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康十一年春，洛阳宫城的铜雀台前，司马炎握着杨骏递来的辅政名单突然瞳孔收缩——这位以权谋著称的晋武帝临终前才惊觉，自己精心设计的权力三角（宗室、外戚、士族）竟在三日之内土崩瓦解。这场被后世称为"永平宫变"的权力洗牌，彻底暴露了西晋开国皇帝政治遗嘱的结构性缺陷。
司马亮与杨骏的"双头辅政"模式，本质是东汉三公制的倒退。《晋阳秋》披露，司马炎曾密令中书监华廙绘制"三驾马车"辅政图，计划引入琅琊王氏平衡势力，却在病危时被杨骏焚毁诏书。
这种缺乏制衡的二元结构，导致杨骏三日内完成对中枢机构的清洗——尚书台三十一名官员中有二十七人遭替换，其中二十人直接出自弘农杨氏门生。
对皇孙司马遹的过度扶持，造成皇权代际传递的真空。司马炎临终前秘密转移的六千份奏章显示，他要求东宫属官每日向皇孙讲授《韩非子》，却未赋予其任何监国实权。这种"只授名分不给刀剑"的安排，使得贾南风政变时，十三岁的司马遹手中连调动羽林军的虎符都被刻意分成三块，分别由杨骏、司马亮和士族代表卫瓘保管。
太康末年的户籍档案揭示，司马炎将二十三户顶级士族迁往边郡的决策，直接激化了中央与地方矛盾。被贬为平阳太守的河东裴氏掌门人裴秀，暗中联络并州匈奴贵族刘渊；范阳卢氏在幽州私铸的兵器，数量甚至超过朝廷武库储备。这种刻意边缘化士族的策略，为永嘉之乱埋下伏笔。
司马炎临终前对诸王兵权的调整，暴露出对地理战略的误判。他将擅长水战的楚王司马玮调往干旱的关中，却让不习水战的成都王司马颖镇守荆州。
更致命的是，洛阳禁军改制后形成的"五营七校"体系，实际控制权被分割给十二个不同派系，当杨骏发动政变时，北军中侯王衍竟因兵符残缺无法调动任何部队。
永平元年四月，随着杨骏焚毁最后一份先帝密诏，司马炎设计的权力三角彻底崩塌。
这场托孤困局印证了古代权力交接的铁律：任何忽视利益集团动态平衡的布局，终将沦为政治空想。从曹魏九品中正制到西晋分封回潮，司马家族用三代人验证了一个真理——制度设计抵不过人性博弈，再精妙的权谋也架不住既得利益者的集体反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