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同治年间，朝廷八大总督中有7人出自湘军，他们都是谁
在清朝历史上，同治五年（1866年）出现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现象：朝廷八大总督中竟有七位出自湘军。在以满族统治为主的清王朝，这种汉人显贵高度集中的局面实属罕见。这七位总督分别是直隶总督刘长佑、两江总督曾国藩、湖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左宗棠、陕甘总督杨岳斌、四川总督骆秉章和云贵总督劳崇光。他们都是从太平天国运动中崛起的湘军将领，凭借卓越的军事才能和治理能力，逐步走上了封疆大吏的位置。这一奇特的历史现象，不仅反映了清朝中后期地方实力的此消彼长，更揭示了以曾国藩为首的湘军集团在平定太平天国后所达到的权力顶峰。
乱世湘军，应运而生崛起
道光三十年（1850年），太平天国运动在广西爆发，迅速席卷南方各省。清廷赖以统治的八旗军队已经腐朽不堪，在战场上节节败退，无力抵挡太平军的进攻。
面对这场空前的统治危机，清廷不得不放开对地方武装力量的限制，允许地方官员自行筹措军饷、招募士兵。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支注定要改变清朝历史的军队——湘军，开始在湖南这片土地上孕育而生。
咸丰二年（1852年），时任湖南布政使的曾国藩开始在家乡湘阴组建团练。他以科举出身的文人身份，却深谙用兵之道，招募乡勇，训练水师，创立＂立功赏、犯法罚、伤亡恤＂的军事制度。
湘军不同于其他团练，它以儒家文化为精神内核，以严明军纪为根本。曾国藩亲自督训，要求将士既要懂得忠君爱国，又要精通兵法战术。士兵们不仅要操练刀枪，还要学习读书识字。
随着战事的推进，湘军的规模不断扩大。曾国藩网罗了一批能征善战的将领，如骆秉章、左宗棠、李鸿章等人都在此时加入湘军。这些人或是科举出身，或是行伍出身，但都怀着报效朝廷的决心。
咸丰三年（1853年），湘军在与太平军的对抗中逐渐显露锋芒。他们采用＂以湘兵制湘匪＂的策略，深谙太平军的作战方式，屡立战功。特别是在长江流域的战役中，湘军水师表现出色，为后来夺取天京奠定了基础。
到了咸丰末年，湘军已发展成为清廷最可靠的军事力量。他们不仅在江南地区与太平军展开主力决战，还派出分支力量平定捻军起义、回民起义等地方动乱。湘军将领们也因功升迁，逐步掌握了朝廷的重要军政大权。
这支诞生于湖南的军队，不仅改变了太平天国运动的走向，更培养出了一批影响晚清历史进程的重要人物。他们当中有的成为开创洋务运动的先驱，有的成为收复新疆的功臣，有的则在外交舞台上左右逢源。
湘军将帅，同治朝廷显赫位
同治五年的这群湘军出身的总督们，各自都有着不同的人生轨迹。在他们刚加入湘军时，恐怕谁也想不到日后会成为封疆大吏。
直隶总督刘长佑原本是湖南邵阳的一名秀才，因带兵有方被曾国藩赏识。他在江南战场上屡建奇功，尤其是在围剿捻军的战役中表现突出，因此被朝廷委以重任，执掌京畿重地。
两江总督曾国藩作为湘军的创始人，其地位自不必说。他以兵部尚书的身份督师江南，统领全局。在他的调度指挥下，太平军节节败退，最终被彻底击败。
湖广总督李鸿章最初只是曾国藩的幕僚，后来组建淮军，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他在安徽、江苏等地的战事中表现出色，不仅剿灭了太平军残部，还平定了捻军之乱。
闽浙总督左宗棠在湘军中以善于治军著称。他在平定太平军之后，又率军西征新疆，收复失地。在军事才能之外，他对地方治理也很有一套，在任上大力发展海防和教育。
陕甘总督杨岳斌是湘军中少有的满族将领。他在平定回民起义的战役中立下赫赫战功，后来被派往西北镇守边疆。在治理地方时，他注重发展农业生产，使战后的陕甘地区逐渐恢复生机。
四川总督骆秉章是湘军中的老将。他跟随曾国藩出生入死，在长江中下游的战事中屡立战功。后来被派往四川，不仅要应对太平军的威胁，还要平定当地的教匪之乱。
云贵总督劳崇光则是从一名普通的团练头目做起。他在平定湖南、广西等地的太平军和教匪时，表现出色的组织才能和战略眼光。被派往云贵后，他着力整顿吏治，发展边疆教育。
这七位总督虽然出身不同，但都经历过血与火的考验。他们从太平天国战争中崛起，凭借军功步步高升，最终成为一方大员。
在同治朝廷中，这些湘军将领占据要津，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集团。他们不仅掌握军权，还负责地方政务，对清朝的统治局面产生了深远影响。
湘军系统的总督们互相提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人际网络。他们之间经常书信往来，讨论军国大事，商议对策。这种密切的联系，使他们在朝廷中的影响力更加巨大。
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在清朝历史上是极为罕见的。它既反映了湘军在平定太平天国运动中的重要贡献，也显示了清朝统治结构的深刻变化。
汉人权重，清廷统治新格局
这种权力格局的形成，在清朝历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从顺治年间开始，清朝统治者一直严格遵循满汉分治的原则，重要职位多由满族贵胄把持。
到了同治年间，这一局面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八大总督中有七位出自湘军，而这些人除了杨岳斌是满族外，其余六人都是汉族。这种情况在清朝历史上前所未有。
造成这种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太平天国运动给清朝统治带来了巨大冲击，八旗子弟已无力镇压这场规模空前的起义。在这种情况下，朝廷不得不依靠地方势力，而湘军恰恰成为最可靠的力量。
湘军将领们在平定太平天国的过程中逐步掌握了军政大权。他们不仅统领军队，还负责地方政务，权力范围不断扩大。清廷为了笼络这些有功之臣，不得不打破满汉分治的传统。
这些总督虽然名义上要听命于朝廷，但实际上已经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地方势力。他们掌握着地方的军政大权，能够自行决定许多重要事务。这种权力下移的趋势，标志着清朝中央集权体制的松动。
在军事方面，这些总督拥有调兵遣将的权力。他们可以根据需要调动军队，处理地方治安问题。这种军事自主权在清朝早期是不可想象的。
在政务方面，总督们的权力也很大。他们能够任免地方官员，决定赋税征收，管理地方财政。这些权力的累积，使他们在地方上形成了独特的政治影响力。
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总督之间形成了密切的联系网络。他们经常就重大问题进行协商，互通信息，共同应对危机。这种横向联系的形成，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政治地位。
这种权力格局的变化，也反映在朝廷的决策过程中。总督们的意见往往能够影响朝廷的政策制定。他们通过奏折、书信等方式，表达自己的见解，参与国家大事的讨论。
在外交事务上，这些总督也发挥着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沿海各省的总督，经常要直接处理与外国的交涉事务。他们的处理方式和态度，直接影响着清朝的对外关系。
这种权力格局的形成，实际上预示着清朝统治体制的重大转变。中央权力的下移和地方势力的崛起，使清朝的政治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这种变化虽然在短期内维护了清朝的统治，但从长远来看，也埋下了统治危机的种子。
在这个转变过程中，满族统治者的传统优势地位开始动摇。虽然皇权仍然至高无上，但实际的治理权力已经越来越多地落入汉族官员手中。这种趋势反映了清朝统治基础的根本性变化。
昔日辉煌，湘军势力渐衰落
同治十三年（1874年），随着曾国藩的去世，湘军势力开始走向衰落。这位湘军的精神领袖离世后，再也没有人能够像他那样统领全局，协调各方关系。
李鸿章虽然接替了曾国藩的位置，但他更倾向于发展自己的淮军势力。在他的主导下，淮军逐渐取代湘军，成为清廷倚重的军事力量。
左宗棠率军西征新疆期间，朝廷的注意力和军费都转向了西北。湘军在东南沿海的影响力逐渐减弱，原有的地盘被其他势力蚕食。
骆秉章和劳崇光相继离世，他们在四川和云贵的势力范围也随之瓦解。新任总督大多不是湘军出身，这使得湘军的人事网络逐渐瓦解。
刘长佑虽然还在直隶总督任上，但已经无法像从前那样调动全国的军政资源。他的权力范围被限制在直隶一省之内。
光绪年间，湘军将领开始大量退出历史舞台。新一代的将领和官员更多依靠京官体系上升，而不是军功升迁。这种变化使得湘军的政治影响力进一步下降。
在军事上，湘军的作战能力也不如从前。甲午战争中，北洋水师的惨败暴露出清军的积弱，而这支曾经叱咤风云的湘军已经无力回天。
洋务运动的开展，使得新式军队逐渐取代了传统军队。北洋新军、新建陆军等军事力量的崛起，使湘军在军事上的优势荡然无存。
地方实力的此消彼长，也加速了湘军的衰落。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张之洞的湖广系等新的政治力量崛起，取代了湘军在地方上的影响力。
到了清末，曾经的＂七督同湘＂盛况已成为历史。新的权力格局形成，湘军将领的后人大多转入实业界或教育界，不再染指军政大权。
这种衰落的过程，反映了清朝统治方式的变迁。随着现代化进程的推进，传统的团练武装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
湘军的兴衰史，也是晚清政治变迁的缩影。它既见证了汉族势力在清朝统治体系中的崛起，也反映了传统军事力量在近代化浪潮中的没落。
同治年间＂七督同湘＂的历史现象，成为清朝由盛转衰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段历史启示后人：任何政治势力的兴起都有其特定的历史条件，一旦条件改变，其命运也将随之改变。
在近代中国的转型过程中，湘军扮演了承前启后的角色。它既是传统军事力量的最后辉煌，也为后来的军事近代化探索了道路。虽然最终走向衰落，但其在历史上的地位和影响，值得后人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