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之隔，主旋律电影的象征性与表现性，构成同一条历史河流。
撰文 | 蓝洞商业 赵卫卫
时间紧张，《建国大业》是临时交给的任务，导演黄建新提前一个月才进组。
好在演员认真，大家都去查史料读传记。比如黄建新见到扮演毛人凤的姜文时，姜文抱着一堆史料，把细节准备到都不用你想。
但有一个改动。姜文在片中向总理行军礼，本来是美式装备美式军礼，但黄建新要求是日式的，因为蒋是在日本受训，所以姜文在片中敬礼时，下意识的磕了下后脚跟。
《建国大业》是献礼中华人民共和国六十周年的作品，也是2009年国产电影票房冠军。《建国大业》成功之后，韩三平一直在想这类主旋律电影要不要继续拍？怎么拍？
于是，2009年他们主动提出要拍《建国大业》的前传《建党伟业》。执导这部作品的同样是韩三平和黄建新，两人是1983级导演进修班的同学，而且当时都是四十年以上党龄的老党员。
这次时间宽裕了，黄建新带着团队用一年时间研究史料和细节，一边拍一边改，最后改了40多稿，相比《建国大业》是演员根据档期来确定戏份，《建党伟业》是黄建新和演员共同完成整体性人物塑造的过程。
比如，冯远征在《建党伟业》里饰演陈独秀，是一个非常出彩的人物。陈独秀具有外向激情的特质，黄建新费了很多心血让观众重新认识他。拍摄现场，冯远征和扮演李大钊的张嘉译有一场对话戏，冯远征提议改为一边吃火锅一边聊，这样更自然，黄建新同意了。
聊着聊着，冯远征说：“彻底改变这个世界！”说完这句，他把酒倒进了火锅，火焰四起。这个动作是黄建新提议加的，后来冯远征总结，“火是对革命的预示，符合情境，也符合陈独秀的个性。”
如今，即将上映的主旋律电影《1921》，第一个电影镜头也给了充满战斗性的陈独秀。207号监狱门打开，陈坤饰演的陈独秀用一双凝峻的眼神打量着你。“他这双眼睛是一个主观视角，看到了中国近代的变化”，黄建新说。
《1921》里的陈独秀
陈坤是《建国大业》里的蒋经国，是《建党伟业》里的周恩来，是《1921》里的陈独秀。
同样是主旋律，《1921》有了更充足的准备时间。剧组花了四年时间去寻找史料，从日本警视厅档案馆发现特高课破坏“一大会议”等鲜为人知的记载，这都给电影《1921》增添了欧洲和日本的视角。
黄建新再一次踏入了历史的河流，追溯历史源头，讲述一个年纪轻轻做大事的时代。相比《建党伟业》从1911年辛亥革命讲起横跨十年的历史，如今的《1921》凝聚在1921这一年共产党成立前夕的上海，人物集中，刻画灵活。
作为与时俱进的主旋律电影，它们之间有精神内核的传承，也有创作手法上的蜕变。本质上，它们都是社会、文化生态的切口，都是对戴锦华曾提出的问题的不同回答：
作者是否犹在？是否可能？电影是否艺术？是否可能或应该参与承担形塑中国文化主体的责任？
三段论与心灵动力2011年，《建党伟业》献礼建党90周年，韩三平思考的出发点是责任意识：“我们应该来找这个根和祖，寻根问祖，探寻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前，为什么会成立这个党，历史的必然性在哪里？”
最后，他和黄建新给出了一个三段论式的结构。
《建党伟业》第一部分讲的是辛亥革命之后军阀混战，乱象纷争，以此折射出共产党诞生背景；第二部分是“政论片”的色彩，讲的是从1917年—1919年，从十月革命到五四运动的上下求索过程；第三部分则是重点渲染的“青春片”的拍法，知识分子铁肩担道义的理想，与马克思主义的近代工业革命催生出的先进理念结合，这才有了中国共产党的诞生。
所以《建党伟业》讲述的是十年间，从“中国怎么不行”，到“探索怎么才行”，最后“解决了怎么才行”的问题。
拍摄难度在于，涉及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纷繁复杂，既不能有大的史实硬伤，又不能脱离当时的时代氛围，更不能完全忽视观众们的品位。“众口虽然难调，但是缺任何一味却是万万不可。”黄建新曾说。
在此之前，作为电影行业的领头人，韩三平承认有些主旋律电影做的不太好，原因在于简单化、公式化，观众不爱看。而破题的关键在于，“中国电影工业越来越发达，我们把现代最通行的先进技术和工业手段，放上我们自己的人物和故事，那就会是一个现在观众，特别是青年观众能接受的电影了。”
更重要的是，《建党伟业》与《建国大业》建立了一个良性的循环，主旋律电影的边界不断被拓展，《红海行动》、《湄公河行动》、《战狼2》以及黄建新任总制片人的《我和我的祖国》等作品，都伴随着中国电影市场的崛起而相继爆发。
当下，庆祝建党100周年的《1921》把时间凝练在1921年的上海，黄建新把《建党伟业》比作史诗，把《1921》比作更生动具象更具烟火气的现代主旋律电影。
“我越来越关注心灵，关注他们心灵的源动力来自哪？关注的是生动的角色和理想之间的关系。”黄建新说，他希望通过更具象的人物来构成1921年，让齐聚上海的年轻人产生精神碰撞，而这个充满活力的魅力就是未来。
通过生活化的细节，可以钩沉出大历史人物中的真性情。
比如在《1921》里，黄轩饰演的李达，邀请王仁君饰演的毛泽东在家吃饭，两人都是湖南人，一个秉性直率，一个白面书生。结果因为李达长期伏案有胃病不能吃辣，饭桌一个辣菜都没有，毛泽东就表现出失望之情，感叹说，“湖南完咯！”
《1921》里的青年毛泽东
同时，《1921》更具有国际化视野，启用了不少外籍演员，有不少外语对话，这也是真实还原当年上海列强纷争多元文化的局面，“一大代表们跟马林讲英文，跟法国巡捕讲法语，跟日本共产党讲日语，这一切都是使电影表达更充实”，黄建新说。
年轻诠释年轻信仰与理想，是全世界通用的电影语言。
从2002年以制作顾问的身份与昆汀·塔伦蒂诺合作《杀死比尔》，黄建新就开始更多以监制的身份来推进中国电影与好莱坞工业体系的接轨。
在黄建新看来，全世界的主流电影都是一样的，都是对国家最主流精神的自然表达，是一种“主流文化状态”，其取决于国家电影工业、文化和综合实力的基础。
而具体到《1921》，把一个教科书里人人皆知的事件用电影的方式讲述出来，黄建新觉得，只有创作出更丰富更有征服力的人物，生动准确表达民族的精神之旅，传递共通的情感，才是电影的魅力所在。
《1921》里的青年学生
“《1921》里的人物是充满信仰的，他们勇敢、决绝，坚定不移。”黄建新说。所以，在《1921》里，以黄轩为代表的20世纪80后90后，溯游而上追寻光明的源头，去诠释19世纪的80后90后，那是一个年轻的时代，是一个年纪轻轻做大事的时代。
他们不是旧时代的孝子顺孙，而是新世代的活泼雏儿。
演员黄轩曾在《建党伟业》里饰演年仅19岁的刘仁静，如今，在电影《1921》里，他饰演的是参与“一大”会议组织和筹备工作的李达。
在张国焘的回忆录里，李达是一个学者气味很重的人，有湖南人的傲劲，与人谈话一言不合往往睁大双目注视对方，简短言辞，有时坚硬得像钢铁一样。
如果只是从书本中感知历史，可能读者认识的李达是一个强硬的人，而如果看了《1921》，才会了解一个更立体和丰满的李达。在电影中，他数次看向窗外，对面的楼里，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在冲她微笑，默默不语。
隐喻和象征这些文学修辞手法，是黄建新从一开始拍电影就善于融合进电影中的，而主旋律电影的本质也是象征和表现性的。
就像瞿秋白在1920年代翻译高尔基的作品《那个城》，他用小孩比喻中国，用那个城比喻俄国大革命后的光景。
沿着大路走向一个城——一个小孩子赶赶紧紧的跑着。
那个城躺在地上，好大的建筑都横七竖八的互相枕藉着。仿佛呻吟，又像是挣扎。远远的看来，似乎他刚刚被火——那血色的火苗还没熄灭，一切亭台楼阁砖石瓦砾都煅得煊红。
为什么这个小孩所代表的中国要走向那个城市？那个城接近光华的太阳，他渴望生活，美，善。
小孩子站住，掀掀眉，小孩子站住，掀掀眉，舒舒气，定定心心的，勇勇敢敢的向前看着；一会儿又走起来了，走得更快。
跟在他后面的夜，却低低的，象慈母似的向他说道：“是时候了，小孩子，走罢！他们——等着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