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学习的重要性，人所共知。《礼记・学记》云:“玉不琢,不成器,人不学,不知道。"《三字经》说：“人不学，不知义。”讲得都是学习的重要性。

北齐著名教育家、黄门侍郎颜之推，著《颜氏家训》在勉学一章中，提出了一个著名观点“以学自损,不如无学也！“

颜之推鲜明指出：“夫学者，所以求益耳”，但当他看到有的人读了几十卷书,就自高自大起来,有的冒犯长者,有的轻慢同辈，等等，以致大家仇视他像对仇敌一般,厌恶他像对恶鸟那样。基此，他认为像这样用学习来损害自己,还不如不学习者为好。

读书学习，就大多数人而言，主旨有两为：一是为物质而学，二是为精神而学。为物质而学是基础，其意义不言而喻——维持自身的存在，并使自己更好地活着；为精神而学是升华，意义在于获得智慧而拥抱幸福。

通常而言，人的境界，在初生时差异并不明显；拉开距离的，正是后天的学习。所谓“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德五读书。”在这几个决定人生高度的因素中，排在前面的命、运、风水、阴德，要么说虚无缥缈，要么说难以改变。而只有读书，也就是学习，虽然从排序上其重要性是最低的，但却是唯一通过努力可以改变的因素。如果你想步入社会阶层的上升通道，就得有更多的竞争优势，这个优势就得靠学习。读书学习，或许会让感觉很累，但到你将来需要做出选择的时候，你肯定会比别人有更多的选择机会。

那么，读书是不是会必然与“益”划等号呢？事实上并非如此。颜之推举例的“见人读数十卷书,便自高大,凌忽长者,轻慢同列”，就是反面典型。“人疾之如仇敌,恶之如鸱枭”的结果，不仅打了“圣贤书”的脸，也常常让读书人蒙羞，让知识蒙羞。

更令人扼腕的是，翻一翻中国历史，秦汉以降，历朝各代朝廷都可见“ 圣贤之书误入犬腹”的人物。这里姑且不言秦代的李斯，汉代的陈平，曹魏时的曹操，唐代的李绅，也不说宋代的蔡京，明代的严嵩，清代的和珅等权要，单独说三个文坛上有影响、但人品极差的人物。

首先说一下崔颢。他是唐开元十一年进士，做过司勋员外郎、太仆寺丞等官职，品级为从六品上，大体相当于现代正处级干部。他的诗作《黄鹤楼》，堪称千古经典，被称为唐诗七律之首。遗憾的是他的人品却令人咋舌，吃喝嫖赌样样俱全。他的长相虽然不乍地，却三番五次的更换配偶。《唐才子传》中有这样一句话，崔颢“娶妻择美者，稍不惬即弃之，凡易三四。”意思是，崔颢娶过三四个老婆。所以他的名声非常差，大家都不待见他。因为名声太差，一辈子也没有做上什么大官。

接下来说宋之问。年纪轻轻就中了进士，因为偶然，他写的一篇作品得到了武则天的称赞。为了贪图富贵，他趋炎附势，为了升职加薪，几乎不在乎尊严。早先依附于武三思、张易之，后来看到太平公主和安乐公主权势日盛，转身巴结两位公主，还梦想当武则天的男宠。最令人不齿的是，他的亲外甥刘希夷写了一首诗，其中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两句，他见这两句诗好，便想据为己有，刘希夷不愿意，宋之问竟不顾及亲情，让仆人把用土袋将外甥活活压死，这可以说是一种猪狗不如的品行。

最后说一下潘岳，别名潘安、潘安仁，他曾作为古代男性美的符号流传，小说中常以“貌若潘安”来形容男子容貌出众。同时，他也是魏晋第一流的文学家，其作品对后世影响很大，特别是《悼亡诗》成为中国文学史悼亡题材的开先河之作，历代被推为第一。但他的人品却屡遭世人诟病。《晋书·潘岳传》中记载“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意思是，潘岳性情浮躁，趋于势力，善于谄媚，人家的车子已经走出很远，还要望着尘土下拜。这是何等的媚态！他还参与了构陷愍怀太子的事件，期间其母多次劝他要知足，可他总是不听。结果，最后被诛三族，连累母亲也被杀害。

上述人物的行为和灵魂，正应了那句现代俗语：“流氓不可怕，文化人也不可怕，有文化的流氓才可怕。”这种“文化流氓”，堪称“以学自损”，把圣贤书念到了狗肚子里，恶心坏了天下读书人。

所以，并非是圣贤之书读得越多，境界便越高；而是境界越高，便越重视圣贤之书。这当中，一个十分重要的关节，就是《朱子家训》所说：“读书志在圣贤，非图科第。”

也就是说，读书首先用于修身，像圣贤那样学以知礼、学以修德、学以养廉，拥有良好的品质。“先做人，后做事。”唯有具备非凡的道德修养，方能在事业上登峰造极。

而那些德行乏善可陈的人，纵使功名富贵冠绝一时，也终为君子所轻视。的确“不如无学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