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李大钊被军阀张作霖的特务抓捕。与之一同被捕的，还有20多位革命同志，这些人都被关在同一所监狱里。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20多人仿佛商量好了一样，态度异常坚决。张作霖闻讯气急败坏，下令对他们实行残酷的绞刑。

从中华民国成立以后，绞刑就被废除，恢复了以前的砍头法。直到袁世凯死去，黎元洪继任总统后，又恢复了绞刑。为此，国民政府还从英国买了绞刑机。当时，关押李大钊在内的20多位革命志士的看守所，有两副绞刑架，一次只能执行两个人。

据悉，第一批被执行绞刑的是李大钊和谭祖尧，最后一批是郑培民和方伯务。相比于李大钊绞刑时间之久，方伯务所承受的心理压力，也是极其之大。期间，敌人不会马上将人绞杀，而是采用威逼利诱的手段，试图在生死面前攻破革命志士的心理防线。

行刑那天，有个女英杰叫张挹兰。她是北大教育系的学生，受李大钊的影响，参加了民主革命。后来，她担任了《妇女之友》的主编，开始全身心地宣传妇女自身解放真理。当刽子手喊她名字，张挹兰面带微笑，从容不迫地走向绞刑架。

警官拦住她，劝她一介女流，长得又那么好看。只要张挹兰说一声今后不干了，就马上放她走。张挹兰听后，大义凛然地讲，要她不革命，那是妄想！在张挹兰的心中，跟随导师李大钊的步伐，为革命事业献出自己的生命，那是最高尚的荣誉。

作为李大钊的学生，张挹兰的表现很令人敬佩。话说回来，李大钊当时被执行绞刑是什么场景呢？有人说，李大钊被押到绞刑场后，他向执刑者提出想要写一份遗书，但这一要求被拒绝了。李大钊无言，神色未变从容上台，等待死亡的降临。

为了“杀鸡儆猴”，敌人采取了“三绞处决法”处决李大钊。敌人第一次把李大钊绞昏过去，将其放下，然后劝他“回心转意”。李大钊醒过神来，愤恨地对着刽子手说：“我的灵魂不死，革命不死。”

第二次时，李大钊冷笑道：“力求速办。”这也是李大钊最后的遗言。第三次，李大钊英勇就义，年仅39岁！多年后，李大钊的女儿在回忆录中提到，敌人为了延长父亲的痛苦，别人只执行18分钟，而对他施行的时间长达40分钟之久。

李大钊死讯传开后，社会各界知名人士都纷纷哀叹，毛主席也为李大钊的离去而感到悲伤。毛主席是在1918年秋，在杨昌济的介绍下来到了北大，他找到李大钊后，李大钊给予他很热情的接待。通过交谈，李大钊对毛主席爱国思想和远大抱负倍加赞赏。

1936年，毛主席在延安窑洞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中，曾提到李大钊说，他在李大钊手下担任国立北大图书馆助理员时，曾迅速地朝着马列方向发展。李大钊和毛主席之间的关系，是良师，又是益友。

北京解放后，北京市委书记彭真下达指示，抓捕杀害李大钊的首犯。办案人员随即从敌伪档案里寻找线索，费了好长时间整理，终于查到了一个叫吴郁文的人。

当年，他在抓捕李大钊等人行动中立了大功，晋升为陆军中将。与他一起行动的，还有陈兴亚、雷恒成、蒲志忠。吴郁文被抓时，已经69岁了。吴落网不久，蒲志忠主动到公安局自首。再后来，陈、雷也相继被抓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