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自古以来崇尚道，鄙视术，导致很多东西，只有世界观，没有方法论。或者说只有是什么?没有为什么和怎么样?

多了归纳总结，少了演绎推理。

这就导致饱读圣贤之书的科道谏官，在给皇帝上奏折时，动不动三代以上，尧舜禹汤。我要是皇帝，天天听这些，我也烦，就不能换换别的词儿？

这句话似乎“唬住了”名为汉相，实为汉贼的曹操，他确实一辈子没篡汉，当手下文臣武将纷纷劝他称帝时，他说：“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意思就是说如果我曹家真有天命，那我当周文王就行了，夺天下这事，让我儿子干。

等到汉献帝刘协被迫禅位给曹丕。受禅大典结束后，曹丕说，“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舜帝和禹帝禅让的事情，我总算知道咋回事了。曹丕这句话，其实就是暗示，不，明示，上古先贤禅让时，可不像儒生说得那么和谐。

上古三帝的氓隶时代，生产力不发达，生存竞争激烈，人性只会更加黑暗。所以动不动就拿尧舜禹汤来劝谏，本质是一种偷懒的行为，“不听不听，王八念经”。

所以，按照主席的说法，现在感觉"受了知识分子的骗"的一点，就是对于权臣的看法。事都是权臣干的，话都是儒生说的。如果要毁掉一个有成绩的人，多的是方法去攻击、诋毁、搞臭他。

干事，就难免有错，坐那叨叨，啥事没有。

常见的例子如汉武帝，以一朝之力，几乎奠定了中国疆域的四极，北干到朝鲜，南干到南越，西干到西域，东干到闽越，版图传承至今，你说彼时代的人，受苦受累，骂骂也就算了，现在动不动就是“劳民伤财，穷兵黩武”。

因为功业越大，手段必定越不常规，手段越不常规，与传统道德相悖的可能性，就越大。再加上道德对现实的反应，到形成、规范、劝诫，本身又具有相当的滞后性。

他们往往用藏拙来自欺欺人，宋朝以科举儒生为中心的社会结构成型之后，执行温良恭俭让那一套，导致对外再也无法突破，汉人的战略空间到现在，还在吃汉武帝的老本，不，本钱还丢了一些。

长期以往，权力的结构异化，契约的步履维艰，又导致了人情社会的根深蒂固。

儒生，或者说功能性官僚，是不是像他们说的那样，不可或缺呢？

其实，"建立一个朝代，搭建朝廷的管理框架，一个县的人才就够了。"

刘邦的沛县集团，刘秀的南阳集团，曹操的毫县宗亲，李唐的关中集团，朱元璋的淮西功臣，左的湘军，李的淮军，本朝的两湖班底，都是如此。

创业能够成功，关键还是要看一把手，其他自己亲戚、老乡、同学就够用了，工作无所谓能不能做，关键是设计岗位的人。

领导用人，首先是任人唯亲，其次才是任人唯贤。即使是领导，他熟悉品性才能，或者敢说对一个人能有基本了解，也不过十几个而已。

因为每个人日常交际所需，大概就是这么多人。至于王朝建立后要搞"五湖四海"，甚至明清要专门分录南北榜，我们要适当倾斜少数民族考生，那是组织稳定之后，才考虑扩充的事。

人的本质是不想被管的，被人唠叨两句，多半都会嫌烦，纳税而被管理，似乎更是一件得不偿失的事情。

统治是怎么起源的？统治的本质是管理，统治的核心是利益分配，统治的刚需是稳定，统治的需求来源是群体的差异性。

把以皇帝为绝对核心的网格系统，延展开来，父兄、宰辅、外戚、宦官、地方、军权、财权、舆论思潮等，权力的递延和外扩，阻碍和分割，是否只这些有因素？他们又是如何，一一怎么被彻底遏制在萌芽状态的呢？

下期我们将从他们与皇帝关系的亲疏远近，做一下逐步梳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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