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阴不生，孤阳不长，如果只品评一个人，就不易了解此人思想的传承，以及这思想文化的生命力，因而，简要提出一对人物加以浅析。一是太公，一是管仲。

姜太公是中国历史上系统化发挥智谋的首出人物，他的智慧主要体现在拨乱反治的具体行动上。军事方面，后世人借太公名义写出《六韬》一书，其中《文伐》、《三疑》等章理论坚实，易知易行，堪称实践中所得。

太公助武王一统天下后，首要责任是安抚民心，休养生息，以求国泰民安。他在齐国恢复经济时，并无什么“战后经济学”的理论作指导。他体察民意，按当地民众的风俗习惯制定政策，如孟子所说，得民心者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太公因此得以快速振兴齐国经济，所谓“开渔盐之利”便是在此思想指导下的具体行为而已。

五百年后，齐桓公即位，管仲得遇良主，从而发挥他的天纵英才。与太公相似，他出山时，面临的“治安”环境很差，于是，他在发展经济的同时，以团结诸侯、北拒外族、南抚楚国为主要任务。经“九合诸侯，一匡天下”之后，他便顺应民俗，大力发展经济，并有“仓廪实而后知礼节，衣食足而后知荣辱”的论断。齐国因管仲而由乱返治，实力一时称霸。

此二位先哲治国之道、振兴之法有相似之处，先是“吊民伐罪”，后是“与民休息”。他们的经济谋略出于民心所望，而使齐国傲视群雄。

反观西方，其先祖乃是为个人——至多是家族，后又扩展至利益集团——之私欲而开展贸易。

西方海洋文化以商业贸易为主要经济活动，先有希腊跨海交易，后有罗马帝国助以军事强权为后盾。至十九世纪，西方殖民经济便发展到极致。如今，美国则仍以金融、军事、科技在全球发动混合战，要么直接占领，掠夺资源，如在叙利亚，要么掩人耳目，先“圈养”再“收割”，如在日本；总之，西方的经济办法是建立在侵略与殖民的基础之上，始终保持着这一“传统”，只是在不同阶段，为沽名钓誉，而稍加改头换面，装出一副博爱的样貌，欺世盗名而已。

西方有好“哲学”，简单的道理要用数十万字来证明，这就是“西方经济学”的本质，更是他们愚弄世人百姓的“高招”。中国传统经济文化以“互通有无”为优先，西方则以侵略占有他人之物为己所有。

中华传统文化自有一种经济思路，与西方迥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