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二年（1042年）春，开封皇城的垂拱殿内烟雾缭绕。宋仁宗攥着辽兴宗的国书，目光扫过“关南十县”四个字时，西北边陲的烽火似乎已烧到了黄河岸边。
宝元元年（1038年），元昊在兴庆府称帝的消息震动了东亚格局。当宋军在好水川、三川口接连惨败时，辽兴宗敏锐嗅到了机会。这个契丹君主既想洗刷父亲辽圣宗澶渊之败的耻辱，更想攫取河北战略要地。重熙十一年（1042年）正月，幽州城外突然集结十万辽军，萧英、刘六符的使团带着割地要求直扑汴梁。
时年三十九岁的富弼带着国书北行时，怀揣着两道底线：可增岁币，绝不割地。在大同府的行宫中，辽兴宗以“晋割燕云旧事”相逼，富弼则反将一军：“若追前代旧账，则幽蓄十六州本属中原。”当契丹君臣提出和亲时，他更以岁币的“细水长流”对比公主嫁妆的“一时之费”，彻底打消了辽国的联姻念头。
谈判桌上最激烈的交锋竟在“献”“纳”二字之间。辽国要求宋朝“献”岁币以示臣服，富弼坚持“纳”字维系平等。最终达成的“岁增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虽保住了关南之地，却将澶渊之盟的岁币总额提升至银二十万两、绢三十万匹。这份《庆历增币协议》的背后，是北宋三线作战的窘迫：西有西夏叛乱，南有侬智高起事，北临辽国威胁。
历史的镜鉴在此显现：当富弼返朝拒受封赏时，他已预见增币仅是权宜之计。十二年后，范仲淹在《答手诏条陈十事》中痛陈积弊，这场由外交危机催生的庆历新政，终究未能扭转北宋“强干弱枝”的国策困局。而辽国看似获得的短期利益，实则加速了宋金海上之盟的缔结——一个半世纪后，女真铁骑同时踏破了汴梁与上京的城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