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 北方网

作者：鲍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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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过去的13年，河北姑娘朱玲在上海，从普通白领一路打拼，开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创意公司。2023年5月，朱玲发现自己公司时任经理的张某某涉嫌“职务侵占”，向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经侦支队报案。立案后，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并委托审计公司对公司和张某某往来账目进行审计鉴定。

天津北方网讯：过去的13年，河北姑娘朱玲在上海，从普通白领一路打拼，开了属于自己的文化创意公司。2023年5月，朱玲发现自己公司时任经理的张某某涉嫌“职务侵占”，向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经侦支队报案。立案后，公安机关进行调查，并委托审计公司对公司和张某某往来账目进行审计鉴定。

今年3月27日，虹口分局认定该案因没有犯罪事实，作出撤销案件决定。朱玲说，她对审计结果存疑，申请过重新、补充鉴定，均未得到允许，而且虹口分局在办案期间，曾经向她出具的“鉴定意见告知书”“不准予重新鉴定决定书”“不准予补充鉴定决定书”等3份刑事案件法律文书，存在多处错误。

公司钱款对不上账

疑有“职务侵占”报案

朱玲今年36岁，2011年，受到上海一家创意公司的邀请来到上海工作。年复一年的工作中，朱玲积累了足够的经验，2017年，她注册了一家文化创意公司，主要从事知识产权相关的文化创意工作。2018年，她开始正式经营起自己的公司。

朱玲喜欢户外运动，刚到上海时人生地不熟，她常常参加户外活动，一来二去认识了同为户外爱好者的上海本地人张某某。

那时，在朱玲眼中，张某某人仗义，“认识好几年，我很信任他，2019年我公司有几次业务，他也都有帮忙。我觉得他外联能力挺强的，2019年5月我就提议请他来公司，当总经理。”张某某成了公司总经理后，朱玲陆续把公司公章、发票章、U盾、法人一卡通和自己名下2张信用卡，都交给了张某某，“我那会就专心出去谈合作，他成了公司的大管家。他总是表现得自己家经济条件不错，我想人家不会看上我公司这仨瓜俩枣的，所以也没有戒备。”

之后的两年，朱玲的公司发展得顺风顺水，员工最多时有20来人，年营业额达到了200万元左右。到了2022年秋天，因疫情冲击，朱玲的公司业务量变少，员工也缩减到只剩三四个人。

“那时候每次接单，我都会大体估算下，看够不够员工工资等费用。按我算应该是够的，但连续几个月的费用，跟我估算的都要差两三万块钱。”2023年4月，朱玲把张某某曾发给自己的账单都找了出来，核对后，她发现多个账单中的明细款项相加后，都比总金额少，“有的少一千、几千，还有的少一万、两万，还有的因为时间太长，看不到明细了，能算出来的，大概差了17万元。”

朱玲说，因为钱和张某某闹掰后，她陆续拿回了公司物品及企业账号，详细核对后发现竟然有200万元左右的账目存在问题。

2023年5月27日，朱玲以公司法人身份，向上海市虹口分局报案。当年7月底，朱玲收到了虹口分局的立案告知书，让朱玲纳闷的是，自己明明是5月27日报案，但告知书上却写的是5月30日，“我以为是办案人员疏忽了，也没深入追究。”

可之后警方在案件办理过程中的一连串情况，让朱玲既生气又无奈。

半个月3份公安文书

报案人发现9处错误

“2023年11月，办案人员给我打电话说，请审计单位，对账户账目进行审计。”朱玲说，去年12月底，她与审计人员、办案警察一起核对账目时发现，审计后的账目存在问题，于是她向审计单位投诉了审计人员。

今年1月17日，她接到了审计人员发来的短信，称“退出审计”“请公安局改聘其他事务所另行审计”。此后，朱玲多次询问虹口分局公安人员，新的审计单位是哪家、审计进展等情况，均未得到确切回应。

3月13日下午，朱玲收到虹口分局出具的《鉴定意见告知书》，落款时间为2024年3月11日。“告知书”上写着，经司法审计出具的会计鉴定意见书，现张某某相关账户实际净收入金额为-554851.48元。

“这个数我觉得不对，所以问审计单位是哪家，办案人员不告诉我。”朱玲说，“后来有朋友说，告知书上会有鉴定文书编号，可以查到鉴定单位，但我的告知书上，不仅没有鉴定文书编号，连告知书本身的文书号都没有。”

随后，朱玲登录公安部网站，找到了2012年公安部发布了关于印发《公安机关刑事法律文书样式（2012版）》的通知。她发现，自己拿到的告知书和公安机关统一的刑事法律文书相比，存在6处错误。

公安机关刑事法律文书样式中，有关鉴定意见的文书是“鉴定意见通知书”，而非“告知书”；“通知书”下方应该有“×公（）鉴通字[]号”的文书号，她收到的“告知书”上没有；“通知书”上的具体内容表述，与“告知书”上完全不同；“通知书”有“存在异议”可提出补充或重新鉴定申请的提醒，“告知书”上没有；“告知书”上有告知情况备注，统一的“通知书”上却没有；“告知书”左下角标注为“此联交被告知人”，“通知书”则是“此联交被害人或其法定代理人”。

3月15日，朱玲提出重新鉴定申请，3月19日，她拿到了虹口分局出具的《不准予重新鉴定决定书》，当日朱玲又提出补充鉴定申请。3月22日，虹口分局又向她出具了《不准予补充鉴定决定书》。

朱玲指着两份“决定书”告诉记者，这两份决定书上存在3处错误。

《不予重新鉴定决定书》没有正式的文书号；第二，两份“决定书”上鉴定单位的“鉴定文书编号”编号不同，一个是“【2024】第SF-130号”，一个是“【2024】第SF-0130号”；第三，去签字领取《不准予补充鉴定决定书》时，她发现，自己拿到的版本与留在公安机关“副本”内容不同，她的版本出具鉴定意见的是“上海市公安局虹口分局”，而副本上，出具鉴定意见的是“上海同大会计事务有限公司”。

3月底，朱玲接到了《撤销案件决定书》，警方认为没有犯罪事实，决定撤销此案，“办案人员一直没告诉我鉴定单位是哪家，我对这个审计结果是不认可的，为什么不准重新鉴定、不准补充鉴定，理由是什么？没人给我合理答复。”

虹口分局：暂未回应

一年来，朱玲多次找到虹口分局，向多个部门的多位民警，对她所收到的刑事案件法律文书真假，提出质疑，但却始终没有人能够给出合理答复。

上述3份法律文书是否存在造假？为何3份文书与公安部发布的文书样式会有诸多不同？朱玲提出重新和补充鉴定，为何被拒绝？5月21日，津云记者联系了上海市虹口分局，工作人员称对此事并不知情，如要采访，必须联系上海市公安局。随后，记者又联系了上海市公安局，记者按照要求提供了采访函及记者证，工作人员称会有人员对此进行回复。

截至记者发稿前，尚未收到上海市公安局的回应。

（应受访者要求，朱玲为化名）

津云新闻记者 鲍燕 发自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