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随着高考被恢复，许多下乡知青想方设法回城落户；

一位35岁的年轻人，在1989年也随着这股回城流带着妻女回上海落户。

然而，因为文化大革命，他错过了高考，回到城里，没有技术，没有文化，只能过着较下层的生活。

那时候的上海，已经可见未来国际大都市的雏形，崭新的高楼，各式各样的汽车，商店里琳琅满目的橱窗，无不彰显着这座城市的前途不可估量。

可是对于这位年轻人来说，他的前途确是一片迷茫。

他偶然在路边花5毛钱买了一本日本留学手册。

故事，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1989年，35岁的丁尚彪在路边摊花了五毛钱买了一本日本留学手册，在和朋友了解日本那边的情况后，他回家和妻子陈忻星说了想去日本留学的事情。

在听完丁尚彪的话语，妻子陈忻星只是问，“学费是多少，要去多久？”

丁尚彪回答，42万日元，折合人民币3万元，学业完成就回来。

彼时的丁尚彪只是食堂的一名员工，妻子陈忻星也只是纺织厂的一名普工。

这个数目对于当时中国的普通家庭来说是一笔巨款；

对于丁尚彪夫妻来说，是工作15年才攒得到的钱。

在金钱和前途两者决量后，妻子陈忻星同意让丁尚彪去往日本留学。

为此，夫妻四处向亲朋好友借钱，才凑齐这笔巨额学费，而后，丁尚彪带着微薄的行李，踏上了前往日本的航班。

没有实现的理想总是让人心生希望，而现实却往往有悖于理想。

山一程水一程的舟车劳顿，丁尚彪终于抵达日本，来到了位于日本大寒町的飞鸟语言学校。

站在学校面前，丁尚彪差点失去了思考的能力。

学校位于偏僻的乡村角落，教室是借用当地的初中校舍，村里基本都是老弱妇孺，年轻力壮的都逃去千里之外的小镇。

举家借债求学，换来的是这种结果，丁尚彪倍感绝望又不甘心。

在一个隆冬深夜，他和几个同学商量决定，趁学校工作人员熟睡时偷偷逃走，搭上最近的一班电车前往东京。

在经历一场惊心动魄的深夜逃离后，抵达东京的丁尚彪以为事情会有转机。

殊不知，这是他理想的第二次破灭。

东京学校拒绝了他的转学申请，从那一刻起，他失去了在日本的合法身份和自由回国的机会。

满怀希望的出国求学，命运却总是阴差阳错。

转校申请被拒绝，3万元的学费打水漂，没有合法的留日身份。

丁尚彪在茫茫人海里行走，错身而过的路人，只是漠然地看着这位萧索的年轻人，无神地往前走。

走去哪，往哪里走，丁尚彪不知道，回国是不可能的，留下来也是不可能的，摆在眼前都是否定的答案。

丁尚彪抓着头发，想起妻子和亲朋好友在机场送别时期许的眼神，在心中默想了几次，决定留下来，留在日本打黑工。

“钱收到了吗？”

“收到了。”

“那就好。”

“你什么时候回来？”

“再说吧。”

这是丁尚彪和妻子陈忻星每次电话避不开的话题。

之后，是彼此长长的沉默，最后是妻子那边挂断电话响起的”嘟，嘟，嘟“声结束对话。

丁尚彪长舒了一口气，即使已经向妻子解释过自己待在这边是为了多赚些钱，以后让孩子出国留学，妻子每次通话依然会催促自己回国。

除了为孩子，还有一个事实是他已经没有合法的滞留身份了。

一旦回国便再也不能回日本，只能一边谨慎地打着黑工，一边提防着被警察抓到强制遣送回国。

他也有想过回国，但他不确定回到中国是不是有现在的工资待遇，毕竟支撑女儿出国留学是一笔极大的费用。

与其像七年前一样莽撞探索，不如待在原地，努力工作，至少这是一份看得见的薪资。

他知道妻子的疑虑，也试过努力去打消，但是不回去这个事实是横亘在他们心中的一根刺。

孩子，是他们目前能够继续沟通的唯一纽带。

想起孩子，丁尚彪的脸上总会有些笑容，每晚躺在出租屋的床上，看着墙上女儿的照片，总会想象她现在是什么样子。

像他还是像妻子，在联想一番后，便带着疲惫进入沉沉的睡梦中。

快八年了，这是丁尚彪离开陈忻星母女的时间。

像往常一样，陈忻星下班回到家，开始收拾，突然“啪”地一声，家里陷入一片黑暗中。

陈忻星顿了一下，随后熟练地在家中摸索起来，在黑夜中换上保险丝，光明重新来临。

做饭，炒菜，摆上碗筷，在饭菜的香味和傍晚的寂静中，等待女儿的回来。

这是八年来陈忻星的日常，等待是她常做的事情。

从丈夫去往日本至今八个年头，他的生活是否如他所讲孤身一人，还是另有她人陪伴，这都是陈忻星埋在心头的一根刺。

每次通话，陈忻星都会细细揣摩丈夫说的每一句话，去捕捉电话那边的呼吸声是否急促。

她有时候受够了这样的自己，告诉自己要相信丈夫，但隔着远洋，那份信任变得不堪一击。

只有聊到女儿的未来，话语才会变得轻松。

有时候，陈忻星也会放弃地想，这样也好，毕竟每个月都有钱汇来，等女儿出息了，就各自安好吧。

然而，在一个普通的日子里，一个摄制组的到来，打破了陈忻星和女儿孤寂的生活——他们带来了丈夫丁尚彪在日本的生活记录片。

坐在电视机前，随着纪录片的进度条一点一点往后走，陈忻星慢慢地抿住嘴唇，左手拄着脸颊，眼睛泛着泪花。

无人知道此刻陈忻星的想法，她只安静地盯着屏幕，看到丈夫挂断电话擦拭眼角泪水的那一幕时，一行泪水自她脸颊滚落。

那一瞬间，陈忻星内心是释然，是难过，是理解，但更多的是疼惜。

多年来的疑虑顷刻间烟消云散，从今往后的笑容，可以更加灿烂些吧。

八年了，两千多个日日夜夜，每当听到别人在讨论爸爸的陪伴时，丁晽总是安安静静地坐在位置上做题，眼泪却早已模糊她的双眼，只能低着头再低着头。

回到家中，母亲也几乎不提父亲这个人，父亲这个人好似早已消失在她们的生活里，唯一的联系是每个月冷冰冰的汇款单。

对于父亲，丁晽还停留在他牵着自己的小手走在上小学路上的印象里。

那时候她还要抬头仰望父亲，而现在她已经和母亲齐肩高了，但那个仰望的人却消失了整整八年。

她不知道他出国留学工作为何要去那么久，中间连一次回来都没有。

她不解，期待过也愤怒过，但更多的是怨恨，她觉得她和母亲被父亲不明不白的抛弃了。

更加努力的读书，然后出国留学，给母亲挣一个好的生活，是丁晽想到的能给与母亲唯一的回报。

在一个平常的日子，一个摄制组的到访，打破了丁晽平静的生活。

摄制组带来了父亲在日本生活八年的纪录片。

看着镜头里的父亲，她才明白父亲的不易。

异国他乡的孤独，担惊受怕的惶恐，这只是一个中国父亲，用他笨拙地方式去为孩子争取一个可选择的未来。

看着镜头里父亲述说着如何在没有浴室的出租屋里洗澡的办法时，丁晽不可抑制地哭了起来，她想象中父亲抛妻弃女，在国外潇洒生活的情节并没有出现。

眼前只有父亲日复一日的工作，拖着疲惫的身躯在街巷慢慢行走的身影。

她多想抱抱她的父亲呀。

在电视机里，丁尚彪转头看向镜头的一瞬间，丁晽好似穿越了时空，与电视机里的丁尚彪坐在一起，面对着镜头微笑。

“老丁，丁晽考上了！”

“是吗？是真的吗！”

“是真的！”

电话里头，陈忻星高兴地和丈夫丁尚彪说着女儿收到了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通知书的消息。

女儿丁晽坐在旁边微笑地听着父母的对话。

丁尚彪在海的另一边握着电话久久不语，过了一会，他抬手一摸，满脸泪水。

八年了，所有的努力有了一个结果，丁尚彪甚至无法用语言描述此刻自己的心情。

他的出国留学接力棒终于交到女儿手中。

但他身上的重担没有用因此而卸下，为了让女儿在学医的路上能继续深造，丁尚彪依然留在日本打黑工。

每当妻子和女儿劝他回国时，他总是笑着回答，我现在尽我的力量去做，等丁晽毕业了我就回去。

言语中满是一个父亲对女儿的期待与爱意，不管前途多渺茫，他都愿意为之付出他所能付出的一切。

在丁尚彪离开中国的第15年，女儿丁晽博士毕业了，而这一天，也是丁尚彪和妻子陈忻星卸下重担的一天。

15年里的异国打工生涯，丁尚彪的牙齿早已松动，头发脱落许多，长期的重度劳作，让他的脊柱无法伸直。

他在离开日本前回到了大寒町的飞鸟语言学校，在这里，他曾以为他的人生重新开始，殊不知，命运给他开启的是苦难的副本。

他惶恐过，害怕过，但又坚定地走完命运送予他的历程。

对着这座荒芜得地理上再也找不到的小镇鞠了三个躬，丁尚彪转身离去。

在归国的飞机上，丁尚彪望着窗外熟悉的土地，潸然泪下。

离去只是少年，归来已是两鬓苍苍。

而在家中等待的陈忻星，早早便去市场买好菜，坐在椅子上，守着灶台的米粥，望着门口。

今天，等待了15年的人终于归来，从今往后，也将有人等她而归。

中国的父母，为了孩子，能做到何种程度呢。

古有孟母三迁，只为孩子找到一个适合读书的学堂；

今有丁尚彪的家庭，一家三口分隔两地，两厢思念，但为了孩子，他们愿为之分离，在各自的生活里，努力奋斗。

而这样的一家人，不过是中国千千万万家庭的缩影。

在中国父母的人生词典里，一旦有了孩子两个字，往后整个人生，从此有且只有这两个字了。

就如诗词所写：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夏居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