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全党和全军的领导地位，在危急关头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但由于战争的原因，中央政治局没有充裕的时间和固定的地点开会，常常只能“见缝插针”地寻机开会。
所以，遵义会议实际上并不仅仅指1935年1月在贵州遵义城召开的那一次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而是包括了从湘江战役后全党上下便开始的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错误领导的反思与非正式讨论，以及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等一系列对“左倾”错误指挥进行“纠偏”的会议。
毛泽东虽然在遵义会议上被增补为中央政治局常委，第一次进入了党的核心决策层，但由于没有具体的职务，所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
直到二十多天后，扎西会议期间对政治局常委进行分工时，也只是让毛泽东协助周恩来进行军事指挥，仍然没有实际的指挥权。好在“金子放在哪里都会闪光”，由于毛泽东在关键时刻的出色表现和远见卓识，他很快就成为党和红军的“灵魂人物”和实际领导者。
尤其是苟坝会议成立“新三人团”后，虽然“团长”是周恩来，但几乎所有的战略设想和作战方针都出自于毛泽东。所以，关于“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的说法一点也没有虚夸。
湘江战役后，红军指战员便开始了“究竟到哪里去？”的思考与争论。黎平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决定放弃原定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转到黔北地区，在川黔边区创建根据地，然后相机向川南发展。
但遵义会议后，有些同志又认为，黔北地区少数民族众多，党的基础又很薄弱，不利于创建根据地，于是，中央又采纳了刘伯承和聂荣臻的建议，北渡长江，到川西或川西北和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合并建立新的根据地。但这恰恰是蒋介石极不愿意看到的事情。
为了阻止中央红军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师，或东出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师，蒋介石迅速调集中央军和川、滇、黔、粤、湘的军阀部队共约40万兵力向遵义围了过来，企图将37000人的中央红军围歼于乌江西北、川黔边境地区。
1月19日，中央红军撤离遵义，兵分3路从松坎、桐梓、遵义地区向赤水、土城前进，准备在泸州上游之纳溪、江安等地北渡长江。
但是，1月24日，当林彪率领的先遣部队占领土城时，川军的2个旅也赶到了位于土城北边的赤水城，并赶修了大量的碉堡工事，做好了阻击红军的准备，而尾追的川军郭勋祺部也进至土城以东地区。
土城的东、南、北三个方向都是崇山峻岭，恰好形成一个巨大的“U”形。这时的红军正好处于“U”的口子上，一旦进入口子，就会受到敌人居高临下的伏击，而如果不迅速离开口子的话，也会受到敌人的三面围攻。所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伯承仔细察看了地形后，决心指挥红三、五军团在“U”字口外，即土城以东的青杠坡地区，围歼郭勋祺部。
由于情报出现重大失误，我军译电员将侦听到的敌人电讯讯号中的“旅”译成了“团”！使中革军委将对面1万多的敌人误判为只有5千人！因为红军可调集的战斗部队可达2万人，所以，中革军委认为，郭勋祺师虽有川军“模范师”的称号，颇有战斗力，但红军不仅在兵力上占有明显优势，而且占据着有利地形，只要做到出其不意，击溃或歼灭这股川军的大部是有很大把握的。
遂决定两面作战，命令土城镇以北的红2师继续北上，与林彪会合，相机夺取赤水城；红3军团3个师及红5军团2个师分别从南北两面夹击歼灭郭勋祺部；干部团作预备队；对尾追之敌展开一场“歼灭战”。
由于误判了敌人的实力，没有形成局部兵力优势，所以，红三、五军团的战斗打得十分艰难，红军的多次进攻不仅都没见效，反而发生了比较大的伤亡。尤其在青杠坡一带，郭勋祺部甚至突破了红五军团的阵地，而外围，敌人的增援部队正在源源不断地蜂拥而来……背后就是赤水河，如果不能顶住川军的攻击，后果不堪设想。关键时刻，朱德亲自率领干部团冲了上去，才打退了川军的进攻，巩固了阵地。
从上述土城战役的过程可以看出，土城战役本身是没有错的，否则就有可能被敌人消灭。虽然这次战役没有达到预期目的，但主要原因在于情报失误，与军事指挥关系不大。有人把其失利的原因归在毛泽东身上，甚至幸灾乐祸地声称：“老毛打仗也不过如此”。这是很不客观的。
毛泽东虽然对土城战役许是支持的，并在行军途中就与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人查看地形，同时还指出，青杠坡一带适合伏击。但他此时终究只有建议权，没有决定权，连“协助”周恩来指挥的资格都还没有，怎么可能决定并指挥一场战役呢？
面对新情况，在毛泽东的建议下，中央政治局1月28日晚上开会，决定改变北渡长江的计划，立即撤出战斗，在猿猴场(今贵州元厚)、土城南北地区架浮桥西渡赤水，跳出敌人的合围，另寻战机。
谁也没有料到，这么一次无奈的西渡赤水行动，竟然拉开了一场精彩的战例的帷幕，成为“四渡赤水”之“一渡赤水”。
红军渡过赤水河后，进入川南古蔺、叙永地区，先是准备在这一带寻机北渡长江，但鉴于蒋介石早就加强了长江沿线的防御，并以优势兵力继续向红军进逼，遂又为了摆脱四川方向的追兵，到云南镇雄附近集中，以准备同滇军作战，然后在川、滇、黔边区建立根据地……行动计划的反复多变，不仅让部队无所适从，而且十分疲惫。为此，林彪专门致电中央，质问“这是搞得什么名堂？”为了说服林彪，中央六天内连发八份电报。
2月9 日，为了确定红军下一步行动方向，中央政治局在云南威信县扎西镇召开会议。直到这里，毛泽东才得到协助周恩来指挥军事的“分工”。会议同意了毛泽东关于利用敌人把注意力放在川南，黔北空虚之机，迅速回师东进、再渡赤水、重占遵义的意见，决定放弃在川滇边建立根据地的设想，转到到黔北建立根据地。这也是黎平会议以来，毛泽东一直坚持的主张。这说明，毛泽东虽是“协助”自身，但却主导了对红军战略目标的重新确定。
怎么才能实现在黔北建立根据地的目标呢？时任红五军团参谋长的陈伯钧曾回忆说：“要建立根据地就必须打仗。我们的老规矩是：打一仗，消灭敌人后，就分兵发动群众，补充自己，创造战场，敌人再来就再打。所以，要打两仗、三仗才能打出个名堂来，才能站住脚，建立起根据地。”红军在黔北面临的敌军主要有两部分，一是王家烈的黔军，这是著名的“双枪兵”，战斗力较弱，另一部分便是中央军的薛岳兵团。最开始，大多数同志都有意先打强敌薛岳兵团，其中包括吴奇伟纵队与周浑元纵队虽然他们的战斗力较强，但他们一直紧随红军尾后，如果不首先将其消灭，红军难保安全，更别说建立根据地。但由于毛泽东的坚持，最终决定先打“弱敌”王家烈。所以，“二渡赤水”的行动计划中明确指出：“以消灭黔敌王家烈为主要的作战目标”。
红军的战略目标由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到在川黔滇边建立根据地，再到为回师黔北，如此巨大的战略转变就发生在三、四天内，为了避免再次出现“林彪质问”一类的情况，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在《告全体指战员书》，明确指出：“为了有把握地求得胜利，我们必须寻求有利的时机与地区去消灭敌人，在不利的条件下，我们应该拒绝那种冒险的，没有胜利把握的战斗。因此红军必须经常地转移作战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
2月18日，红军从太平渡、二郎滩等地区突破黔军防线，架浮桥渡过渡赤水河，直向黔北的桐梓地区而去。这就是二渡赤水。
红军这一招大出蒋介石之意外，他急命在扎西地区的川军郭勋祺等3个旅迅速掉头向东追击，同时，抽调遵义及其附近的黔军向娄山关、桐梓增援，而中央军吴奇伟纵队也由黔西、贵阳地区快速向遵义开进，企图阻止并围歼红军于娄山关或遵义以北地区。
军各军团密切配合，在5天之内连下桐梓、娄山关、遵义城，击溃、歼灭黔军和中央军2个师又8个团，毙伤敌2400余人，俘敌3000人，并缴获了大批物资装备。“桐遵大捷”是红军长征以来最大的一次胜利，一扫湘江血战以来的颓势，不但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的嚣张气焰，也使全军上下重新恢复了自信。
“桐遵大捷”让蒋介石大为吃惊，他没想到湘江之战后的红军居然还如此能打，于是，立即带着陈诚飞抵重庆，调集中央军，滇军，黔军和川军共计100个团的兵力从四周向红军包抄过来。
遵义地区不仅经济相对富裕，又处川黔交通要冲，自然是敌人必夺之敌，再加上地形难守易攻，蒋介石又命令部队采用了在江西围剿中央苏区时的做法，大量构筑堡垒，渐次推进，以步步紧缩的方式基本上封锁了红军向东突破的战略回旋空间……此时，四面受敌的红军唯一可行的去向，就是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转战四川。但这必须经过鲁班场一带。而鲁班场驻有中央军周浑元部3个师，并构筑了大量碉堡。
中革军委决定把鲁班场的敌人从碉堡中引出来加以消灭。1935年3月4日，中革军委“特设前敌司令部，委托朱德同志为司令员，毛泽东同志为政治委员”，统一指挥红军部队会歼周浑元纵队。这是1932年“宁都会议”以来，毛泽东第一次有了正式的军事指挥权。由于前敌司令部需随军行动，没有与中革军委在一起，所以，毛泽东就有条件按经过中央政治局同意的原则，具体谋划与组织实施军事行动，有很大的“自主性”。
但是，蒋介石也偶尔“聪明”了一下。3月5日深夜，就在朱德、毛泽东发布消灭周浑元一部的作战部署的同时，蒋介石也几乎在同一时候电令周浑元，6日必须在长干山附近集中，构筑工事，固守待命，以免被毛泽东的运动战各个击破。所以，尽管红军一连几天在长干山附近采取各种行动引诱，可敌军始终按兵不动坚守不战。这样，红军的伏击计划便没法实施。即使周浑元大部人马9日抵达鲁班场一带后，依然采用安营扎寨，稳扎稳打的战法。显然，周浑元的目的就是拖住红军，等待其他各路敌军到位后，再进行合围。
就在大战将临之际，红军领导层又起争论。3月10日1时，红一军团司令员林彪、政委聂荣臻发来电报，建议攻打打鼓新场（今贵州金沙县城），消灭驻扎在那里的“弱敌”黔军。对此，毛泽东当即表示反对，但朱德却认为可取。于是，张闻天在苟坝主持召开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中革军委委员20在苟坝开会进行讨论。
此前，为了约束李德和博古的专权，1935年元旦的猴场会议曾特别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所以，红军的战斗行动都须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后才能进行。遵义会议后，由于毛泽东进入了核心决策层，红军的行动也日渐轻盈灵活起来，经常变更作战计划和行动方针，所以，张闻天自接替博古“负总责”后，几乎天天都要主持召开这样的会议。
于是，搞宣传工作的、政治工作的、妇幼工作的、懂军事的、不懂军事的，都各抒己见，结果，激烈讨论了一整天，除了毛泽东一人反对外，大家都同意进攻打鼓新场会议。大家的理由很简单：红军的目标是跳出包围圈，然后再寻机建立根据地，虽然打下鲁班场，能渡过赤水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但打下打鼓新场后，也能渡过金沙江在滇黔边建立根据地，二者的取舍，至少在眼下看来没有多少优劣之分，而从突破包围圈来说，打鼓新场只有黔军2个团，远比鲁班场周浑元3个师好突破。何况，打鼓新场是通往黔西的战略要地，不仅是一个富裕的大镇，还是黔军的物资囤集地，拿下打鼓新场后，能有效补充“桐遵战役”期间的巨大。
此前，为了约束李德和博古的专权，1935年元旦的猴场会议曾特别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所以，红军的战斗行动都须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后才能进行。遵义会议后，由于毛泽东进入了核心决策层，红军的行动也日渐轻盈灵活起来，经常变更作战计划和行动方针，所以，张闻天自接替博古“负总责”后，几乎天天都要主持召开这样的会议。
此前，为了约束李德和博古的专权，1935年元旦的猴场会议曾特别决定，“关于作战方针以及作战时间与地点的选择，军委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报告。”所以，红军的战斗行动都须经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决定后才能进行。遵义会议后，由于毛泽东进入了核心决策层，红军的行动也日渐轻盈灵活起来，经常变更作战计划和行动方针，所以，张闻天自接替博古“负总责”后，几乎天天都要主持召开这样的会议。
是，搞宣传工作的、政治工作的、妇幼工作的、懂军事的、不懂军事的，都各抒己见，结果，激烈讨论了一整天，除了毛泽东一人反对外，大家都同意进攻打鼓新场会议。大家的理由很简单：红军的目标是跳出包围圈，然后再寻机建立根据地，虽然打下鲁班场，能渡过赤水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但打下打鼓新场后，也能渡过金沙江在滇黔边建立根据地，二者的取舍，至少在眼下看来没有多少优劣之分，而从突破包围圈来说，打鼓新场只有黔军2个团，远比鲁班场周浑元3个师好突破。何况，打鼓新场是通往黔西的战略要地，不仅是一个富裕的大镇，还是黔军的物资囤集地，拿下打鼓新场后，能有效补充“桐遵战役”期间的巨大。
兵力。再说，打鼓新场虽然只有黔军一个师六个团，战斗力也不强，可筑有城墙，修有碉堡，以红军的攻坚能力，很难快速取胜，何况，黔军很可能坚守待援的办法“拖”住我军。而我军若不能在短时间内解决战斗，则必将陷入敌人的四面围之中。所以，决不能打打鼓新场，而应该充分发挥红军运动战的优长，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不断给国民党军造成错觉，进而调动国民党军在运动中逐个加以歼灭。
军、川军、滇军、黔军、湘军正从四面八方向打鼓新场集结，其离打鼓新场最近的部队还不到两个小时的路程。所以，周恩来很快就接受了毛泽东的意见。接着，他们两人又说服了朱德。
于是，3月11日，张闻天再次召开紧急会议进行讨论。可即便情况已经了然，大家对“到嘴的肥肉”仍然不忍轻易放弃，又是七嘴八舌地争论了一整天，直到晚上九点多钟才形成统一的意见，同意放弃攻打打鼓新场，转而继续攻打鲁班场。
从上述争论可以看出，毛泽东与大家的分歧并不是哪个更好打的问题，而是能不能打的问题，并只是战术的问题，而是战略问题。这也反映出许多中央领导人领导当时都是缺乏战略层面的思考的。
虽然毛泽东的意见被大家接受了，但他却并不满意。因为，毛泽东深感以20多人开会的方式进行决策显然不能适应军事行动瞬息万变的需要，必须进行改革。于是，他提议成立一个直接对中央政治局负责的“小组”来进行军事指挥，以此保证军事决策的效率。
毛泽东的这个提议得到周恩来和张闻天的支持。于是，第三天，即3月12日，中央政治局再一次开会，决定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3人组成“三人军事小组”，代表中央全权负责军事指挥工作。其中，周恩来为组长。为了区别于遵义会议以前的博古，李德，周恩来的三人团，这个“三人军事小组”被称为“新三人团”。新“三人团”的成立后，标志着毛泽东重获在宁都会议上被撤销的对红军的实际指挥权，完成了由“帮助下最后决心者”到“下最后决心者”的身份转变。由于军事工作就是当时全党的中心工作，所以，这也意味着毛泽东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得到了正式确立。
苟坝会议”虽然在党史上不常被提及，但他的意义却十分重大。如果说遵义会议是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历史起点，苟坝会议则是毛泽东指挥全军的开端。如果说黎平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序幕，则苟坝会议就是遵义会议的闭幕式，是遵义会议的收官之作，不仅改组了中共中央党的军事领导机制，完成了遵义会议提出的“改变党中央军事领导”的未竟任务，而且再次挽救了红军，挽救了革命。
虽然毛泽东坚持要打鲁班场，但他也深知，其实是很难迅速打下来的。那么，为什么明知不可为，却又偏要为呢？因为，它是蒋介石第一道防线的中间地域，控制着鲁班场南北数十里的道路，特别是盐津河、三元洞两条红军西进的必经道路。所以，红军要想甩掉敌人，这个鲁班场就非打不可！
于是，毛泽东决定虚晃一枪，以“打”促“走”。进攻鲁班场的目的不完全是为了占领鲁班场（如果能够占领，当然更好），而是要用猛烈的进攻“震慑”敌人，让周浑元龟缩在碉堡内，不敢出来追击，以掩护红军主力“三渡赤水”。所以，这是一场很“考手艺”的战斗，既不能打得太轻，也不能打得太重。打轻了，可能会使得周浑元“头脑发热”，从碉堡中跑出来“咬”着红军不放，甚至对红军主动进攻，使得红军无法脱身。打重了，会增大红军的损失，得不偿失。果然，红军的猛烈进攻有力地挫伤了敌人的锐气，当红军主动撤离战斗之后，敌人仍然龟缩在碉堡和工事里，整整3天不敢轻举妄动。就是靠着敌人尚未清醒过来，包围圈还没有合拢的这点时间差，红军得以第三次渡过了赤水河，不仅跳出了国民党军在贵州的包围圈，还将国民党军调动到了川南和黔北。可见，如果说前两次渡赤水是被动的转移，三渡赤水则是主动的战略行动，而攻打鲁班场的战斗无疑是其中的点睛之笔。
蒋介石得知这一切后，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随即调整部署进行围截。结果毛泽东将计就计，出其不意地率领红军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威逼云南……将敌人几十万大军甩在乌江以北。至此，中央红军跳出了数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包围圈，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从此，毛泽东在红军中的领导地位便谁也无法动摇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