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七年春，濬县衙门前聚集的百姓亲眼目睹惊心一幕：十二名人贩被当街凌迟时，知县张肯堂命人将三百斤食盐撒在刑场——这是明代应对"喊冤血光"的秘术。这场持续三年的拐卖大案，竟始于知县大堂上婴孩的三声啼哭。
杨生财报案时，张肯堂首先查验了万历四十五年的黄册底籍。明代户籍制度规定"三年一造丁口簿"，在永乐年间创建的"婴儿脚纹录"中，衙吏发现失踪幼童左脚第二趾有颗朱砂痣。这个细节成为后来指认的关键证据，当时北京宛平县曾用此法五年破获拐案七十三起。
当赵奉伯邻居集体作证时，张肯堂采用了成化年间流传的"三辨法"：先令幼童辨认生父衣衫气味，再试吃两家灶头饭食，最后观察睡梦呓语倾向。明代医书《婴童百问》记载："三岁稚子，味觉辨亲胜于目视。"幼童最终扑向赵家饭食，实因赵家常年喂食掺有阿芙蓉的米粥。
宣称幼童暴毙的计策，源自正德年间的《洗冤录补》。张肯堂特意在停尸房点燃曼陀罗香，这种致幻香料会放大嫌犯情绪波动。当杨生财出现心悸昏厥、赵奉伯面露喜色时，衙役手持的"辨谎水钟"显现差异——铜壶滴漏在赵奉伯应答时流速加快三成，这是明代刑部验证的测谎秘术。
追捕王三宝时，张肯堂启动了明代特有的"关津协查制"。他在淇县通往卫辉府的官道设下七处"迷魂哨"，这些伪装成茶铺的暗哨配备《人像比相手簿》，成功识别出剃须改装的王三宝。这种跨府联查机制曾在嘉靖年间创下八百里追凶的纪录。
明代侦破拐卖案讲究"五证俱全"。除王三宝的买卖契约外，张肯堂还取得保定府颜料商的证词——拐卖团伙用靛蓝染料修改孩童胎记；查获的账本显示他们六年贩卖人口四百余，这个数字正好与刑部"失踪幼童年损七十"的统计吻合。最关键的证据是查抄出三份宣府边军的购人契约，坐实了"资敌"死罪。
张肯堂援引万历《问刑条例》中"略人略卖人条款"，结合《大明律》"强奸三犯"的加重处罚原则，将普通拐卖罪升级为"边镇资敌"的重罪。这种"罪状叠加"的审判策略，使原本流放三千里的罪行变成凌迟极刑。刑场特设的"盐腌示众"酷刑，则是针对万历四十年太原府人贩劫狱事件的预防措施。
这场震惊豫北的拐卖案，展现明代司法的精密体系：从保甲档案的物证技术，到跨省缉凶的协作机制，乃至心理审讯的秘术应用。在没有现代科技的困境下，明代官员通过制度创新与经验积累，构建起独特的刑侦智慧。结案后，张肯堂将案件编入《谳狱述要》，其中"以味辨亲"之法，直至康熙年间仍被刑名师爷奉为圭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