上海学生队伍来到新四军的。然而，他的身份证明文件存在多处疑点，且对自己的具体经历说法前后矛盾。

锄奸科的工作人员立即对黄特进行了扣留。在最初的审讯中，黄特表现出一副无所畏惧的态度，对于任何问题都以沉默相对。即便面对锄奸科连续数小时的严密审讯，他始终保持缄默，只是偶尔摇头示意。

就在锄奸科打算改变审讯策略时，事情出现了意外转折。被关押一夜后的黄特突然主动要求见锄奸科的负责人。当时正值深夜，值班人员立即向上级报告了这一异常情况。

在随后的审讯中，黄特态度发生了惊人的转变。他不仅详细交代了自己的真实身份，还主动供述了自己是军统特务的事实。根据黄特的交代，他于1940年秋天经军统安排，借着上海学生参军的机会混入新四军。

更令人震惊的是，黄特声称在新四军内部存在一个庞大的特务网络，而这个网络的一个重要联络人就是新四军文艺队队长田青。他描述了与田青接头的具体时间、地点，甚至提供了一些看似细节的情报交接过程。

黄特的这番供述立即引起了锄奸科的高度重视。田青作为文艺队队长，不仅参与部队的日常管理工作，还经常接触各类文件资料。如果黄特的供词属实，这将是一起严重危及部队安全的重大案件。

为了核实黄特的供词，锄奸科立即调集人手，秘密监视田青的一举一动。同时，他们也开始对黄特提供的其他线索进行调查。在此期间，黄特表现出了异常的配合态度，不断补充新的细节信息。

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些令人不安的疑点逐渐浮现。黄特对某些情报交接细节的描述前后不一，而且他所说的一些接头地点与当时部队的实际行军路线并不吻合。这些细节引起了一些经验丰富的锄奸科人员的警惕。

然而，由于案情重大，加上当时正值国共合作时期，军统特务频繁渗透的敏感时刻，锄奸科决定采取稳妥的处理方式。他们一方面继续深入调查，另一方面将这一情况报告给了上级部门。

二、新四军文艺队长田青的遭遇

在黄特供出田青的第二天早晨，锄奸科派出工作人员将田青秘密带走。这位年仅24岁的文艺队长的突然被捕，在部队中引起了不小的震动。

田青1917年出生于上海一个中产家庭，父亲是一名中学教师。1935年，她考入上海光华大学中文系。在校期间，田青积极参加进步社团活动，并加入了上海学生抗日救亡会。1938年初，在新四军一师组建之际，她响应叶飞的号召，与其他二十多名大学生一同参军。

到部队后，田青被分配到新成立的战地服务团。凭借着良好的文化素养和组织能力，她很快就在文艺宣传工作中崭露头角。1939年，田青被任命为文艺队队长，负责编排文艺节目、组织识字班、编写宣传材料等工作。

在田青的带领下，文艺队不仅为部队带来了丰富的文化生活，还培养了一批具有文化素养的基层干部。她编写的《抗日歌谣集》在部队中广为传唱，深受战士们欢迎。每到一处驻地，田青都会组织文艺队为当地百姓演出，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然而，1940年日军对革命根据地发动大扫荡时，田青带领十多名学生暂时离开了部队。这一行为虽然在当时引起争议，但在她返回部队后，经过自我检讨，最终获得了组织的谅解。

现在，面对突如其来的审讯，田青表现得十分镇定。她详细交代了自己的经历，包括1940年离开部队期间在上海的活动。根据她的陈述，当时她与其他进步学生一起组建了＂真理团＂，这是一个旨在传播进步思想、发动青年参军的爱国组织。

在连续三天的审讯中，锄奸科采取了多种方式核实田青的供词。他们调取了田青在部队的所有档案材料，走访了与她共事过的战友，甚至派人去上海调查她的家庭背景。

审讯过程中，田青始终坚称自己对黄特的指控一无所知。她提供了大量细节来证明自己的清白，包括详细的工作日志、创作的文艺作品手稿，以及＂真理团＂在上海开展活动的具体情况。

然而，就在这时，一个意外的发现让案情出现了新的转折。锄奸科在搜查田青的物品时，发现了一本加密的笔记本。这本笔记本使用了一种特殊的写作方式，其中记录的内容引起了调查人员的高度重视。同时，几名与田青关系密切的＂真理团＂成员也被陆续传唤调查。

这些新的线索使得案情变得更加扑朔迷离。锄奸科不得不扩大调查范围，以确定田青与＂真理团＂的真实性质，以及她是否真如黄特所说，是潜伏在新四军中的军统特务。

三、潜伏特工网的调查风波

随着对田青案件的深入调查，锄奸科的工作逐渐展开到了更广的范围。根据黄特的供述，锄奸科在短短三天内先后传讯了十五名＂真理团＂成员。这些人大多是1938年至1940年间从上海各大学来到新四军的学生，他们分别在部队的文艺、卫生、教育等部门工作。

在对这些人的审讯过程中，一个令人不安的现象开始显现。这些被传讯的人中，有几位在压力下承认了自己与军统有关联。他们的口供似乎印证了黄特关于新四军内部存在特务网络的说法。然而，这些供词中出现了许多相互矛盾的细节。

就在调查陷入胶着之际，锄奸科获得了一条重要线索。在搜查一名叫张明的＂真理团＂成员住处时，发现了一份关于上海地下情报站的手写笔记。这份笔记详细记录了位于上海法租界一处茶馆的可疑活动。这个茶馆表面上是普通商号，实际可能是军统的一个秘密联络点。

为了核实这一线索，锄奸科立即派出两名工作人员秘密潜入上海。通过对茶馆的暗中观察，他们发现这里确实经常有可疑人员进出。更重要的是，他们意外截获了一封军统特务的密电。这封密电证实了军统确实在新四军内部安插了特务，但具体人数和身份与黄特的供述有很大出入。

与此同时，在押人员之间出现了互相指认的情况。一些被关押者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开始揭发其他人的＂罪行＂。这种情况导致案件的调查范围不断扩大，一度波及到了新四军一师的多个部门。

然而，随着调查的深入，一些疑点逐渐浮现。首先，被抓获的人员中，很多都是在抗日救亡运动中表现积极的进步青年。其次，这些人的＂罪行＂大多发生在1940年前后，恰好是新四军遭受日军大扫荡的时期。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供述的接头方式和情报内容，与军统的一贯作风有明显不同。

另一个重要发现是，在搜查缴获的文件中，有不少是＂真理团＂成员参与抗日活动的记录。这些记录包括组织学生集会、散发抗日传单、发动群众参军等内容。这些活动的时间、地点都有具体记载，而且有多人证实属实。

更令人深思的是，锄奸科在调查中发现，＂真理团＂的很多成员都与当时上海的地下党组织有着某种联系。他们中的一些人，曾经参加过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学生运动。这个发现使得案情变得更加复杂。

到1941年4月中旬，这起特务案件的调查已经持续了近一个月。案件涉及的人员超过了二十人，收集的材料堆满了几大箱。然而，随着证据的不断积累，案件的性质似乎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一些经验丰富的锄奸科工作人员开始怀疑，这可能不是一个简单的特务案件。

四、军统特工黄特的真实身份

1941年4月下旬，就在锄奸科对案件进行全面梳理之际，一份来自上海地下党的秘密情报改变了整个案件的走向。这份情报揭示了黄特的真实身份：他是军统上海站的一名特务，但同时也是中共地下党安插在军统内部的潜伏人员。

根据这份情报，黄特原名沈国华，1915年生于浙江嘉兴。1935年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在校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1938年，经组织安排，他以积极分子的身份打入军统特务组织。凭借出色的表现，黄特很快在军统站站长戴笠的手下担任了重要职务。

1940年秋，军统上海站决定派黄特打入新四军。按照军统的计划，黄特应该建立一个完整的情报网络。然而，在潜入新四军后，黄特立即与地下党取得联系，并开始按照组织的指示行动。他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向新四军传递了大量有关军统在江南地区的布置情况。

黄特被捕后的表现，实际上是一场精心设计的反间谍行动。他故意供出田青等人，目的是转移军统的注意力，保护真正的地下党员。在他看来，只有制造出一个虚假的特务网络，才能掩护其他在军统内部潜伏的同志继续工作。

为了证实这一情况，锄奸科立即对黄特进行了再次讯问。这一次，黄特道出了更多惊人的内幕。他交代了军统在上海的多处秘密据点，以及一份重要的特务名单。这些信息经过核实，完全属实。

更重要的是，黄特提供了一个关键信息：军统上海站正在策划一次针对新四军的大规模渗透行动。按照计划，他们将利用1941年春季学生参军的机会，派出大量特务。这些特务将分批潜入新四军，伺机破坏。

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黄特还交出了一本密写日记。这本日记用特殊的化学药水才能显现文字，记录了他在军统内部的活动细节。其中包括多次向地下党传递情报的具体时间和内容。

随着调查的深入，锄奸科又发现了一个重要事实：在1940年日军大扫荡期间，正是黄特通过秘密渠道向新四军通报了日军的行动计划，使部队及时转移，避免了重大损失。

这些发现立即引起了新四军高层的重视。一师政委饶漱石亲自过问此案，并下令对案件进行重新定性。他要求锄奸科立即释放田青等无辜人员，同时加强对军统特务的防范工作。

黄特的真实身份被揭露后，锄奸科随即展开了一场更大规模的反特行动。根据黄特提供的线索，他们成功破获了多个军统特务小组，抓获了一批真正的特务分子。这些行动有效打击了军统在新四军地区的情报网络。

五、案件平反与后续影响

1941年5月初，新四军一师正式宣布了对＂真理团案件＂的处理结果。田青等二十余名被捕人员全部获得平反，恢复了原有职务。这个决定不仅澄清了他们的冤情，也肯定了这些进步知识分子在抗日战争中的贡献。

田青重返文艺队后，立即投入到更广泛的文化宣传工作中。她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创作了一部题为《黎明》的话剧，反映了革命青年在艰难环境中坚持抗日救国的故事。这部作品在新四军各部队巡回演出，引起强烈反响。

为了总结这次案件的经验教训，新四军一师专门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会议决定对锄奸工作进行改革，建立更严密的审查制度。同时，加强对敌特情报的收集和分析工作，防止类似错案再次发生。

这次会议还专门讨论了知识分子统战工作问题。会议认为，必须正确对待参军的进步知识分子，充分发挥他们在文化教育方面的特长。一师政委饶漱石在会上强调，要警惕敌人挑拨离间的阴谋，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

案件平反后，新四军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部队建设。首先，成立了专门的情报部门，由经验丰富的干部负责。这个部门不仅负责反特工作，还要搜集和研究敌军情报。

其次，加强了对部队干部的政治教育。通过举办学习班、报告会等形式，提高干部的政治觉悟和分析问题的能力。特别注重培养基层干部识别和防范敌特分子的本领。

在统战工作方面，新四军一师采取了更开明的政策。对于那些愿意参加抗日的知识分子，不再过分追究其历史问题。而是根据其专长，安排适当的工作岗位，使他们能够发挥所长。

这一政策很快收到了成效。1941年下半年，又有一批进步知识分子陆续加入新四军。他们中有教师、医生、工程师等各类专业人才，为部队建设注入了新的力量。

黄特案件的处理结果，也引起了军统上海站的震动。他们发现自己的特务网络已经被严重破坏，不得不调整对新四军的渗透策略。此后一段时期，军统在江南地区的特务活动明显减少。

1941年底，新四军一师对这一年的反特工作进行了总结。统计显示，全年共破获特务案件三十余起，抓获真正的特务分子四十多人，缴获了大量情报资料。这些成果有力打击了敌特势力，保障了部队的安全。

这起案件的处理，在新四军历史上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纠正了一起重大冤案，而且推动了部队建设的改革。特别是在统战工作和反特工作方面，形成了一些行之有效的经验。这些经验为新四军后来的发展提供了重要借鉴。

在此后的抗战时期，新四军继续坚持团结进步知识分子的政策。到1945年抗战胜利时，仅一师就拥有大学以上学历的干部近千人，他们在部队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