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特科是在特殊历史环境下的一种产物，因为当时上海的中共中央正处于极其秘密的地下活动状态，处境极其险恶，党中央机关和领导人随时都有可能处于全军覆没的危险之中。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当时由于反动军阀镇压，并没有合法活动的条件，长期处于地下状态，自1924年到1927年，在国民党当局辖区内有了一定的合法地位，1925年8月主张联共的国民党领袖廖仲恺被刺杀，根据被捕的刺客交代，下一步就要暗杀我党。
周总理和陈延年就此预感到有必要建立起侦查保卫组织，当时周总理安排黄埔军校任职的陈庚掌握一些武装保卫力量，并且开始在国民党内部中建立一些内线，就此成立了我党最早的刑侦工作，不过还不够健全。
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政变，虽然中共中央事先得到了一些内线，但缺乏其核心的情报，上海，广州等党组织遭到了突然的袭击，大批干部和群众骨干因未能及时转移而被捕杀。
1927年5月脱险的周总理吸取了之前的教训，为保卫中央安全建立起特科，在各处建立内线，并且组织精干的武装保卫人员和秘密交通网。
1927年11月，周总理从广东回到上海重组中央特科，当时特科成员中有一些带有江湖流氓气息的人，比如顾顺章，他们热衷于打打杀杀，但周总理明确命令不允许在党内相互侦查，这一切都是为了保证中共后来正常的党内生活。
蒋介石建立的特务机构用于侦察党内的一切。根据李宗仁回忆，他在担任副总统期间，身边所有的卫兵都是蒋介石的侦探，只对蒋介石个人负责。因此直接导致国民党内务特务政治及其泛滥，造成政权四分五裂，丧失人心。
中共从事隐蔽战线斗争的时候，从来不允许搞暗杀和恐怖袭击一类事件，因为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革命的斗争的目的是为了推翻整个反动统治，而不是消灭个人。
暗杀敌方头目不仅不能达到斗争的目的，反而会引发社会恐慌，并且影响斗争的方向，中共中央特科消灭过少量的叛徒，但都是因为这些叛徒即将出卖机密文件，会对组织造成巨大的破坏。
1928年4月，政治局常委罗亦农在租界被捕，并且引渡给国民党当局6天之后惨遭杀害。
当时负责中央特科情报工作的陈庚通过内线关系了解到导致此事发生的关键因素是何家兴和贺之华的出卖，何家兴贺之华从德国和苏联留学回来之后经常出入东红酒绿的场合，但是组织每个月给他们发的几十元生活费无法满足他们的奢华需求，因此他们利用接待之机，偷偷记录下来上百名领导人的住址以及个人信息，随后以5万元的价格在租界巡捕房出售。
好在发现及时才没有酿成更大的祸患。1929年8月24日，彭湃在上海开会的时候被捕，周总理因为临时有事未到场而幸免，仅仅6天之后彭湃便被杀害了。
中共特科通过内线调查发现告密者是军委秘书白鑫，周总理只是同年11月11日晚上在上海霞飞路连开九十余枪，击毙白鑫及特殊保镖共计五人。
1935年爆发的顾顺章事件是特科所有人员面临的最危险，最为严峻的考验。
顾顺章被捕之后当天就叛变了，由于顾顺章长期负责党内中央机关保卫工作，了解党的几米，对党秘密工作情况十分了解。
顾顺章仗着手中掌握了许多基要的文件，可以向蒋介石邀功，因此他被敌人抓住之后，要求立刻押解他前往南京，说有十分紧急的情报，要当面向蒋介石汇报。
但是在武汉的特务机关急于抢工，根本不肯买账，没有理睬他的要求，而是给蒋介石发了一封电报。
在蒋介石处有我党的成员担任机要秘书，正是因为这封电报才给了我党足够的准备时间。
经此事件之后，我们在周总理的领导下开始自己动手研制设备，培训技术力量，电台研制成功之后，加紧了中央与苏区和红军的通讯联络，为了顺利开展红军的通讯业务，周总理还亲自编写了一本密码，主要用于苏区中央局和上海党中央的联系。
在没有硝烟的战场上，中共特科肩负着重大的历史使命，多次力挽狂澜救党组织于危难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