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提到红军时期我军的主要领导人，第一印象就想到了朱毛周，这三大领袖似乎一直都是我军最重要的领导人。

然而实际上，在长征时期，军事领域的三大最主要领导人，却是毛主席、周恩来、王稼祥，并且在长征之前，王稼祥的地位要高于毛主席。

就是这样一位资历和能力都十分显要的我党我军早期领导人，却在七大之后，彻底退出了领导核心。不仅如此，他的职位甚至还越来越低，如此反常的情况，背后究竟有何原因？

1945年4月23日，中共第七届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参加大会的代表总共755人，其中拥有投票权的代表547人。

其中，王稼祥作为晋冀鲁豫代表团成员，因病未能参加会议。经过多轮选举之后，大会选出了新一届中央委员，而王稼祥得票204票，因不足半数宣告落选。

客观来说，王稼祥的落选堪称是一次意外事件。按照他的资历和贡献，当选委员几乎没有任何问题，之所以会落选，时任组织部长的胡耀邦给出了这样一番解释：

“王稼祥同志患了严重的肠胃病，因而没有能参加七大的各项准备工作，由于当时很多代表对他缺乏了解，选举中委时他落选了。”

胡耀邦提到的这两个原因，属于是当时王稼祥落选的客观原因，并不是根本原因。当时的中央秘书长杨尚昆对此同样有自己的看法，王稼祥落选的深层次原因，其实主要有两点。

首先是王稼祥本人性格孤僻，不善于接近群众，一些地方代表在不熟悉他的情况下，认为王稼祥的“架子很大”。

事实上，纵观王稼祥的一生，他一直是一位书生意气非常浓厚的高级干部，性格耿直不善于经营人际关系。尽管同志们都非常尊重他，但是，在七大选举时却没有对他给予足够的支持。

此外很多党内人士看来，中共七大属于是“对王明博古路线的清算会议”。尽管在长征之前，王稼祥同志已经非常清晰表示了对毛主席正确路线的支持，但是依旧有很多人认为王稼祥属于是王明博古同一路线的重要人物，也因此受到了牵连。

王稼祥早年曾经和博古、王明等人一样，都是属于留苏派主要成员。也正因为如此，在王稼祥很年轻的时候，已经成为了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最后又升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其在党内军内的地位权势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不过，王稼祥和博古、王明有着根本的不同，他虽然也一直支持由共产国际来指导中国革命，但是他比其他两人更早进入苏区，对于苏区的工作情况以及中国革命的现状有着更加清醒的认识。

也正是因为如此，当博古、王明坚持错误主张，几乎将红军带入绝境之际，王稼祥旗帜鲜明站了出来，最早支持毛主席的正确主张。用后来毛主席自己的回忆称：“王稼祥投出了关键的一票”。

也正因为如此，毛主席对于王稼祥的落选非常震惊。在选举候补委员的时候，竟然主动替王稼祥“拉票”，当时毛主席表示，希望大家能够让王稼祥当选候补委员的第一人，就这样，王稼祥全票当选“候补中央委员”。

很多同志回忆，毛主席这次的做法可谓是真正的空前绝后，除了王稼祥之外，没有第二个人享受到如此待遇，让毛主席亲自为他拉票。由此可见毛主席对于王稼祥的看重。毛主席之所以要如此支持王稼祥，和他早年的经历密不可分。

在反围剿斗争之前，王稼祥在党内扮演的是国产国际和中共之间的桥梁纽带角色，是集党政军一体的核心领导成员，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王稼祥对于中国革命未来的路线，产生了更加清晰地认识。

在他看来，只有毛主席才有资格有能力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并且在他当时著作中，首次提到了“毛泽东思想”的概念。

尤其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之后，王稼祥坚决支持毛主席的工作，成为了当时“挺毛派”的主要核心成员。

后世都知道，遵义会议确立了毛主席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此次会议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殊不知，这次会议其实非常艰难，毛主席自己也承认：“王稼祥是最早支持我的人，遵义会议上如果没有他，事情就不好办了。”

然而，毛主席的支持，没有让王稼祥重新回到领导核心。在七大结束之后，当选候补委员的王稼祥因病前往苏联治疗，直到1947年才重新回国。

当时，鉴于东北地区的发展形势，王稼祥被委任为中共东北局委员城市工作部部长，兼任宣传部代理部长。从他的任职就能看到，王稼祥此时已经淡出了核心领导岗位，开始从事地方的城市建设与宣传工作。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王稼祥递补为中央委员，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成为了首任驻苏联大使兼任外交部副部长。在此后的相当长时期内，王稼祥都是我国外交战线上的主要领导，为新中国的外交工作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然而，在1962年这个极度复杂特殊的困难时期，王稼祥鉴于国内外形势变化，提出了一系列自己的主张。

不过，就在王稼祥上书之后不久，他就被批评为“修正主义”外交路线。用毛主席的话说，王稼祥是要向苏联修正主义求和，向印度和反动派求和，对帝国主义求和，对支持世界民族解放运动要少，这便是著名的“三和一少”。

此举直接导致王稼祥遭到了严厉批评，直到1973年，才在毛主席的支持下重新开始工作，然而，此时的王稼祥病情越发沉重，在1974年因病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